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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69437414 - 科学


神经症者历史指南我从未离去…………No.69437414 只看PO

2026-09-14(一)00:38:42 ID:8aPnVcw 回应

《Далеко-Далеко》https://y.music.163.com/m/song?id=1990154694
唉……我们来晚了?
一切伟大早已逝去。热血冷却,雕像倒塌,斗士蒙污,旗帜易色,娱乐至死。
昂扬的梦只存在于过去,剩下的只是一些勉强挣扎着,头脑浑噩地生活的肉块——你我都包含在内。无穷的远方,无尽的人们,与你我何干呢?

活着到底有什么意义?看看新闻吧,再看看新闻的评论吧。人好像只有选择两种身份的自由:狂信者和叛逆者。
这真是最狗屎的时代,这真是最绝望的时代,这真是历史的终结 这……

……还是说,其实不然?抱怨者想要的到底是伊甸园,还是抱怨本身?

我们到底生活在一个怎么样的时代?我们到底用什么眼光看待过去?我们将如何抵达未来?我们该怎么抵达未来?

过去的人们到底如何看待他们自己?我们迷恋的过去,是否是事后性建构的一个不可能的天国?

我们是谁?我们从何处来?我们要到哪里去?怎么办?

本文不试图提供一个究极的,坚定的解决方案。作者没有能力,也不想成为任何人的老师。但,我依旧有些想分享的读书笔记,依旧有些想说的话,依旧想要持有一种摆脱冷气,向上走的精神。

别在我的坟前哭泣,我不在这里……
别在我的坟前哭泣,你从未失去……
别在我的坟前哭泣,我还不能与你别离……

让我们开始吧。

Dobro došli u vodič kroz istoriju neurotičara.

无标题无名氏No.69633128

2026-10-16(五)12:49:30 ID: 8aPnVcw (PO主)

齐泽克的“新共产主义”不是一个回到过去的口号,而是他为了回应当代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而提出的一个激进理论方案。它的核心是一种激进的、基于全球团结和共享的逻辑,旨在对抗那些正在将人类推向灾难深渊的“四种对抗性”。

齐泽克认为,当今全球资本主义包含着四种无法自行解决的“对抗性”,正是这些危机使得共产主义理念必须被重新激活。

生态灾难的迫近威胁:资本主义的无限扩张正导致气候崩溃和生态系统的不可逆破坏。
知识财产的不恰当性:将语言、知识、遗传基因等“共有物”私有化,是荒谬且危险的。
新技术的伦理冲击:生物遗传学等新技术的发展,带来了深刻的社会与伦理挑战。
新形式的隔离与贫民窟:全球范围内新的围墙、隔离和贫民窟正在被建造,加剧了社会分裂。

这些危机不再是局部问题,而是系统性的、全球性的,因此需要一种同样全球性的解决方案。

齐泽克认为,传统的产业工人阶级已不再是唯一的革命主体。新的革命主体是所有被现行全球资本主义秩序排斥在外的人——包括移民、难民、失业者、贫民窟居民等。在齐泽克看来,在全球性危机面前,“我们全都变成了无产阶级”,因为我们都可能在一夜之间失去一切。

齐泽克拒绝等待一个完美的革命时机或一个救世主式的领袖。他指出,左翼知识分子不应绝望地等待新的革命代理人,而应认识到自己就是那个行动者。这意味着,行动不能等到一切条件就绪,而必须立即开始。他认为,我们必须接受未来可能发生的灾难性结果(如生态崩溃),然后立足于这个已注定的未来,去回溯性地干预现在,为当下植入一种新的可能性,从而改变那个命运。我们不是建构一个美好的未来,而是竭尽全力避免那个糟糕的未来。

齐泽克认为,新冠疫情暴露了资本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局限性。病毒不分国界,任何国家都无法单独应对,这迫使人们认识到全球合作与团结的必要性。他提出,应对疫情的唯一出路,是基于对人民和科学的信任,重新发明共产主义。这包括赋予世界卫生组织等全球机构更大的执行权力,以及在国家层面采取更积极的干预角色。

