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经症者历史指南我从未离去…………No.69437414 只看PO
2026-09-14(一)00:38:42
ID:8aPnVcw 回应
《Далеко-Далеко》https://y.music.163.com/m/song?id=1990154694
唉……我们来晚了?
一切伟大早已逝去。热血冷却,雕像倒塌,斗士蒙污,旗帜易色,娱乐至死。
昂扬的梦只存在于过去,剩下的只是一些勉强挣扎着,头脑浑噩地生活的肉块——你我都包含在内。无穷的远方,无尽的人们,与你我何干呢?
活着到底有什么意义?看看新闻吧,再看看新闻的评论吧。人好像只有选择两种身份的自由:狂信者和叛逆者。
这真是最狗屎的时代,这真是最绝望的时代,这真是历史的终结 这……
……还是说,其实不然?抱怨者想要的到底是伊甸园,还是抱怨本身?
我们到底生活在一个怎么样的时代?我们到底用什么眼光看待过去?我们将如何抵达未来?我们该怎么抵达未来?
过去的人们到底如何看待他们自己?我们迷恋的过去,是否是事后性建构的一个不可能的天国?
我们是谁?我们从何处来?我们要到哪里去?怎么办?
本文不试图提供一个究极的,坚定的解决方案。作者没有能力,也不想成为任何人的老师。但,我依旧有些想分享的读书笔记,依旧有些想说的话,依旧想要持有一种摆脱冷气,向上走的精神。
别在我的坟前哭泣,我不在这里……
别在我的坟前哭泣,你从未失去……
别在我的坟前哭泣,我还不能与你别离……
让我们开始吧。
Dobro došli u vodič kroz istoriju neurotičara.
无标题无名氏No.69505497
2026-09-24(四)12:16:51 ID: 8aPnVcw (PO主)
“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这是齐泽克在1989年出版的成名作《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中提出的核心概念。它不仅是齐泽克理论大厦的基石,也是从个体症状走向社会幻象的关键桥梁。
要理解它,我们先从拉康的“原质”(the Thing)说起,再进入齐泽克的改写。在拉康那里,“原质”(das Ding,法语 la Chose)指的是一个被提升到不可能之高度的对象。它不是你可以触碰的实物,而是一个空位——一个被欲望投射、被幻想包围、被禁止靠近的“中心空洞”。
它的核心特征是:
• 它不在场:你永远无法直接触及它,只能绕着他打转。
• 它被禁止:接近它本身就是一种逾越,因此它才显得珍贵。
• 它是欲望的组织者:你的所有欲望,都是围绕着这个“不可能的对象”来编排的。
比如,在恋爱中,你渴望的“那个人”,其实不是一个实际的人,而是一个被你的欲望投射所包裹的原质——你爱的不是ta的全部,而是ta所占据的那个空缺的位置。一旦你真正拥有了ta,原质的魔力就消失了,剩下的只是一个普通的人。
齐泽克把拉康的原质从个体心理层面放入了社会政治层面。他说: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就是一个被提升到“原质”高度的普通事物——它本来只是一堆物质材料、一个抽象概念、一个历史事件,但它被社会赋予了一种不可亵渎的、绝对神圣的地位,成为整个象征秩序的锚点。
它的运作机制是:
1. 它是一个普通事物,但被赋予了“非凡的意义”。
2. 它承诺“填满匮乏”——只要你效忠于它、服从于它、追求于它,你就能获得“完整的享乐”。
3. 它的崇高性恰恰依赖于它的“不可能性”——一旦你真正抵达它、占有它、实现它,它的魔力就会消散。因此,它必须永远处于“即将到来但尚未到来”的状态。
齐泽克举过许多例子:
•民族:不是一个地理实体,而是一个被神话化的崇高客体——你愿意为它牺牲、为它杀人、为它赴死,但你无法指出民族具体是什么。有血统考证说印度人的雅利安血统最纯洁,而中华民族,汉民族本身也是在长久的历史发展里与周边所谓“夷人”融汇贯通的。也因此,大汉民族只看汉或者明,却无意识回避唐朝的辉煌气象。
