异端经济学串犯困连载无名氏No.50123424 返回主串
2022-06-25(六)01:48:40 ID:Jqe7Rdr 回应
等了很久终于又有岛了
重新建个异端经济学串
承接各类经济学问题
顺便记录一些日常吐槽
无标题无名氏No.52173258
2022-09-22(四)12:21:08 ID: Jqe7Rdr (PO主)
例如,
双循环,强调的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这个道理上是对的。老发展经济学里,纳克斯讲的均衡增长理论其实有类似的看法。
(后面有机会再来展开说)
总的目标是发展不能受限于人,依赖外国的市场资金技术。
后来呢,经过了经济学家的一番努力,双循环强调的是平衡统筹国内国外两个市场。然后把西方经济学的教条重新输出了一遍。
这个概念也就意义减半了。
无标题无名氏No.52173355
2022-09-22(四)12:24:54 ID: Jqe7Rdr (PO主)
又例如,
新型举国体制,讲的是要像当年搞两弹一星一样,动用政府的力量,攻克关键核心技术。
经过经济学家的一番努力,现在变成了,新型举国体制,新就新在不是计划经济,而是合理划分政府和市场的边界。然后把西方经济学的教条又输出了一番。
一个有点用的新概念,意义尽失。
无标题无名氏No.52173422
2022-09-22(四)12:28:27 ID: Jqe7Rdr (PO主)
>>No.52173355
越想越气。
前段时间去给官员干部编了个通识读本(给领导打工),讲了讲什么是新型举国体制。
我写了一章,然后深刻感受到了和别的老师写的内容,完全不是在一个世界。。。
回头等肥po搬运过来。
无标题无名氏No.52173550
2022-09-22(四)12:34:53 ID: Jqe7Rdr (PO主)
案例一:苹果公司,造浪者还是冲浪者?
毫无疑问,苹果公司的产品站在了数字革命浪潮的前沿。IPod、IPhone、Ipad等苹果公司产品的出现直接改变了电子产品的市场格局。这些凝聚着前沿技术的产品助力苹果公司成为了世界上最有价值的企业之一。对于苹果公司的成功,在2005年的一次演讲中,苹果公司已故的首席执行官史蒂夫·乔布斯这样概括他所秉持的文化理念:“求知若饥,虚心若愚(Stay hungry,stay foolish)”。乔布斯的这句格言阐发了一种鼓励冒险,鼓励创新,在产品设计中强调科技前瞻性的企业文化。显然,这样一种企业文化塑造了苹果公司的发展战略,是它成功的重要基石。
然而,如果我们认为苹果公司的成功仅仅是私人企业创新精神的成功的话,那么我们就只看到了冰山漂浮在水面上的一角。一个有趣的问题是,苹果公司的成功来源于更高强度的研发投入吗?对此,我们可能想当然地觉得苹果公司是行业中研发投入最大的企业,但事实并非如此。德迪乌和施密特长期追踪苹果公司的成长,他们统计了2006年至2011年间苹果公司和其他同类型公司的研发投入,结果发现,苹果公司的研发支出占销售额的比例位列微软、谷歌、三星等14个企业的倒数第三。
无标题无名氏No.52173561
2022-09-22(四)12:35:24 ID: Jqe7Rdr (PO主)
如何来认识这样一种反常的现象呢?为什么苹果公司在创新活动中投入相对较少但却仍然收获巨大呢?对此,我们有必要观察一下苹果公司创新的技术源头。我们会发现,在这些技术创新背后美国政府功不可没。
以IPod为例,其中包含的多项核心技术的渊源如下:(1)动态内存高速缓存设备,来源于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2)点击式触摸屏,来源于皇家雷达研究所和欧洲核子研究组织;(3)锂离子电池,来源于美国能源部;(4)信号处理器,来源于美国陆军研究办公室;(5)液晶显示器,来源于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和美国国防部;(6)微型硬盘驱动器,来源于美国能源部和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7)微处理器,来源于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