除了宏大叙事,齐泽克也举过一个非常具体的例子。他提到,两个饥肠辘辘的人面对一块面包,不是去争夺,而是自发地分享,这就是一种“乞丐的共产主义”。这种实践跳过了“私有财产”的逻辑,直接基于团结和互助的原则,是共产主义理念在日常生活中的微光。齐泽克还曾提出过一个极具想象力的概念——“奇点共产主义”。他借用技术奇点的概念,设想当数字技术将无数大脑连接成一个庞大的共享网络时,可能会创造出一种全新的、超越个体的集体智能。在这种状态下,共产主义就不仅仅是一个社会方案,而可能成为一种无比激进的“宇宙事件”。

一些批评者指出,他的方案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历史唯物主义,其去中心化的革命实践路径模糊不清,对共同体的建构也缺乏有力的经济基础支撑,在本质上仍然是一种后现代主义的救赎方案,而非建立在扎实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之上。总的来说,齐泽克的“新共产主义”更像一个诊断性的、指向行动的理论框架,而非一个详尽的政治纲领。它的力量在于清晰地指出了当前全球资本主义的致命症结,并呼唤一种基于团结、共享和立即行动的激进替代方案。至于这个方案能否真正落地……至少齐泽克也算不完美地做出了些“行动”罢……

无标题无名氏No.69633177

2026-10-16(五)12:58:43 ID: 8aPnVcw (PO主)

齐泽克的“减法政治”(subtractive politics)这个概念,最早来自他对巴迪欧的解读,后来发展为他自己的政治立场。它的核心主张是:真正的政治行动,首先不是提出一个替代方案,而是拒绝参与现有的游戏。

换句话说,减法政治不是“我要这个,我不要那个”,而是 “我不玩了” 。它是对整个象征秩序说“不”的姿态。

你走进一个甜品店,店员问你想要巧克力还是香草味的冰激凌。重点不在于选择口味,而是问店员为什么我只有这两个选择,为什么你们不卖棉花糖?

齐泽克反复举的一个例子是:当有人问你“你支持市场还是国家?”时,如果你回答“我支持国家多一些”,那你仍然在游戏内打勾。真正的减法政治是拒绝回答这个问题,并指出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一个陷阱——它预设了“市场”和“国家”是两个对立的选项,而真正的选择在于质疑这个二元对立本身。所以,减法政治不是“从我不想要A,到我要B”。它是 “我不想要整个A和B的框架” 。它不提供替代方案,它提供的是对替代方案必须被提出的那个框架的否定。

齐泽克认为,当代左翼最大的问题就是太快地想要提供“替代方案”。每当出现危机,左翼就急于说“我们应该这样做”“我们应该那样做”,然后这些方案迅速被资本主义系统吸收为“另一种选项”。减法的姿态是:先拒绝,不急于替代。但这不意味着减法政治永远停留在否定中。它的逻辑是:只有在你真正拒绝了现有框架之后,新的可能性才会从拒绝的姿态中生成——而不是从“设计一个更好的方案”中生成。

齐泽克引用拉康的话说:“欲望不是对某个对象的欲望,而是对‘欲望本身’的欲望。”减法政治的“不想要”不是虚无主义,它是一种持续的追问姿态:我不接受现有的答案,我要保持问题的开放性。

教员晚年的“继续革命”理论,可以诠释减法政治的一些思路。它不是提出一个完美的社会主义蓝图,而是对“官僚化”、“特权化”说“不”。它的核心姿态是“否定”——否定那些正在使革命变质的东西。