•领袖:不是一个具体的人,而是被投射为“民族意志的化身”的那个空位——你忠诚的不是他本人,而是他所占据的那个位置。他可以有很多名称:牧羊人,旗手,舵手,火炬手,等等。
•革命本身:在革命运动的高潮期,革命本身就是一个崇高客体——它被想象为“一切旧秩序的终结、新世界的开端”,但革命一旦成功,这个幻象就必须让位于建设的日常。
齐泽克引入“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不是为了让我们嘲笑那些被崇高化的东西——不是为了说“你看,民族不过是虚构的,领袖不过是个人”。
如果是那样,他就只是在玩“解构”的游戏,而齐泽克从来不是解构主义者。
他想说的是三件事:
1. 意识形态不是谎言,而是支撑现实的必要条件。如果你戳穿了民族是虚构的,你并不会获得自由——你只会陷入“什么都可以、什么都不重要”的虚无。恰恰是民族这个崇高客体,让你有了愿意为之奋斗的东西。因此,意识形态不是虚假意识,而是“现实本身得以维持的那个幻象性框架。
2. 崇高客体的“位置”比“内容”更重要。重要的不是“民族”还是“阶级”还是“革命”被放在那个位置上,而是必须有一个东西放在那个位置上——否则象征秩序就会彻底瓦解。所以,当一个崇高客体失去效力时(比如“恢复中华”变得空洞),社会必须寻找另一个替代品(比如“革命建设”、“科技创新”、“生态文明”)。
3. 真正的政治行动,发生在崇高客体被‘去崇高化’的时刻。当一个人不再极端崇拜领袖、不再迷信民族、不再盲目追求GDP增长时,他可能会陷入焦虑。但如果他能穿越这种焦虑,并在“没有崇高客体担保”的情况下依然决定行动——那才是齐泽克所说的“行动(Act)”。
如果我们把崇高客体这个框架放进中国近现代史,我们可以看到三次“崇高客体的转移”:
1.晚清时期:儒家道统是崇高客体——修齐治平、圣人之治、天下大同。整个象征秩序围绕着它运转。
2.五四到建国初期:革命成为新的崇高客体——它承诺“彻底改造旧世界”,所有牺牲和努力都因“指向革命”而获得意义。而幻象也确实支持着前辈们浴血奋斗,甚至依旧感染,影响着今天的我们。
3.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逐渐成为主导性的崇高客体——GDP数字、现代化、美好生活,成为新的欲望锚点。
每一次转移,都是原有崇高客体无法再提供享乐时,社会在焦虑中寻找新锚点的过程。这不是对经济增长或革命的否定,而是说:如果我们把增长当作一个新的大他者来崇拜——认为只要GDP上去了一切问题都会解决——那我们就是在重复晚清士大夫只要恢复了圣人之道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同一种结构性错误。正如那些话所说:“继续革命”,“改革不停”。
无标题无名氏No.69505621
2026-09-24(四)12:40:27 ID: 8aPnVcw (PO主)
民族、领袖、革命——是齐泽克分析崇高客体运作机制时经典的案例三角。它们分别对应了集体认同、个人魅力、历史进程三个维度,而它们共同的秘密在于:它们都依赖于一个“空位”,并通过对这个空位的“原质化”来组织社会的欲望和行动。
“民族”这个能指,在齐泽克的分析中,是一个完美的“浮动能指”。
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1913)中将“民族”定义为:历史上形成的、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共同体。这是一个十分有趣的定义。他被认为是民族的一个经典定义。但注意到了吗?斯大林一句“血缘”“外观”都没提。
你无法指着地图说这就是民族——疆域会变,人口会变,语言会变。你无法拿出一个生物学样本说这是民族基因——任何民族的血统都是混杂的。你甚至无法说“民族就是共同文化”——因为文化本身也是不断变化的。
