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标题无名氏No.69539810

2026-09-30(三)10:48:19 ID: 8aPnVcw (PO主)

“注重裂隙，因为没有任何系统可以完满”在拉康-齐泽克的框架里是正确的。但这个启示一旦试图从个体自我审视转向集体政治行动，就会暴露出它结构性的软肋。
“裂隙”是绝佳的诊断工具，但它天然地回避了“缝合”与“组织”的沉重义务。
“演讲的口误”、“政策里不对劲的感觉”、“听讲带来的莫名其妙的感受”——这些确实是实在界在象征界表面留下的划痕。齐泽克的所有政治分析，本质上都是把社会文本中的这些划痕放大成巨幅特写。当总统在演讲中突然语塞，当股市在毫无预兆时崩盘，当“人权宣言”无法覆盖难民潮——这些裂隙暴露了“大他者（意识形态）”的虚伪一致性。
这套方法论的巨大价值在于：它让任何试图宣称“历史终结”或“社会完成”的宏大叙事都无法安稳入眠。 它是一种“永久的揭穿机制”，在这个意义上，它确实指向了“改造”的必要前提——即绝不能被任何现存的系统彻底收编。

但问题恰恰在于，第一步之后，第二步该如何迈出？
当你抓住一个裂隙（比如区别待遇导致的社会愤怒）时，你确实解构了“人人平等”这个象征界的虚假同一性。但接下来，你面临一个极其沉重的问题：“如何把这种愤怒组织成一种新的、不依赖旧权力的力量？”
齐泽克的工具箱里，有强大的拆解工具，但几乎没有任何关于构建的蓝图。精神分析家们极其警惕“缝合”（因为他们认为缝合往往意味着新的极权幻象），但这种警惕导致了政治上的无限期悬置——永远在批判，永远拒绝建立新的权威，最终滑向一种精致的无为。
裂隙政治是一种防御性的政治，它擅长阻止最坏的事情发生，但它很难主动去建设一个更好的秩序，因为它对任何秩序本身都抱有一种病理性的恐惧。

当你把“裂隙”绝对化时，它就变成了一个新的幻象。“永远不要相信任何系统，永远去追逐裂痕。”
如果我们把这个指令当作绝对的普遍法则来执行——那么在政治实践上，它会导致一种永恒的反叛崇拜。你会变成那种永远无法与任何政党、任何工会、任何具体改革方案合作的纯粹批判者，因为你总能从中找到裂隙。
这种状态可谓 “癔症的政治化”。你永远在向大他者（现任政府、现行体制）质问“你到底要我怎样？”，但你拒绝提供任何替代方案。这种姿态在理论上是“清醒”的，但在现实政治中，它往往被资本和既得利益者用作维稳的工具——因为一个永远在争论、永远无法形成共识的左翼，对建制来说毫无威胁。

“裂隙是诊断与反思的起点，但它必须服务于‘在承认裂隙不可消除的前提下，依然敢于进行暂时性的、不完美的缝合’。”一个成熟的、介入现实的政治主体，不应该只满足于“发现权力系统在说谎”。他需要在看清所有谎言之后，依然有勇气去推动一部“不完美的法案”，或加入一个“不纯洁的政党”并尽力净化它。

裂隙是呼吸的缝隙，但人不能只活在缝隙里，人需要在地面上搭建一间能遮风挡雨的房子。这间房子注定会漏水，但那不是我们拒绝盖房，修房的理由。

无标题无名氏No.69539847

2026-09-30(三)10:55:30 ID: 8aPnVcw (PO主)