这些时刻都不是“从A到B”的过渡,而是在某个节点上对现有框架的拒绝。这种拒绝本身,才是真正的政治行动。

但革命的最终形态并不是减法政治。它是一个建构性的政治——它不仅要打破旧世界,还要建设新世界。它提出了一个积极的、肯定的目标: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他认为,太快地提出替代方案,往往会被系统收编。真正的行动是保持对现有框架的拒绝。但这样做,也很容易将自己搬到一个“无所不能且无所作为”的状态。
齐泽克的减法政治提醒我们:在提出想要什么之前,先要认真地不想要。如果你太快地想要一个答案,你可能会落入另一个陷阱。
但中国经验也提醒我们:如果你永远停留在“不想要”中,你就无法组织起改变世界的行动。
不要陷入虚无,历史的开放性永远不会被任何最终答案所关闭。

无标题无名氏No.69633206

2026-10-16(五)13:05:33 ID: 8aPnVcw (PO主)

“消失的中介”,是齐泽克从美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那里借来的一个核心概念,用来描述一种特殊的、具有历史催化作用的事物。它本身不是最终目的,却为一个新秩序的到来铺平了道路,然后在功成之后,从历史舞台上彻底消失,仿佛从未存在过。

它的核心特征是 “自我废除” 。它的成功恰恰体现在它的消亡上——当它所催生的新逻辑被普遍接受,成为一种“常识”或“第二天性”时,这个中介的原始形态和它当初的使命,就都变得不再重要,甚至难以辨认了。

“革命的彻底,甚至会让后来人忘记革命的必要性”

齐泽克最常引用的例子,是马克斯·韦伯关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兴起的分析。在从中世纪封建秩序向现代资本主义过渡的过程中,新教(尤其是加尔文宗)扮演了“消失的中介”。它提供了一套全新的伦理:禁欲、勤劳、理性地规划生活,并将世俗职业的成功视为荣耀上帝的方式。

这套宗教伦理催生了一种理性的、系统化的生活方式,为资本主义的“理性化”进程提供了最初的动力和纪律。然而,当这种“理性化”的精神已经深深植入社会成员的意识和习惯中,成为一种自发的、世俗化的行为模式后,新教作为宗教权威和伦理动力的原始功能就变得多余了。它“消失”了,留下的只是一个被世俗化的、追求利润的资本主义精神。

齐泽克会强调,新教的“消失”不是简单的被遗忘,而是一种结构性的隐匿。资本主义社会在确立自身后,会“回溯性地”抹去它对新教的债务,假装自己是自明的、理性的。新教作为“消失的中介”,恰恰暴露了资本主义并非自然秩序,而是一个需要意识形态“助产士”才能诞生的历史产物。

齐泽克对“消失的中介”的运用,最深刻地体现在他对庸俗辩证法“正-反-合”三段式的批判上。他提出,辩证法家必须学会“数到四”。传统的“正题-反题-合题”模式,暗示矛盾最终可以被一个更高的“合题”所解决或调和。但齐泽克认为,许多社会矛盾是结构性的、不可调和的对抗(例如阶级对抗),所谓的“合题”(如福利国家)只是一种掩盖裂缝的临时缝合。

齐泽克指出,在这个三段式之前,还存在一个被偷偷吞掉的“第四环节”——即那个构成性的“本源裂隙”。正是这个先在的裂隙,才分裂出了正题与反题。并非先有“自由市场”(正题)和“贫富分化”(反题),然后出现“福利调控”(合题)。其真正的起点(第0项)是生产资料私有制所预设的劳资结构性对抗。这个对抗是制度与生俱来的缺口。“自由市场”和“贫富分化”只是这个裂隙的外化表现,“福利调控”则是一个试图掩盖裂隙的“虚假合题”。而那个最初的、构成性的裂隙本身,就是“消失的中介”——它在后续的正反合叙事中被遗忘了,但它始终在支配着整个矛盾的循环。

齐泽克还用这个概念来理解思想史和精神分析理论的内在演进。
齐泽克认为,康德的先验唯心主义是黑格尔思辨唯心主义的消失的中介。康德发现了理性在认识物自体时的根本障碍,但他将这个障碍视为理性的限制。黑格尔则将这个障碍本身变成了答案:理性不是通往本质的障碍,理性本身就是本质显现的方式。康德哲学作为中介,促成了从限制到显现的视角倒转,而一旦这个倒转完成,康德哲学原有的框架(如物自体)也就被“废除”了。