但正因为它是“空”的,它才被赋予了“原质”的地位。它的“空”恰恰使它能够吸纳任何被投射到它身上的欲望、恐惧和希望。
它的运作机制是:
1.将“社会分裂”转化为“内外边界”。社会的阶级矛盾、贫富差距、价值冲突,都被“民族”这个能指重新编码为“我们”与“他们”的对立。你不是因为贫困而痛苦,而是因为“他们”夺走了你的财富。小胡子怎么做的,不用我说了吧?我需要提出,在当今的中国,一些奇异搞笑的舆论试图用所谓“大汉”取缔社会主义的“中华民族”的概念,揪出少数民族和外来民族,将其的问题和矛盾无限扩大化,甚至试图重回华夷之辩,用民族矛盾占据绝对主流。这是非常危险的。我们不说这些问题不存在,但每个民族都有好坏与烂人。如果不从历史和社会生产条件来分析和改进,而是无脑玩什么“大凉山TV”,这些人就是在走令人作呕的反动道路。
2.它为牺牲提供担保。为什么人们愿意为民族去死?不是因为民族有任何客观存在的实体,而是因为民族被建构为一个“超越个人生命的永恒实体”——你的死亡不再是“死”,而是“融入了民族的血脉”。这放在不同的历史里也会产生不一样的后果。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个担保可能产生神风特攻队,也会产生先烈与革命战士。我认为,这里的重点在于是否穿越了幻象。革命战士们知道一些任务近乎不可能完成,革命事业是困难且曲折的,但他们依旧选择去做,而自杀攻击队只是被洗脑的可怜虫。我们绝不能一而概之地谈论这个担保以及人们为其做的牺牲。
3.它通过“创伤”来再生产自身。每一次民族历史中的“创伤事件”(战败、被侵略、分裂),都会成为重新激活民族认同的“燃料”。齐泽克说,民族认同不是建立在“光辉历史”上的,而是建立在“被压抑的创伤”上的——我们之所以是“我们”,是因为我们共同经历过某种“不可遗忘的损失”。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这个能指经历了多次重构。在晚清,它是“反满排外”的载体;在抗战时期,它是“抗日救亡”的旗帜;在建国后,它被整合进“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叙事;在当代,它又成为“大国崛起”的情感基础。
而到了今天,当下,他又在往“反满排外”滑动.......
每一个阶段,民族这个能指的内容都在变,但它的结构位置从未改变——它始终是社会享乐的终极容器。
但这不意味着民族是假的。齐泽克会说:正因为它是“空”的,它才能承载如此多的政治能量。问题不在于我们是否应该相信民族,而在于我们是否意识到民族是一个“空位”,并在这个认识中,仍然选择以某种方式来组织我们的集体行动。
无标题无名氏No.69505624
2026-09-24(四)12:40:42 ID: 8aPnVcw (PO主)
领袖的魅力,在齐泽克看来,不在于“他本人有多伟大”,而在于他被投射到了“民族意志的化身”这个空位上。
这不是说领袖本人不重要——他的言行、他的气质、他的历史角色当然重要。但真正让他成为崇高客体的,是群众在他身上投射的那个不可能之物——“绝对真理”、“绝对正确”、“绝对可靠”。
它的运作机制是:
1.领袖的日常性被遮蔽。作为个人的领袖,会生病、会犯错、会有私人欲望。但这些“日常性”在领袖成为崇高客体后,要么被压制(不报道、不讨论),要么被重新编码(“他的感冒是为了工作累的”)。
2.领袖的不一致性被转化为一致性。领袖前后言行可能不一致,但这会被解释为根据形势灵活调整。领袖有时沉默,会被解释为深思熟虑。领袖有时愤怒,会被解释为对人民的深切关怀。这些不一致性,反而强化了他的“神秘感”。
3.领袖与群众之间必须保持“距离”。如果领袖变得太亲近、太日常、太“像普通人”,崇高客体的魔力就会消散。因此,领袖的公共形象必须被精心维护——他出现在群众面前时,是一个“被光环包围”的存在,而不是一个“可以随便拉家常”的熟人。