我们从上面引自法兰克福出版的小册子的那段话里，已经看到“左派”何等坚决地提出“不作任何妥协”的口号。这些无疑是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并且愿意做马克思主义者的人，竟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真理，这实在使人感到可悲。请看看1874年恩格斯反驳33个布朗基派公社战士的宣言时说的话吧（恩格斯同马克思一样，都属于那种少见的和极少见的著作家，能做到每一巨著中的每一句话含义都极为深刻）：
“‘……〈布朗基派公社战士的宣言中说〉我们所以是共产主义者，是因为我们要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在中间站停留，不作妥协，因为妥协只会推迟胜利到来的日子，延长奴隶制的时期。’
德国共产主义者所以是共产主义者，是因为他们通过一切不是由他们而是由历史发展进程造成的中间站和妥协，清楚地看到并始终不懈地追求最后目的：消灭阶级和建立不再有土地私有制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制度。33个布朗基主义者所以是共产主义者，是因为他们以为，只要他们愿意跳过各个中间站和各种妥协，那就万事大吉了，只要──他们确信如此──日内‘干起来’，政权落到他们手中，那么后天‘就会实行共产主义’。因此，如果这不能立刻办到，那他们也就不是共产主义者了。
把自己的急躁当作理论上的论据，这是何等天真幼稚！”（弗·恩格斯《公社的布朗基派流亡者的纲领》，载于德国社会民王党的报纸《人民国家报》1874年第73号，引自《1871─1875年论文集》俄译本1919年彼得格勒版第52─53页）
恩格斯在这篇论文中对瓦扬深表敬意，说瓦扬有“不容争辩的功绩”（瓦扬和盖得一样，在1914年8月背叛社会主义以前是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影响极大的领袖）。但是，恩格斯对他的明显的错误却没有放过，而作了详尽的剖析。当然，在年纪很轻、没有经验的革命者看来，以及在甚至岁数很大、经验很多的小资产阶级革命者看来，好像“容许妥协”是异常“危险的”，是不可理解和不正确的。而许多诡辩家（那班十二分“有经验的”政客）也正像兰斯伯里同志所提到的那些英国机会主义领袖那样，议论什么“既然布尔什维克可以作某种妥协，为什么我们不可以作任何妥协呢？”但是，在多次罢工（我们只拿阶级斗争的这一种表现来说）中受到教育的无产者，对恩格斯所阐明的这一极深刻的（哲学上的、历史上的、政治上的、心理学上的）真理通常都能很好地领会。每个无产者都经历过罢工，都同可恨的压迫者和剥削者作过“妥协”，那就是，在自己的要求完全没有达到，或者只得到部分的满足时，也不得不去上工。每个无产者由于处在群众斗争和阶级对立急剧尖锐化的环境里，都看到了下列两种妥协之间的差别：一种是为客观条件所迫（罢工者的基金告竭，没有外界援助，陷于极端饥饿和苦难的境地）而作的妥协，这种妥协丝毫不会削弱实行这种妥协的工人对革命的忠诚和继续斗争的决心；另一种是叛徒的妥协，他们贪图私利（工贼也实行“妥协”！），怯懦畏缩，甘愿向资本家讨好，屈从于资本家的威胁、利诱、劝说，捧场（这种叛徒的妥协，在英国工人运动史上，英国工联领袖作得特别多，然而所有国家的几乎所有的工人都见到过这种或那种形式的类似现象），却把原因推给客观。
当然，有时也可以遇到异常困难复杂的个别情况，要花极大的气力，才能正确断定某一“妥协”的真实性质，──正像有些杀人案件，很难断定这些杀人行为是完全正当的、甚至是必要的（例如正当防卫），或者是不可原谅的疏忽，或者甚至是经过精心策划的谋害。当然，在政治上有时由于各阶级和各政党之间的（国内的和国际的）相互关系异常错综复杂，有许多情况判断起来，要远比判断什么是罢工中的合理“妥协”，什么是工贼、叛徒领袖等等的叛卖性“妥协”，更为困难。如果要开一张包治百病的丹方，或者拟订一个适用于一切情况的一般准则（“不作任何妥协”！），那是很荒谬的。为了能够弄清各个不同的情况，应该有自己的头脑。党组织的作用和名副其实的党的领袖的作用，也正在于通过本阶级一切肯动脑筋的分子1 所进行的长期的、顽强的、各种各样的、多方面的工作，获得必要的知识、必要的经验、必要的（除了知识和经验之外）政治嗅觉，来迅速而正确地解决各种复杂的政治问题。