类似地,弗洛伊德是拉康的消失的中介。弗洛伊德认为,我们害怕失去欲望的对象(如母亲)。拉康则将此推至极限:我们真正害怕的,不是失去欲望的对象,而是失去欲望本身。弗洛伊德的理论作为中介,引导拉康抵达了这个更根本的洞察,而弗洛伊德原始的表述则被“扬弃”和超越了。

齐泽克曾指出,法国大革命中的雅各宾派也是“消失的中介”。他们以激进的手段摧毁了旧制度,为新的资产阶级秩序扫清了道路。然而,一旦这个任务完成,雅各宾派的激进主义和恐怖统治就不再被需要,他们在热月政变后消失,留下的只是一个稳定下来的、更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国。

在一些理论家看来,“欧洲”这个概念本身也可以被视为一个消失的中介。它在历史上促成了民族国家体系的形成和全球资本主义的扩张,但当这些过程完成并普遍化之后,“欧洲”作为一个统一的、具有催化作用的政治实体,其意义和角色反而变得模糊和衰弱。

消失的中介之所以关键,是因为它揭示了历史转变的非透明性和结构性遗忘。它告诉我们,任何新秩序的诞生都不是自然而然的,它需要一个助产士。而这个助产士在完成任务后,往往会被新秩序回溯性地抹去,以维护新秩序自明和永恒的幻象。

识别消失的中介,就是一种意识形态批判的实践。它让我们看到,那些我们视为理所当然的常识(如资本主义的理性、市场的自明性),其背后都有一个被压抑的、被遗忘的中介环节。追问“这个秩序是如何诞生的?它依赖了什么,又抹去了什么?”,就是去重新发现那个“消失的中介”,从而揭示现存秩序的历史性和偶然性,打开它并非永恒不变的可能性空间。

无标题无名氏No.69633275

2026-10-16(五)13:17:41 ID: 8aPnVcw (PO主)

我们通常假设:一个事物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有一个先在的、给定的基础。一棵树长在土壤里,一个社会建立在生产方式上,一个观念源于某个更基本的物质条件。存在总是有根基的。

绝对反冲彻底颠倒了这个关系。它的核心命题是:一个事物并不站在一个先于它、给定给它的基础之上;相反,它在成为自身的过程中,回溯性地设定了那些看起来先于它的前提。用齐泽克自己的定义来说,绝对反冲意味着原因成为了它自己效果的效果。“cause is an effect of its effects”。

黑格尔在《逻辑学》中讨论“反思”时,提出了一个令人眩晕的命题:本质不是先于表象的深层内核,相反,本质是表象在自身运动中回溯性地产生出来的东西。

正因为堕落,天堂才成为天堂。黑格尔拒绝基督教的“伊甸园—堕落—救赎”叙事。在那种叙事里,伊甸园是一个原初的完满状态,堕落是后来的丧失,救赎是对丧失的克服。黑格尔说不是先有一个完满的正题,然后才出现了否定它的反题。相反,否定性的行动——丧失、撤退、分裂——本身就是原初的。正是这个原初的裂缝,才生产出了“被丧失的东西”的幻象,以及“要去往的地方”的幻象。

齐泽克将这一逻辑贯彻到底:在本体论层面上,根本不存在正题。 不存在一个作为完整自我同一性的起点。一切肯定性的东西——既有命题、现实秩序、一切事物之是——都是派生性的,都是由否定性的行动产生的。

你可能会觉得:这不就是黑格尔的“否定之否定”吗?不完全是。经典辩证法(尤其是被斯大林主义简化的版本)暗示了一个线性的过程:正题→反题→合题。在这个过程中,“正题”是一个真实存在的起点,“反题”是对它的否定,“合题”是对前两者的扬弃和提升。