领袖本身,都会对此无可奈何。
“我的朋友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迫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
晋朝人阮籍反对刘邦,他从洛阳走到成皋,叹道: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鲁迅也曾对于他的杂文说过同样的话。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欢他那样坦率。他说,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在跌了几交之后,我亦往往如此。可是同志们往往不信。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
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峣峣者易缺,皦皦者易污 。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后两句,正是指我。我曾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读过这几句。人贵有自知之明。今年四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五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得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C党的钟馗了。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有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罢了。”
与后来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中“斯大林本人千方百计地鼓励和支持颂扬”的指控相反,档案和史料显示,斯大林在多个场合明确表达过对个人崇拜的反对。
他曾在给下属的信中批评“对个人忠实”的原则,强调“这不是布尔什维克的作风”,应当忠实于工人阶级和党,而非个人。他明确反对将“斯大林主义”与列宁主义并列。他也坚决拒绝了斯大林勋章的设立。
1938年,他坚决反对出版《斯大林童年时代的故事》,认为这本书在培植“对领袖和绝对正确的英雄的崇拜”,是“危险的和有害的”,甚至建议将书烧掉。他也坚决反对将莫斯科改名为“斯大林诺达尔”。
在柏林纪念碑的设计方案中,他排除了所有包含自己形象的设计,最终选择了士兵抱着小女孩的雕像。1949年他70寿辰时,也反对为自己举办庆祝活动。
尽管有上述反对言行,斯大林并未采取坚决措施制止个人崇拜的蔓延,其背后有着复杂的矛盾心理和现实考量。斯大林将崇拜现象作了区分。他认为普通工农群众的颂扬源于真挚的感激之情,只是文化水平低、表达方式粗俗,对此他虽不赞成但予以容忍。而他真正反感的是各级官吏出于“功名利禄”和“自我保护”的投机行为,他们摆放雕塑、高喊口号只是为了“不受到触动”。
他曾对作家肖洛霍夫解释,群众需要有一个可以寄托感情和感激的“头”或“神”,并暗示自己只是在“忍受”这种崇拜。面对作家关于为何允许无休止颂扬的提问,他的回答带着一种实用主义的狡黠:“有什么办法呢?——人们需要有个头。就让斯大林当这个头吧。”
到了晚年,面对已经制度化、普遍化的个人崇拜,斯大林的态度更趋复杂,带有一种清醒的疏离与无奈。
有记载称,如此程度的崇拜“显然使斯大林感到厌恶,有时候他自己也嘲笑这一点”。他会拿游行中“尺寸大得出奇的有小胡子的人的肖像”开玩笑,并辩解称人民的狂热是幼稚的欢乐,其崇拜对象并非他个人,而是他所代表的“一种潮流”。1943年底,他也曾向亲信抱怨自己被“神化”了。