幼稚而毫无经验的人们以为，只要一承认容许妥协，就会抹杀机会主义（我们正同它并且必须同它进行不调和的斗争）和革命马克思主义或共产主义之间的任何界限。假使这些人还不懂得，无论自然界还是社会中，一切界限都是变动的，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都是有条件的，那么除了通过长期的训练、培养和教育，让他们取得政治经验和生活经验以外，就没有别的办法可以帮助他们。重要的是在每个个别的或特殊的历史关头，要善于从实际政治问题中识别哪些问题上表现出某种最主要的而且是不能容许的、叛卖性的、危害革命阶级的机会主义的妥协，并且要竭尽全力揭露这种妥协，同它进行斗争。在两个同样进行抢劫、进行掠夺的国家集团间进行帝国主义战争（1914─1918年）时，这样的最主要的、基本的一种机会主义，就是社会沙文主义，也就是主张“保卫祖国”，在这样一场战争中“保卫祖国”，实际上就等于保卫“本国”资产阶级的强盗利益。在大战以后，保卫掠夺性的“国际联盟”；保卫同本国资产阶级订立的直接或间接的联盟而反对革命无产阶级和“苏维埃”运动；保卫资产阶级民王制和资产阶级议会制而反对“苏维埃政权”──这些就是不能容许的叛卖性妥协的最主要表现，这些妥协合在一起就是危害革命无产阶级及其事业的机会主义。
德国左派在法兰克福出版的小册子里写道：
“……凡是同其它政党妥协……凡是实行机动和通融的政策，都应当十分坚决地拒绝。”
也真奇怪，这些左派既抱着这种见解，却没有坚决地斥责布尔什维主义！德国左派不会不知道在布尔什维主义全部历史中，无论在十月革命前或十月革命后，都充满着对其他政党包括对资产阶级政党实行机动、通融、妥协的事实！
为了推翻国际资产阶级而进行的战争，比国家之间通常进行的最顽强的战争还要困难百倍，费时百倍，复杂百倍；进行这样的战争而事先拒绝采用机动办法，拒绝利用敌人之间利益上的矛盾（哪怕是暂时的矛盾），拒绝同各种可能的同盟者（哪怕是暂时的、不稳定的、动摇的、有条件的同盟者）通融和妥协，这岂不是可笑到了极点吗？这岂不是正像我们千辛万苦攀登一座未经勘察、人迹未到的高山，却预先拒绝有时要迂回前进，有时要向后折转，放弃已经选定的方向而试探着从不同的方向走吗？而那些如此缺乏觉悟、如此没有经验的人（如果这真是因为他们年轻，那还算好：上帝本来就让青年在一定的时间内说这类蠢话的），居然能得到荷兰共C党内某些党员的支持（不管是直接或间接的，公开或隐蔽的，完全或部分的支持，都是一样）！！
在无产阶级进行了第一次社会主义革命之后，在一国内推翻了资产阶级之后，这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在很长时期内，依然要比资产阶级弱，这只是因为资产阶级有很广泛的国际联系，还因为在这个推翻了资产阶级的国家里，小商品生产者自发地、经常地使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复活和再生。要战胜更强大的敌人，就必须尽最大的努力，同时必须极仔细、极留心、极谨慎、极巧妙地一方面利用敌人之间的一切“裂痕”，哪怕是最小的“裂痕”，利用各国资产阶级之间以及各个国家内资产阶级各个集团或各种类别之间利益上的一切对立，另一方面要利用一切机会，哪怕是极小的机会，来获得大量的同盟者，尽管这些同盟者可能是暂时的、动摇的、不稳定的、不可靠的、有条件的。谁不懂得这一点，谁就是丝毫不懂得马克思主义，丝毫不懂得现代的科学社会主义。谁要是没有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和在各种相当复杂的政治形势下，在实践上证明他确实会运用这个真理，谁就还没有学会帮助革命阶级去进行斗争，使全体劳动人类从剥削者的压榨下解放出来。以上所说的一切，对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前和以后的时期，都是同样适用的。