绝对反冲说的是更根本的东西:那个看起来是正题的东西,本身就是否定性的产物。 不是“先有A,然后有非A,然后有合题”。而是:非A(否定性、裂缝、丧失)才是原初的。A(肯定性、秩序、在场)是后来才被生产出来的,而且它被生产出来的方式,是回溯性地把自己设定为从一开始就在那里。

一个作家写作写出了一个故事,然后回溯性地宣称“这个故事一直在我的脑海里,我只是把它记录下来”。但真相是:故事并不一直在那里。是写作这个行动——这个否定性的、生产性的行动——创造了那个一直就在那里的幻象。


齐泽克反复使用的一个政治例子是海地革命(1791-1804),这个例子完美地演示了绝对反冲在政治领域的运作。法国大革命宣称了“人人生而自由平等”的普遍权利。但法国殖民者在海地维持着残酷的奴隶制。形式上的平等宣言与实质上的种族奴隶制之间,存在着一个巨大的裂缝。

海地的起义者——在杜桑·卢维杜尔的领导下——做了一件极其绝对反冲的事情。他们没有说:“人权只是西方人的虚伪说辞,我们不要这套东西。”他们也没有说:“我们接受法国人的说法,但请你们仁慈一点。”他们做的是:把法国人自己宣称的普遍性原则,当作一个真实的承诺来对待,并迫使这个承诺兑现。他们对着殖民当局说:你们说“人人生而自由平等”。好。那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奴隶制是非法的。这意味着我们也是“人”。这意味着你们的“普遍性”必须成为真正的普遍性。

海地革命者所做的是:把一个伪装的普遍性变成了一个真实的普遍性。 他们站在大他者的裂缝处——法国殖民政权在宣称的原则和实际的实践之间的那道裂缝——并且用自己的行动,迫使那个宣称的原则从虚伪的能指变成了真实的地基。这在当代也有巨大的积极意义。我们需要学会利用主人话语,建构新的行动和可能性。

这就是绝对反冲的政治含义:一个秩序所宣称自己立足的那个基础,并不真的存在。但行动可以从这个秩序的裂缝处出发,生产出那个基础,迫使秩序成为它宣称自己是的东西。

海地革命者没有发现一个先于殖民秩序的权利基础。他们生产了那个基础。而一旦那个基础被生产出来,它就回溯性地看起来像是从一开始就存在的——仿佛“人人生而自由平等”真的是一个永恒真理,海地革命只是实现了它。

齐泽克将绝对反冲定位为“辩证唯物主义的精髓”。他在《绝对反冲》中论证:辩证唯物主义是黑格尔思辨态度的唯一真正继承者,而所有其他形式的唯物主义——从机械唯物主义到阿尔都塞的“偶然相遇的唯物主义”——都失败了。为什么?因为其他唯物主义仍然在寻找一个基础。机械唯物主义把物质当作基础;阿尔都塞把偶然性当作基础。但绝对反冲说:没有基础。 物质本身就是一个裂缝,一个绝对创口,黑格尔称之为“世界之夜”。

在这个意义上,绝对反冲是最激进的唯物主义:它不承认任何在先的给定物——无论是上帝、物质、历史规律还是经济基础。一切“给定物”都是回溯性生产的。存在的不是基础,而是生产出来基础的持续运动。

齐泽克由此重新定义了物质:物质不是最底层的东西,而是那个使一切底层成为可能的裂缝本身。物质就是绝对反冲的运作——它是比无还少的否定性,是那个在一切肯定性存在之下、并生产出一切肯定性存在的原初空洞。

绝对反冲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提供了一种没有根基的行动理论。如果你接受绝对反冲,你就知道:没有剧本。你行动的那一刻,你就在生产那个让你看起来像是在执行的剧本。 你的行动不是发现意义,而是生产意义。你的行动不是实现一个基础,而是成为那个基础。