学者指出,斯大林“虽然在理论上对个人崇拜有清楚的认识”,并有过许多反对的实际行动,但他并未与传统观念彻底决裂,有时从感情上还是接受对他的颂扬的。他未能采取坚决措施,部分原因在于觉得不能对群众的狂热采取强制手段,同时也可能意识到,一个围绕他建立的权威形象,对于维系当时体制的运转是“有用”的。
在任何一个大规模的社会运动中,群众对“领袖”的认同,往往不是基于对领袖个人生活、个人观点的全面了解,而是基于对他所占据的那个位置的认同——那个位置被想象为“能够代表全体人民、能够指引正确方向、能够凝聚集体意志”。领袖的崇高性本质上是一个幻象性的转移——群众把自己对“统一性”、“秩序”、“方向”的渴望,投射到了一个人身上。当这个投射成功时,群众获得了享乐(一种“找到了归宿”的感觉);当这个投射失败时(领袖犯错、逝世、或失去光环),群众会陷入巨大的失落和焦虑。
无标题无名氏No.69505625
2026-09-24(四)12:41:17 ID: 8aPnVcw (PO主)
革命作为一种崇高客体,有一个极其独特的悖论:它的崇高性恰恰依赖于它的未完成性。
在革命的高潮期,革命被想象为“一切旧秩序的终结”——不再是修修补补,而是彻底翻新。它许诺的不是有限的改善,而是绝对的解放。在那个时刻,革命是一个原质——它难以被彻底定义,但它被所有参与者视为“唯一的出路”。
它的运作机制是:
1.革命制造了一个断裂。它切断了过去与未来的连续性。过去的一切都被判定为“旧世界”,未来的一切都被许诺为“新世界”。这种断裂感,正是崇高客体的核心特征——它不让你“逐步改进”,它要求你“彻底放弃”。
2.革命吸收了一切剩余享乐。在革命期间,日常生活的匮乏、痛苦、挫折,都被重新编码为革命的代价——你的饥饿是为了胜利、你的牺牲是为了未来。这种“意义的赋予”,让原本无法忍受的痛苦变得可以忍受。
3.但革命一旦成功,它就必须从神圣降落到世俗。革命胜利后,你不再需要推翻,你需要建设。建设是日常的、缓慢的、充满妥协的。建设无法一直维持革命那样的激情。因此,革命作为崇高客体,要么自我消亡(进入日常管理),要么“自我异化”(为了维持激情,不断寻找新的“敌人”和新的“革命目标”)。
炒菜容易,炖汤难。
如果回顾中国近现代史,你可以看到“革命”这个能指经历了多次滑动:从“辛亥革命”到“国民革命”到“新民王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到“继续革命”。每一次,“革命”的内容都在变化,但它的崇高位置始终被保留——直到某一个历史节点,“革命”这个能指逐渐被“改革”、“发展”、“现代化”所替代。但“革”依旧在。
齐泽克的洞见在于:这不是革命失败了,这是革命作为崇高客体的生命周期的结束——它必须经历从神圣时刻到制度化的转化。真正的问题不是我们是否还能保持革命的激情,而是我们能否在没有“革命”这个崇高客体的情况下,依然维持一种面向未来的开放性。
这三个崇高客体——民族、领袖、革命——不是彼此独立的,它们往往是互相强化、互相支撑的。
•民族为领袖提供了“符号担保”:领袖是“民族意志的化身”,因此他有超越个人的权威。
•领袖为革命提供了“具体形象”:革命不是一个抽象过程,而是由领袖带领的“集体意志的实现”。
•革命为民族提供了“历史叙事”:民族不是在自然中完成的,而是在革命中不断“再造”的。
当三个崇高客体同时有效时,社会会形成一种高度统一的幻象。但当其中一个失效时,另外两个也会受到动摇。这正是历史中许多转折点的逻辑。
请各位读者自己思考:
晚清时,民族(反满)、革命(共和)、领袖(孙中山)的三个元素如何组合?如何冲突?
抗战时期,民族(救亡)、革命(抗日)、领袖(蒋 vs 毛)——这三者的张力如何塑造了历史走向?
建国后,民族(社会主义新中国)、革命(继续革命)、领袖(毛)——这三者如何被缝合,又如何产生了内在的裂隙?
改革开放以来,民族(复兴)、革命(逐渐淡出,变化)、领袖(新的定位)——这三个元素发生了怎样的重组?