IPod的这些核心技术继续运用于苹果公司的其他新产品如IPhone和IPad上,除了这些核心技术,这些新产品还包括了如下核心技术:(1)多点触控屏幕,来源于美国能源部、中央情报局、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和美国国防部;(2)导航卫星定时和测距全球定位系统,来源于美国国防部和美国海军;(3)智能语音助手,来源于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4)因特网,来源于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和欧洲核子研究组织;(5)蜂窝通信技术,来源于美国军方。
无标题无名氏No.52173572
2022-09-22(四)12:35:57 ID: Jqe7Rdr (PO主)
查阅相关历史不难发现,美国政府通过各种方式促成了这些核心技术的诞生。例如,因特网最初的出现是因为美国政府担心在遭到核打击之后通信能力受损。这时兰德公司(RAND,美国最重要的以军事为主的综合性战略研究机构)的一位名为保罗·巴兰(Paul Baran)的科学家提出了建立分布式通信网络的设想。这一设想面临诸多技术难题,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组织了多个技术攻关团队,最终实现了因特网技术的突破。又例如,全球定位系统直接来源于美国国防部,目的是收集军事信息,从而便利军事指挥和部署,进行精确化打击。又例如,我们所熟知的智慧语音助手最初来源于斯坦福研究院,这个研究院获得了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的资助。它们最初的目的是研究一个协助军方管理的“虚拟办公助理”。后来智能手机面世之后,斯坦福研究院意识到了商机,成立了一家名为“智能语音助手”的公司,这家公司在2010年被苹果公司收购,由此诞生了苹果公司的智慧语音助手SIRI。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通过这些例子,我们不难发现一个基本事实:美国政府是许多重大技术创新的主要推手。由此就不难解答我们在前文中所提出的问题了。对于苹果公司引人瞩目的产品创新,美国政府是造浪者,它实现了许多重大技术创新;苹果公司是冲浪者,它站在美国政府所创造了技术浪潮的潮头,以此结合它在产品设计上的创新理念,最终才产生了IPod、IPhone、IPad等高科技产品。尽管苹果公司的研发投入不能赶上同行业的其他企业,但是它能够利用其创新的设计巧妙地结合已有技术,这是苹果公司取得创新成果的重要秘诀。
在苹果公司的案例中,美国政府所扮演的角色完全没有被所谓市场自由的边界所束缚。相反,它全方位的参与到了苹果公司的技术创新活动中。除了上文所述的技术成果支持以外,美国政府还为苹果公司提供了各种税收和政府采购的支持。这些政策曾一度帮助苹果公司度过危险期。美国的公立学校是苹果产品忠实的客户,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就大量购买苹果的电脑和软件,而这一时期苹果公司正因为一系列家用计算机产品的失败而身处险境。
当然,苹果公司的案例远远无法满足我们的好奇心。尽管美国政府“看得见的手”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我们更加关心的是美国一些具有“举国体制”特征的科技创新活动。接下来,让我们把视角转向这样一些创新活动的案例。
无标题无名氏No.52184574
2022-09-22(四)22:02:32 ID: Jqe7Rdr (PO主)
案例二:从曼哈顿工程到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
曼哈顿工程是我们耳熟能详的科技创新计划,这一工程具有明显的举国体制特征。曼哈顿工程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陆军部的原子弹研究计划。这一计划开始于1942年6月,其主要成果是两枚运用于实战的原子弹,它们被相继引爆在了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美国原子弹的研制成功离不开曼哈顿工程的有效实施,正是这一举全国之力的科技创新计划使得原子弹技术从理论变成了现实。对此,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原子弹的研制过程。