人不是规则的体现。规则是人的体现。

革命者不是在实现一个已经被历史决定的目标。革命者在生产那个目标,并且在生产之后,回溯性地把它伪装成历史一直要我们去的地方。海地革命者没有发现人权。他们生产了人权。而一旦生产出来,人权就看起来像是“一直就在那里”的。

这就是绝对反冲的终极含义:事物从它自己的丧失中诞生,从它自己的不可能性中成为可能。

无标题无名氏No.69633326

2026-10-16(五)13:29:33 ID: 8aPnVcw (PO主)

世界之夜的补充:

“人就是这个黑夜,就是这个空无,他在其纯粹性中包容了一切——他拥有无穷无尽的表征和意象,但这些表征和意象,不属于他,也没有一样能够呈现出来。在变幻无常的表征中存在着的这个黑夜,自然的内部,就是周围的黑夜。在黑夜中,这里在枪击一颗血淋淋的头颅,那里又有一颗苍白的幽灵突然出现它的面前,然后又消失得一干二净。人在注视人的眼睛时,在注视那个变得可怕的黑夜时,他就瞥见了这个黑夜。”

这段文字描绘的是一种主体性尚未被符号秩序“驯化”前的原始状态。在这个“黑夜”中,主体尚未获得一个稳定的“我”的认知,一切表象和意象(血淋淋的头颅、苍白的幽灵)都在无目的地、碎片化地漂浮,没有归属,没有连贯性。齐泽克对这段文本的解读,是其整个哲学计划的核心支点之一。他将其与拉康的实在界(the Real) 概念紧密焊接。

齐泽克指出,“世界之夜”描绘的正是前符号的(pre-Symbolic)、前本体论的(pre-ontological) 领域。在这个阶段,语言和象征秩序尚未介入,主体面对的是一团混沌的、无意义的“杂多”(multitude)。这正是拉康所说的实在界——那个无法被语言和象征完全吸收、始终抵抗符号化的创伤性硬核。

齐泽克认为,黑格尔的“世界之夜”揭示了主体的真相:主体并非一个理性的、自明的“我思”,其内核是一个“绝对的否定性”。主体是“这个黑夜,这个空无”,是那个在一切肯定性存在(社会角色、语言身份)之下,纯粹的、激进的否定力量。这意味着,主体本质上是一个绝对创口(absolute wound),是“自然之内核”中的一道裂缝。精神(Geist)正是从这道裂缝中升起,并通过不断的否定和扬弃,来创造和重塑现实。

“世界之夜”也是主体自由的深渊。在这个前符号的混沌中,主体体验到一种深渊般的、狂暴的自由,它能够狂暴地把现实炸成游离的、四处漂浮的碎片。这种自由是可怕的,因为它意味着一切既定秩序都可以被否定和摧毁。齐泽克将这种世界之夜的体验,与谢林(Schelling)的自我收缩相提并论,即一种“否定自身之外的一切存在”的暴力姿态。“世界之夜”提醒我们,主体内核中始终存在着一种无法被现存秩序收编的过剩(excess),一种否定性的力量,它构成了对任何“终结”叙事的根本性挑战。

齐泽克同时也强调,“世界之夜”的否定性不能停留在抽象的否定(即纯粹的破坏和毁灭)上。真正的力量在于具体的否定(determinate negation),即通过否定来创造新的肯定性形式。精神(作为主体)就是这样一个力量,它自己治愈它施加在自然上的创口,通过否定来塑造新的现实。主体并非一个和谐的、理性的中心,而是一个“绝对创口”。一切社会秩序和身份认同,都是在试图缝合这个“世界之夜”的裂口,但这个裂口永远无法被彻底缝合。而正是这个无法缝合的裂口,构成了变革、自由和真正的政治行动的可能性空间。

无标题无名氏No.69633516

2026-10-16(五)14:12:57 ID: 8aPnVcw (PO主)

齐泽克坚持阶级斗争的不可调和性。他并非简单地重复“阶级斗争很重要”,而是通过将阶级斗争提升到本体论的层面,使其成为一切社会对抗的具体普遍性和无法被象征秩序消化的实在界硬核。