无标题无名氏No.69505694
2026-09-24(四)12:58:57 ID: 8aPnVcw (PO主)
我们做些补充,来谈谈神话与景观。
在严格拉康术语里,“神话”和“景观”并非核心词(它们更多属于罗兰·巴特和居伊·德波)。但齐泽克大量挪用并改造了它们。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觉得神话是指神仙鬼怪的幻想。但在巴特的批判语境里,神话是一种去历史化的操作:它把某个特定历史时期形成的、充满权力斗争的人为规则,伪装成自古如此、天经地义的自然规律。
一张废纸能换面包,这其实是人类历史中极其晚近且脆弱的社会契约。但神话操作将它包装为货币天然就是价值的载体——仿佛黄金和纸币本身就散发着价值的物理光芒。
出轨文学里反复渲染“平淡爱情和危险激情必然分裂”,这本身就是一个被神话化的人性预设。它不是宇宙真理,而是一夫一妻制现代社会为了维持稳定,刻意强化的一种话语陷阱。当你接受性欲和真爱就是无法并存时,就是在消费这个神话。
回顾那些被说成本来如此的东西,然后追问:这东西在历史上是从哪一刻开始被发明出来的?
一旦你看到它的出生,神话就碎裂了。
居伊·德波在《景观社会》中指出:景观不是图像的集合,而是人与人之间被图像中介的社会关系。他认为,这是马克思异化理论(人所创造的事物反过来奴役了人)的一个重要延申。齐泽克在此基础上补了一刀:景观不是掩盖了真实的假象,它恰恰是构成我们今天现实感的必需成分。
看着Instagram上别人的度假照,你不会觉得那是假图,你会觉得“那才是生活,我的是苟且”。这个景观反过来重塑了你的欲望结构——你不再根据自己身体的需要去旅行,而是根据如何拍出被点赞的景观去旅行。
我们之前讨论的“刷视频停不下来”,表面上是你在看内容,实际上你是在被景观流裹挟。算法不给你看客观世界,它给你看经过剪辑的、最能激起你享乐的片段。你活在一个被景观二次包装过的拟像世界里。
当你发现你买一件衣服,是因为你想象“穿着它在哪个景观里拍照”时,你就抓住了景观的尾巴。
齐泽克指出当代意识形态不再是“虚假意识”(欺骗),而是景观化的神话。
旧意识形态告诉你“上帝存在,你要听话”(你可能不信)。
新意识形态不直接告诉你该信什么,而是通过无穷无尽的景观(热搜、电影、段子),把一个特定的价值排序像背景噪音一样植入你的无意识。比如,它不用宣传“消费是好的”,它只是让你每天看到“拆快递的短视频”配上欢快的BGM——久而久之,“拆快递=快乐”就成了你无意识里的新神话。或者,他反复给你推广州黑人笑话,四川大凉山TV,然后再把评论区的热评做成视频,维持景观的再生产。你一边骂,算法一边觉察你欲望看到这些屎,持之以恒地继续给你推流,让你沉迷在双重的享乐:一方面,贫苦地区民族落后的生活状态可供对比,让你产生优越感,一方面,社会主义的教育又能让你狠狠骂那些明了表现出优越感,甚至放任他们自生自灭的精英主义者。
搬屎者又能感受骂人的享乐,又能感受优越的享乐。一个“逆天”里面。包含了多重意义。
但有一点我想很明了:他们大多数不会真的认真了解穷困地区人们的情况,并真的做些什么。
下次当你看到一个被广泛传播、且带有强烈情感色彩的社会共识(比如“好男人就该……”“成功人士必然……”)时:
你应该用“神话”工具拆它:这个共识是在哪个年代、为了维护哪部分人的利益被塑造出来的?
你应该用“景观”工具拆它:追问这个共识是通过哪些重复的影像、梗、热搜,植入到你的日常感知里的?