无标题无名氏No.69539854

2026-09-30(三)10:56:14 ID: 8aPnVcw (PO主)

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过，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卡尔·考茨基、奥托·鲍威尔这类“正宗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最大错误和最大罪恶，就是他们不懂得这一点，不善于在无产阶级革命最紧要的关头按此行事。马克思以前时期的俄国伟大的社会主义者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常说：“政治活动并不是涅瓦大街的人行道。”（涅瓦大街是彼得堡一条笔直的主要街道，它的人行道清洁、宽阔而平坦。）从车尔尼雪夫斯基那时以来，俄国革命家由于忽视或忘记了这个真理，遭受过无数的牺牲。我们无论如何要使西欧和美国的左派共C党人和忠于工人阶级的革命家，不至于像落后的俄国人那样，为领会这个真理付出如此昂贵的代价。
在沙皇制度被推翻以前，革命的俄国社会民王党人曾经多次利用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帮助，那就是说，同他们作过多次实际的妥协；在1901─1902年间，在布尔什维主义产生之前，旧《火星报》编辑部（当时参加这个编辑部的有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得、查苏利奇、马尔托夫、波特列索夫和我）就曾同资产阶级自由派政治领袖司徒卢威结成正式的政治联盟（时间固然不长），同时却善于不间断地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及其在工人运动内部反映出来的任何最微小的影响作最无情的斗争。布尔什维克一直奉行这个政策。从1905年起，他们一贯坚持工农联盟，反对自由派资产阶级和沙皇制度，同时从来也不拒绝支持资产阶级去反对沙皇制度（例如在第二级选举或在复选时），从来也没有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停止对农民的资产阶级革命党，即对“社会革命党人”作最不调和的斗争，而是揭露他们的面目，揭露他们是冒充社会主义者的小资产阶级民王派。
1907年，在杜马选举中，布尔什维克曾同“社会革命党人”结成短期的正式政治联盟。1903─1912年期间，我们不止一次地和孟什维克形式上同处在一个统一的社会民王党内，每次都有好几年，但是从来没有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停止跟他们这些对无产阶级散布资产阶级影响的人和机会主义者作斗争。
在大战期间，我们同“考茨基派”即左派孟什维克（马尔托夫）以及一部分“社会革命党人”（切尔诺夫、纳坦松）作过某些妥协，同他们在齐美尔瓦尔德和昆塔尔一起开过会，发表过共同宣言，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停止和削弱对“考茨基派”、对马尔托夫和切尔诺夫的斗争（纳坦松死于1919年；他当时已是一个非常靠拢我们、跟我们意见几乎完全一致的民粹派“革命共C党人”）。
正当十月革命的时候，我们同小资产阶级的农民结成了一个非正式的、但又非常重要的（而且是非常成功的）政治联盟，我们未作任何修改就全盘接受了社会革命党的土地纲领，也就是说，我们作了一次明显的妥协来向农民证明，我们并不想用多数票压他们，而是愿意同他们妥协。同时，我们曾经向“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建议结成（而且不久就实现了）正式的政治联盟，请他们参加政府；但是在缔结布雷斯特和约以后，他们破坏了这个联盟，到1918年7月甚至举行了武装暴动，继而又进行武装斗争来反对我们。
因此，很明显，德国左派因为德国共C党中央想跟“独立党人”（“德国独立社会民王党”，即考茨基派）结成联盟，便加以攻击，在我们看来是极不严肃的，而且这种攻击明显地证明“左派”是错误的。我们俄国也有过同德国谢德曼之流类似的右派孟什维克（他们参加过克伦斯基政府）和反对右派孟什维克而同德国考茨基派类似的左派孟什维克（马尔托夫）。