在有关核武器的辩论中,齐泽克与拉克劳的核心争论在于:阶级斗争是否只是众多社会对抗(如性别、种族、生态)中的一种?齐泽克的回答是否。他认为,阶级斗争具有一种结构性的优先地位,是“具体普遍性”。

这意味着,阶级斗争不是一个可以与其它斗争并列的“特殊议题”。相反,它是在所有社会对抗内部都发挥作用、并过度决定(over-determine)它们的那个维度。齐泽克强调,阶级并非社会实证分析中的一个“范畴”,而是贯穿整个社会肌体的根本对抗性原则。

因此,当齐泽克讨论核威胁时,他并非在谈论一个超越阶级斗争的人类共同命运问题。他会指出,核威胁本身也是被阶级斗争所过度决定的。核武器的分布、使用威胁以及围绕它的意识形态(如“流氓国家”叙事),都深嵌于全球资本主义的权力关系之中。

齐泽克将阶级斗争定位为社会层面的实在界。这意味着,阶级斗争不可能被“解决”或“调和”。任何试图将它纳入某个和谐框架的努力——无论是自由主义的“多元文化主义”、社会民王的“阶级妥协”,还是民族主义的“全民团结”——都注定失败,因为它触及的是一个结构性的裂缝,而非一个可以用政策修补的“问题”。

这正是他的关键论点。当自由派左翼试图将核威胁构建为一个全人类共同面对的存在性危机,并以此呼吁超越阶级的全球团结时,齐泽克会指出这是一种意识形态的遮蔽。它用一个看似普遍的人类困境(核毁灭),掩盖了产生这一困境的特定社会关系(资本主义的竞争逻辑、帝国主义的地缘博弈)。
这种共同人性的诉求,恰恰消解了对资本主义内在对抗性进行政治干预的可能性。

在2005年关于伊朗核问题的文章《给伊朗核武器一个机会》(Give Iranian Nukes a Chance)中,齐泽克清晰地展示了他的分析方法。他首先指出,每一种权力结构都依赖于一种潜在的、隐形的威胁来维持其统治。在20世纪,这种威胁被外部化为外部敌人:法西斯分子诉诸“犹太阴谋”,斯大林主义者诉诸“阶级敌人”,而美国人则诉诸“共产主义”乃至今天的“反恐战争”。

冷战时期的核威慑逻辑(MAD,相互确保摧毁) 是这种逻辑的顶峰。它的运作方式是:核打击必须永远保持为一种威胁,而不能被实际执行。这种威胁的功能,是合法化现有权力结构的永久紧急状态。

然而,“反恐战争”的逻辑发生了转变:隐形的威胁(恐怖分子)不再需要保持隐形,而是触发了对威胁的预防性打击的不断实际化。齐泽克警告说,我们正从MAD的逻辑,滑向一种一个孤独的疯子(ONE SOLE MADMAN)掌管一切”的逻辑,这种权力将自身呈现为永远处于威胁之下、仅仅在自卫,因而是最危险的一种权力。

在齐泽克看来,阶级斗争之所以是不可调和的硬核,是因为它不是关于分配是否公平的问题,而是关于社会形态本身的问题。

生产资料由谁占有?
剩余价值由谁攫取?
社会的再生产服务于谁的利益?