当你同时做完这两个追问,你会发现营销号宣称的社会共识变得像纸糊的一样——你虽然没有立刻改变世界,但你已经不再被它完全捕获了。这就是齐泽克意义上的“哲学作为手术刀”。
无标题无名氏No.69505719
2026-09-24(四)13:06:50 ID: 8aPnVcw (PO主)
有人曾经发过一个评论,说自己看的每个视频都有广告插入,故事里的人们突然就开始念广告,感觉自己生活在楚门的世界里。
这个评论非常优秀,我觉得完全可以深挖。这就是你了解景观的完美入门。
广告插入不只是像《楚门的世界》,它是《楚门的世界》的日常化、碎片化、算法化版本。楚门是一个被统一导演安排的超级真人秀;而我们面对的是无数个小楚门,每个人都在镜头前生活、讲故事、突然念广告,背后没有导演,只有平台、算法、KPI 和品牌预算。
德波在《景观社会》里说得很关键:“景观不是影像的集合,而是以影像为中介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 也就是说,问题不只是视频里广告太多,而是故事、情感、亲密、冲突、生活本身,都被组织成可观看、可流量化、可变现的图像。
剧情号前 30 秒让你悲伤或激动,后 10 秒角色突然说“你换了新手机,那旧的”——这不是广告打断了故事,而是故事从一开始就是广告的容器。叙事时间被商品时间殖民了。
《楚门的世界》里有很多广告:妻子突然对着镜头念产品,朋友喝啤酒像推销。但楚门不知道。
然而,当代观众知道,创作者知道,甚至创作者知道观众知道。于是出现一种更复杂的“元广告”:你看剧情,你看广告,你还看“他们怎么把广告塞进剧情”。平台则在看你怎么看广告。
楚门被观看,观众看楚门;
我们看博主,平台看我们。
每个人既是观众,也是演员,也是被出售的商品。
楚门的世界是集中景观的寓言:一个中心导演、统一剧本、封闭摄影棚。
而当代更接近德波后来说的综合景观:既有中心化的平台和算法权力,又弥散到每个人日常的自我展示。不是一个大摄影棚,而是无数个直播间、短视频、朋友圈、Vlog。每个人都可能成为自己的广告牌。
楚门的悲剧是不知道,我们的困境是知道却继续”。我们知道人设是表演,知道推荐是算法,知道“恰饭”是广告,知道情绪被设计来带货,但我们还是看、还是点、还是买。
景观不靠单纯欺骗维持,它靠一种意识形态的共谋:大家都知道这是景观,但照样参与。这比楚门更难觉醒。楚门还有一扇门可以走出去;我们可能只有关闭 App,但关闭之后仍在景观的逻辑里。
广告插入也暴露了景观的缝合线。角色突然念广告,其实是一种尴尬的间离效果:它让叙事幻觉破裂,让你看见商品逻辑。但景观的强大恰恰在于,它能把这种破裂也收编成娱乐:“恰饭”变成梗,吐槽广告也变成流量,流量再变现。反讽不一定逃出景观,反而可能成为景观的新燃料。
《楚门的世界》问的是“什么是真实?”广告插入问的是“还有什么不是广告?”
景观社会的回答很悲观:没有纯粹外部,除非你还能创造不被观看、不被变现、不被图像中介的关系。但这不是个人关掉手机就能解决的,它涉及媒介结构、平台经济和劳动方式。
我们处于综合景观的极致——情感、信任、陪伴和故事,全部直接兑换成购买。
当代比楚门更分散、更日常、更无边界,也更难找到那扇出口的门。
我甚至开始怀念那些三十秒广告了。至少那个时候,视频们有着更加纯粹的幻象。
无标题无名氏No.69505963
2026-09-24(四)14:10:12 ID: i3gYMH6
视频推荐算法那块学到了。(;´Д`)
算法的价值函数并不是像宣称的一般在帮用户搜寻感兴趣的内容,只是希望用户留下来。
无标题无名氏No.69506210
2026-09-24(四)15:09:22 ID: 8aPnVcw (PO主)
>>No.69505963
如果真的推送的都是你喜欢的,为什么偶尔会冒进来一两个讲男女对立,大凉山TV,广州黑哥,逆天殖人,知乎故事,伪史论这些播放一般但评论千条的呢|∀゚
同志,保持绝对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