美国对原子弹的研制工作要早于曼哈顿工程的实施。从1939年开始,陆续有科学家写信建议美国政府抓紧有关铀的研究工作。但是,这一研究工作最初开展得并不顺利。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美国政界和科学界最初对原子弹研究计划的设想出现了偏差,他们认为原子弹的研制只需要少数科学家和几个研发团队的自由探索就可以完成。罗斯福政府在1939年批准建立了铀顾问委员会,负责推进原子弹的研究。这一委员会实际上没有足够的权力对原子弹相关的研究人员、机构和资源进行集中统一的领导。它的负责者是来自军方的格罗夫斯,这个人最初只是一个校级军官。(直到后来美国政府发现他的级别不足以调动和指挥科学家,他才被“紧急”提升成将级军官。)这一时期原子弹的研制工作被交给了分散在不同研究机构的科学家们独立进行,这些科学家们彼此间也没有什么交流和合作。这种分散式的研究模式的弊端很快暴露出来。罗斯福政府发现,分散进行的核裂变研究使得不同研究小组彼此独立,它们常常意见不一,工作重复,目的不明确。这种散兵游勇式的科技研发的结果是,相关的资源无法得到充分的利用,项目进展缓慢。
1942年7月开始,美国军方开始接手核计划,8月13日,这个计划有了一个新代号,“曼哈顿工程”。在曼哈顿工程中,美国政府改变了原本自由探索式的科技创新体系,取而代之的是具有明确任务导向特征的,集中统一管理的,系统化的科技管理组织模式。管理体制的变化使得原子弹的研究工作走上了快车道,相关的研究有了一个总体的研究计划,各种研究计划逐渐步入正轨并产出成果。
无标题无名氏No.52184591
2022-09-22(四)22:03:26 ID: Jqe7Rdr (PO主)
曼哈顿工程的作用可以直观地体现在美国政府对资源的集中调配上。在原子弹研制初期,研究者远远低估了这一工程所需的人员、资金和物资,也低估了这一工程对调配资源所需的努力。在铀顾问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上,委员会决议要6000美元的经费来购买石墨用于研究,这一笔经费的申请颇费了一番周折,从申请到落实花费了4个月的时间。即使在曼哈顿工程开始后,在组建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时,原子弹的总设计师奥本海默还乐观地认为,这一实验室的研究工作只需要6名物理学家和100多名工程技术人员就足够了。但事实上,到了1945年,这个实验室总共拥有2000多名文职研究人员和3000多名军事人员,其中包括了1000多名科学家。而整个曼哈顿工程实际耗资高达20多亿美元,参加者多达20余万人。这样高强度的对人员、资金和资源的集中配置,有赖于曼哈顿工程所形成的集中统一管理的科技创新系统。
比起资源的集中调配,曼哈顿工程所起的更重要的作用是,它构建了一个任务导向型的科研创新系统。原子弹的研制工作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问题,而不是简单的科学研究问题。在此之前,一些理论已经预言了原子弹在技术上的可能性。例如,1905年,爱因斯坦提出了质能方程式,从理论上预言了自原子核中发掘强大能源的可能。20世纪40年代末,约里奥-居里夫妇为首的实验小组和费米为首的实验小组相继通过实验阐明了链式裂变的可能性。但是,要让这些理论预言转变成现实,需要的是政府部门、科研机构、大型工业企业的相互配合,并由此形成一个致力于原子弹技术的创新系统。曼哈顿工程开始后,原子弹的理论研究与设计中心,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在1943年3月初步建成,一系列核裂变研究相关的工厂陆续建成。一个相互合作并产生正反馈效能的创新体系取代了原本各自为政的创新体系,并且这毫无疑问离不开对整个原子弹工程的集中统一领导。
曼哈顿工程可能会给我们一个错误印象,那就是美国这种具有“举国体制”特征的创新活动只是战时的临时体制。但事实并非如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曾一度废弃了曼哈顿工程为代表的科研创新政策,恢复以自由探索为主导的体制。然而,一个历史事件改变了这一切。1957年,苏联发射了人类史上第一颗人造卫星。这一事件引发了美国朝野上下一片震动,美国害怕自己会输掉这一场科技大战。为此,美国政府开始以各种名目重新建立起了政府科研管理机构,这些机构被隐蔽地设置在美国国防部、能源部、中央情报局等机构下,它们的活动一般被冠以国家安全的名义,从而不必受到“自由市场”教条的束缚,等于给这些活动加上了一层隐蔽的外衣。在这之中,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就是美国隐蔽的科技创新政策的重要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