这些问题没有一个能让所有阶级都满意的中立答案。任何试图给出这种答案的努力——无论是福利国家、凯恩斯主义还是第三条道路——都只是在管理这个对抗,而不是在消除它。而管理,在齐泽克看来,恰恰是失败的标志,因为它承认了这个对抗的不可消除性,却拒绝去改变产生它的那个结构。

任何试图用人类共同生存,手牵手大家庭的普遍叙事来回避、掩盖或调和阶级斗争的尝试,本质上都是在为现存的资本主义秩序提供意识形态支持。

当核毁灭的威胁被呈现为一种超越阶级的、纯粹技术性的或道德性的危机时,它就被去政治化了。而齐泽克的任务,恰恰是重新政治化这个威胁——指出它并非来自抽象的人性之恶或技术失控,而是来自特定的、可被挑战的社会关系。

因此,对核威胁的“不可调和”的回应,不可能是“全人类团结起来废除核武器”这样一种无害的道德诉求。它必须是阶级斗争——对产生这种威胁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根本性的挑战。否则,任何和平都只是暂时管理了威胁,而不是消除了它的根源。

无标题无名氏No.69650405

2026-10-19(一)11:20:38 ID: nnH3DvC

 σ σ
σ( ´ρ`)σ[F5]
 σ σ

无标题无名氏No.69659304

2026-10-20(二)23:24:59 ID: 8aPnVcw (PO主)

感觉差不多也可以开始准备写结语了
如果感觉还有什么没说清楚,补充不够,说的错误的地方也请诸君指出!此串内容只是笔记和草稿,难免会有很多疏漏,欢迎指正哦( ´・ω)

无标题无名氏No.69673294

2026-10-24(六)18:38:33 ID: 8aPnVcw (PO主)

这趟齐泽克的旅程就要告一段落了。不知道我解释的是否清楚,您感觉如何呢?

齐泽克哲学的学习,比我以往任何时候的学习都感觉不同。其他的学习在结束后被都让人感觉到短暂的满足,但齐泽克哲学简单整理完后,只有一个比以往更深的匮乏沉默地凝视着我。

拿学校的学习为例,学习后固然头疼难受,还有一堆作业布置,但我确实能感受到自己是真学到了些东西,不管这个东西的名字是叫绝句,函数,主将从现,牛顿三定律,元素周期表,细胞结构,核心价值观,唐宋元明清还是全球洋流分布图。老师说的大多是对的,作业也可验证学习。

拿课外的学习为例,也是一样的。我高中时曾实在听不进数学卷子的压轴大题,于是在课上偷偷摘抄从学校图书馆里借来的马列毛小册子。这些书很老,呈米黄色,里面盖的章甚至是革委会的圆章。我借着这些书,度过了最难熬的痛苦时光。每当自己难受,痛苦,绝望时,想想书籍里导师们自信的口吻和精妙绝伦,符合现实的分析,不由得也缓和些许,然后借着他们的理论做些粗鄙的判断和推论,叹息些什么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五百年很近五十年很远的话,聊以自慰。

我在文中对网左做了很多调侃和批评,原因无二:我曾经是,现在也是网左。我曾经就是这么过来的,而现在自知恐怕还在网左的范畴里。学业和实习繁重,实践自然是做过,但自惭做的少,终究没有完成些什么自傲的事。唯一让人自豪的,便是在大学读书时,通过不停的交流和协调,努力让校方给自己的宿舍楼每层都装了一台洗衣机的事了。

但终究有时还是觉得空虚。高中毕业已有几年,我去了祖国的更多地方,实地感受了许多事,也曾简单在其他国家游学,和当地的人交谈沟通,对于历史和现实的理解终究多了些。回看自己高中的想法和行为,一方面觉得可笑而羞耻,一方面又暗自感激自己当初幸好没听那个课外班老师的意见,选择先读马列,而不是他推荐的什么哈耶克。看到的越多,做的事越多,反倒是对自己的未来感到越来越迷茫了。

有关精神分析,我在高中时读过梦的解析,但并未往后来者深入。一方面高中课业繁多,一方面拉康派精神分析当时在互联网上小成气候,各式各样的术语和黑话看的人眼花缭乱。当时我也诚心问过有关精神分析的入门,得到的答案是让我去啃原著,倘若读不懂,那便“安心做个普通人”。这语气叫我很不舒服。与其相比,主席的著作实在是深入浅出,语言好理解,可爱得让人几乎感动地流泪。于是我便告别弗洛伊德,去细读毛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