1917年，我们明显地看到工人群众逐渐离开孟什维克而转向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6月举行的全俄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我们只占代表总数的13%，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占大多数；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俄历1917年10月25日）上，我们已占代表总数的51%。为什么德国工人有同样的、完全相同的从右向左的转变趋势，却没有立即增强共C党人的力量，而首先增强了中间政党──“独立”党（虽然这个党从来没有过任何独立的政见和任何独立的政策，而只是摇摆于谢德曼之流和共C党人之间）的力量呢？
很明显，原因之一就是德国共C党人采取了错误的策略，德国共C党人必须大胆地老老实实地承认这个错误，并且学会纠正这个错误。这个错误就是否认有必要参加反动的资产阶级议会和反动的工会，这个错误就是以多种形式表现出来的“左派”幼稚病，这种病症现在已经暴露出来，这就可以更好更快地把它治好，对于机体会更有益处。
德国“独立社会民王党”内部，显然是不一致的：其中除那些已经证明不能理解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意义，不能领导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机会主义老领袖（如考茨基、希法亭，看来克里斯平、累德堡等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如此）以外，还有一个左翼，即无产阶级一翼已经形成，并且正在非常迅速地发展着。该党数十万无产者党员（党员总数似为75万）正在离开谢德曼而迅速靠拢共C党人。这个无产阶级一翼已经在“独立党人”莱比锡代表大会（1919年）上提议无条件地立即加入第三国际。如果害怕同该党的这一翼“妥协”，那简直是可笑的。恰恰相反，共C党人必须寻找而且必须找到一种同他们妥协的适当形式，这种妥协一方面可以促进和加速共C党人同这一翼实现必要的完全融合，另一方面丝毫不妨碍共C党人对“独立党人”机会主义右翼进行思想上和政治上的斗争。要找到这样一种适当的形式，大概是不容易的，然而只有骗子才会向德国工人和德国共C党人许诺一条“容易”致胜的道路。
如果“纯粹的”无产阶级没有被介于无产者和半无产者（一半依靠出卖劳动力来获得生活数据的人）之间、半无产者和小农（以及小手艺人、小手工业者和所有的小业主）之间、小农和中农之间等等为数众多的形形色色的中间类型所包围，如果无产阶级本身没有分成比较成熟的和比较不成熟的阶层，没有乡土、职业、有时甚至宗教等等的区分，那么资本主义便不成其为资本主义了。由于这一切原因，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无产阶级的觉悟部分，即共C党，就必须而且绝对必须对无产者的各种集团，对工人和小业主的各种政党采取机动、通融、妥协的办法。全部问题在于要善于运用这个策略，来提高无产阶级的觉悟性、革命性、斗争能力和致胜能力的总的水平，而不是降低这种水平。
顺便应当指出：布尔什维克为了战胜孟什维克，不仅在1917年十月革命以前，就是在此以后也需要采取机动、通融、妥协的策略，自然，我们所采取的这种策略是靠削弱孟什维克来促进、增进、巩固和加强布尔什维克的。小资产阶级民王派（包括孟什维克在内）必然要动摇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动摇于资产阶级民王制度和苏维埃制度之间，动摇于改良和革命之间，动摇于喜爱工人和畏惧无产阶级专政之间等等。共C党人的正确策略，应该是利用这种动摇，决不是忽视这种动摇；既然要利用这种动摇，那就得对那些转向无产阶级的分子，在他们转向无产阶级的时候，实行让步，看他们转的程度，来决定让步的程度；同时要同那些转向资产阶级的分子作斗争。由于我们运用了正确的策略，我国孟什维主义已经而且还在日益瓦解，顽固的机会主义领袖陷于孤立，优秀的工人和小资产阶级民王派中的优秀分子，都转入我们的阵营。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所以“不作任何妥协，不实行任何机动”这种操之过急的“决定”，只会有害于加强革命无产阶级影响和扩大革命无产阶级力量的事业。
最后，德国“左派”十分固执地坚持不承认凡尔赛和约，这也是他们的一个明显的错误。这种观点表述得愈“庄重”、愈“神气”、愈“坚决”、愈武断（像克·霍纳所表达的那样），结果就显得愈不明智。在现时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下，仅仅唾弃“民族布尔什维主义”（劳芬贝格等人的）那种竟然主张同德国资产阶级结盟对协约国作战的荒谬立场，是不够的。应当认识到，苏维埃德国（如果苏维埃德意志共和国不久就可以成立的话）在一定的时期内必须承认和服从凡尔赛和约，不容许这样做的策略是根本错误的。当然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当谢德曼之流还呆在政府里、匈牙利苏维埃政权还没有被推翻、维也纳的苏维埃革命尚有可能去援助苏维埃匈牙利的时候，在当时这样的条件之下，“独立党人”提出签订凡尔赛和约的要求是正确的。“独立党人”当时实行的机动和灵活是很不好的，因为他们多少替叛徒谢德曼之流分担了责任，多少离开了同谢德曼之流进行无情的（和十分冷静的）阶级战争的观点，而滑到了“非阶级的”或“超阶级的”观点上去。
然而，现在的局势却显然是这样的：德国共C党人不应当束缚自己的手脚，不应当许诺，共C党人一旦取得胜利，就一定废除凡尔赛和约。这是愚蠢的。应该说：谢德曼之流和考茨基之流干了一系列的叛卖勾当，阻碍了（就某种程度上说简直是断送了）同苏维埃俄国和苏维埃匈牙利结成联盟的事业。我们共C党人则要采取一切办法去促成和准备实现这个联盟，至于凡尔赛和约，我们完全没有必要一定而且立刻加以废除。能不能顺利地废除这个和约，不仅取决于苏维埃运动在德国的胜利，而且取决于苏维埃运动在国际上的胜利。谢德曼之流和考茨基之流阻碍了这个运动，而我们却要帮助这个运动。这就是问题的本质所在，这就是根本的差别所在。既然我们的阶级敌人、剥削者、他们的走狗谢德曼之流和考茨基之流，放过了加强德国及国际苏维埃运动、加强德国及国际苏维埃革命的许多机会，那么，这种罪责就应该由他们来承担。德国的苏维埃革命会加强国际苏维埃运动，而国际苏维埃运动则是反对凡尔赛和约、反对整个国际帝国主义的最强大的堡垒（而且是唯一可靠的、不可战胜的、威震全球的堡垒）。硬要迫不及待地把摆脱凡尔赛和约一事放在第一位，放在使其它被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摆脱帝国主义压迫的问题之上，这就是市侩的民族主义（很合乎考茨基、希法亭、奥托·鲍威尔之流的身分），而不是革命的国际主义。在欧洲任何一个大国，其中包括德国，推翻资产阶级将是国际革命的一大胜利，为了这种胜利，如果有必要，可以而且应当容忍凡尔赛和约存在一个较长的时期。既然俄国一国为了革命的利益能够忍受几个月布雷斯特和约，那么苏维埃德国在同苏维埃俄国结成联盟的情况下，为了革命的利益在更长一段时间里忍受凡尔赛和约决不是不可能的。
法、英等国帝国主义者挑动德国共C党人，给他们设下圈套：“你们说你们不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吧。”而左派共C党人不善于随机应变，同诡计多端而且目前比他们强大的敌人周旋，不会回答敌人说：“现在我们要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了”，却像小孩子一样上了这个圈套。事先就束缚住自己的手脚，公开告诉那个目前武装得比我们好的敌人，我们是否要同他作战、什么时候同他作战──这是愚蠢行为，而不是革命行为。当应战显然对敌人有利而对自己不利的时候，却去应战，那就是犯罪；革命阶级的政治家如果不善于实行“机动、通融、妥协”，以避免显然不利的战斗，这样的政治家是毫无用处的。
——不做任何妥协吗？《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

无标题无名氏No.69541800

2026-09-30(三)17:12:59 ID: cSFfvmo

po下次把引用放前面吧，这样在中间突然插入大量引文和原文混淆分不太出来，读着混乱( ﾟ∀。)
富文本格式能对引文显示格式做区别，岛上正文和引文看着一样区别不了啊

无标题无名氏No.69542145

2026-09-30(三)18:18:07 ID: yvas613

>>No.69541800
引文看到一半还很奇怪，po的文本风格和排版习惯怎么突然变得跟伊里奇那么像。看到最后才发现就是引用导师的原文( ﾟ∀。)7

无标题无名氏No.69543549

2026-09-30(三)23:08:50 ID: 8aPnVcw (PO主)

>>No.69541800
合理( ﾟ∀。)之后确实得这么干

无标题无名氏No.69543555

2026-09-30(三)23:09:33 ID: 8aPnVcw (PO主)

>>No.69542145
喜欢伊里奇叔叔的超大段落吗
看的人要( ﾟ∀。)了

无标题无名氏No.69546983

2026-10-01(四)18:20:46 ID: 8aPnVcw (PO主)

我想在这里多谈谈齐泽克的意识形态里的所谓犬儒主义实践。
齐泽克认为，以前马克思说“人们不知道为啥但这么干”，而现在变成了“人们知道了但还是这样干。”我不是想反对他，但我总感觉，齐泽克的这个论点实际上并不专属于现代。

我们拿陈胜，吴广起义来说。客观条件是已经迟到了，去了是死，不去也是死。于是两个人决定编写谎言，比如鱼腹里头塞纸，还有晚上怪叫大楚兴陈胜王之类的玩意。

问题就在于此：跟着陈胜，吴广起义的徭役者们真的有那么傻？我不这么认为。他们很可能也一辈子没见过神或鬼，不谈怪力乱神。他们是否实际上知道，他们在被骗？但他们依旧决定接受骗局，揭竿而起？就此，起义燃烧了整个大秦。我们说，英雄出于人民，对历史有巨大推动作用，但我们是否也同时忽视受教育低的，还未受到彻底改造的无产者在面对重大历史转折时展现出来的那个“心照不宣”的共识——也就是所谓犬儒的意识形态？

陈胜吴广的鱼腹书、篝火狐鸣，就是一种典型的“知道但仍然在做”的实践：陈胜吴广知道那是编的——他们自己写的。但那些被征召的徭役者，他们是否知道？他们可能没有亲眼看到鱼腹书被写出来，但他们很可能也知道那不是一个真正的天意——因为他们从小到大见过太多谎言、听过太多传说、经历过太多欺骗。他们不会真的相信鱼会说话。但他们仍然跟随。这不是因为他们傻或迷信，而是因为他们 知道那是假的，但仍然选择把它当作真的来行动——因为那个假的东西，提供了一种联合的可能性。所有人都知道“去也死，不去也死”。而陈胜吴广制造了一个天意的叙事——鱼腹书、狐狸叫。它不是真理，而是一个信号。徭役者可能并不相信鱼会说话。但他们接受这个信号，因为它提供了一个可以一起行动的理由。

这里的“犬儒主义”不是“我知道是假的，所以我不干”——那是现代犬儒主义者的“退缩”。这里的“犬儒主义”是：“我知道是假的，但我仍然用这个假的东西来组织我们真实的反抗。”这是一种对幻象的政治性使用。它不是“被欺骗”，而是“选择被骗”。

农民和工人们在一开始，不一定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可能不完全理解“剩余价值”或“阶级斗争”。但他们“知道”一件事情：加入红军，日子有盼头；不加入，就活在地狱里。
这个“知道”不是一种“理论信念”，而是一种“实践判断”。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为一个 “被共同使用的幻象”——它提供了一个叙事框架，让“分田分地”这个具体利益可以被理解为“历史的方向”。人们可能不完全相信那个叙事，但他们愿意“使用”那个叙事来组织自己的行动。

“信念”不是行动的前提，行动本身才生产出“信念”的合法性。 人们不是因为“相信”才行动，而是因为“行动”才逐渐产生“相信”。
以往消极的犬儒主义说“我知道是假的，所以我不干。”
现在齐泽克的犬儒主义则能积极地被诠释为： “我知道是假的，但我仍然用这个假的来组织真实。”
意识形态不是“欺骗大众”的工具。在许多关键的历史时刻，它是一种“被共同使用的虚构”，一个让原本孤立、无力的人们能够联合起来的“信号”。陈胜吴广的鱼腹书、朱元璋的“明王出世”、辛亥革命的“驱除鞑虏”——它们都不完全是“真理”，但它们都组织了一场真实的反抗。那些跟随的人，不一定“相信”那些话，但他们“使用”那些话来改变自己的处境。这种“知其假而用之”的实践，是一个被反复使用的古老智慧。它提醒我们：意识形态不是“思想”的产物，而是“实践”的产物。

无标题无名氏No.69546990

2026-10-01(四)18:22:20 ID: 8aPnVcw (PO主)

陈涉世家摘抄——《史记》
二世元年七月，发闾左適戍渔阳，九百人屯大泽乡。陈胜、吴广皆次当行，为屯长。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斩。陈胜、吴广乃谋曰：“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陈胜曰：“天下苦秦久矣。吾闻二世少子也，不当立，当立者乃公子扶苏。扶苏以数谏故，上使外将兵。今或闻无罪，二世杀之。百姓多闻其贤，未知其死也。项燕为楚将，数有功，爱士卒，楚人怜之。或以为死，或以为亡。今诚以吾众诈自称公子扶苏、项燕，为天下唱，宜多应者。”吴广以为然。乃行卜。卜者知其指意，曰：“足下事皆成，有功。然足下卜之鬼乎！”陈胜、吴广喜，念鬼，曰：“此教我先威众耳。”乃丹书帛曰“陈胜王”，置人所罾鱼腹中。卒买鱼烹食，得鱼腹中书，固以怪之矣。又间令吴广之次所旁丛祠中，夜篝火，狐鸣呼曰“大楚兴，陈胜王”。卒皆夜惊恐。旦日，卒中往往语，皆指目陈胜。

吴广素爱人，士卒多为用者。将尉醉，广故数言欲亡，忿恚尉，令辱之，以激怒其众。尉果笞广。尉剑挺，广起，夺而杀尉。陈胜佐之，并杀两尉。召令徒属曰：“公等遇雨，皆已失期，失期当斩。藉弟令毋斩，而戍死者固十六七。且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徒属皆曰：“敬受命。”乃诈称公子扶苏、项燕，从民欲也。袒右，称大楚。为坛而盟，祭以尉首。陈胜自立为将军，吴广为都尉。攻大泽乡，收而攻蕲。蕲下，乃令符离人葛婴将兵徇蕲以东。攻铚、酂、苦、柘、谯皆下之。行收兵。比至陈，车六七百乘，骑千余，卒数万人。攻陈，陈守令皆不在，独守丞与战谯门中。弗胜，守丞死，乃入据陈。数日，号令召三老、豪杰与皆来会计事。三老、豪杰皆曰：“将军身被坚执锐，伐无道，诛暴秦，复立楚国之社稷，功宜为王。”陈涉乃立为王，号为张楚。当此时，诸郡县苦秦吏者，皆刑其长吏，杀之以应陈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