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应模式 - No.69437414


No.69437414 - 科学


神经症者历史指南我从未离去…………No.69437414 只看PO

2026-09-14(一)00:38:42 ID:8aPnVcw 回应

《Далеко-Далеко》https://y.music.163.com/m/song?id=1990154694
唉……我们来晚了?
一切伟大早已逝去。热血冷却,雕像倒塌,斗士蒙污,旗帜易色,娱乐至死。
昂扬的梦只存在于过去,剩下的只是一些勉强挣扎着,头脑浑噩地生活的肉块——你我都包含在内。无穷的远方,无尽的人们,与你我何干呢?

活着到底有什么意义?看看新闻吧,再看看新闻的评论吧。人好像只有选择两种身份的自由:狂信者和叛逆者。
这真是最狗屎的时代,这真是最绝望的时代,这真是历史的终结 这……

……还是说,其实不然?抱怨者想要的到底是伊甸园,还是抱怨本身?

我们到底生活在一个怎么样的时代?我们到底用什么眼光看待过去?我们将如何抵达未来?我们该怎么抵达未来?

过去的人们到底如何看待他们自己?我们迷恋的过去,是否是事后性建构的一个不可能的天国?

我们是谁?我们从何处来?我们要到哪里去?怎么办?

本文不试图提供一个究极的,坚定的解决方案。作者没有能力,也不想成为任何人的老师。但,我依旧有些想分享的读书笔记,依旧有些想说的话,依旧想要持有一种摆脱冷气,向上走的精神。

别在我的坟前哭泣,我不在这里……
别在我的坟前哭泣,你从未失去……
别在我的坟前哭泣,我还不能与你别离……

让我们开始吧。

Dobro došli u vodič kroz istoriju neurotičara.

无标题无名氏No.69559114

2026-10-03(六)23:20:29 ID: 8aPnVcw (PO主)

谶纬的另外一个例子:

哀帝建平四年,春季大旱,加之先前又频发地震、日食等奇异现象,西汉百姓民不聊生。在这年的正月到三月期间,关东的百姓突然发起了大规模的游行活动,手持一枚叫“稾”的东西,互相传递,声称“行西王母诏筹”,传递、佩戴者可不死。
这场游行活动声势浩大,路上行人相遇众达“千数”。游行者疯狂而虔诚,披头散发者有之,夜冲城关者亦有之,有墙外之人登高而入,有骑马之人千里单骑而来,八方来人浩浩荡荡齐聚长安。为表达对西王母的忠诚,他们聚集在街头巷尾设置博具,载歌载舞以拜祀。更有甚者夜不能寐,高举火把登高击鼓而呼号。除此之外,他们还传书并声称西王母告诉百姓,佩戴者可免于不死,不信之人将于门枢下见白发。疯狂之举持续至多事之秋才罢。

无标题无名氏No.69608346

2026-10-12(一)13:59:22 ID: 8aPnVcw (PO主)

痛苦星期一(;´Д`)

叶公好龙无名氏No.69608386

2026-10-12(一)14:08:40 ID: 8aPnVcw (PO主)

我们试着重新解一下“叶公好龙”的故事。
拉康晚期提出,当大他者不存在、象征秩序靠不住时,主体必须用自己的“圣状”来把破碎的三界(想象/象征/实在)捆绑在一起。我们可以做个反转的构思:叶公装饰家里的龙道具不是愚蠢,而是主体在创造自己的圣状。叶公把龙雕刻、画在墙上,是在用象征界的符号(龙的图像)去环绕实在界的空洞(那个真正的不可知之物)。
叶公的欲望对象根本不是龙(物自体),而是“处在追求过程中的那个享乐着的自己”。
当真正的龙(实在界/物自体)出现在叶公面前时,发生了什么?实在界入侵导致了叶公的绝对焦虑。这种崩溃不是因为叶公“虚伪”,而是因为龙作为物自体,摧毁了欲望赖以生存的“匮乏”空间。当终极意义(大他者)真的成为实体摆在面前时,主体就失去了喘息的空间——这就是为什么拉康说“大他者必须是不存在的”,因为它的存在会吞噬主体的自由。
而如果叶公能认识到龙也是匮乏的,龙也有人情,那他们就能一起建构新的意义。在这个转折里,叶公完成了三项壮举:
把龙从大他者降级为他者:他不再把龙当成全知全能的终极神,而是当成一个有喜怒哀乐的、同样被语言阉割过的普通存在者。
把单向崇拜转化为主体间编织:不再是我匍匐于你的绝对权威,而是我和你联手搭一个草台班子。
“别向你的欲望让步”:他没有因为龙真实存在就放弃自己的圣状,而是重新接种(Re-inoculate)了圣状,把龙也纳入自己编织的意义网络里。
承认匮乏不是终点,和匮乏做朋友,才是真正的自由。

无标题无名氏No.69608421

2026-10-12(一)14:17:46 ID: 8aPnVcw (PO主)

现在,我们试着谈两句修正主义。
恩格斯曾明确区分“马克思主义的字母”与“马克思主义的精神”。但拉康会进一步指出:“回到马克思本身”这个愿望,就是一个被假设享有完整知识的幻象。 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在不同的时代(1848年、巴黎公社、晚年)也是不断自我修正的。
所以,第二国际、苏联、中国、还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都是对马克思这个能指的不同回溯性建构。他们互相指责修正主义,本质上是在争夺:
1. 谁拥有对“马克思”这个能指的解释权。
2. 谁能在当下最有效地处理实在界(战争、饥荒、工业化)。
判断发展与修正马克思的标准,不在于它与原著重合了多少百分比,而在于它在面对实在界的物质压力时,是否维持了马克思的基本核心(而这个很多时候也只有历史和人民可以给出定论)。
过去可以被回溯建构,这是对的。但我们必须区分:
“事件的意义”可以被建构
与
“事件的后果”可以被取消。
苏联的工业化(事件):它的意义(“伟大的进步”或“残酷的剥夺”)可以被不同叙事建构。
苏联工业化的物质性后果:留下了数百万吨的钢铁、铁路网、集体农庄、核电站、以及人口结构的改变。这些无法被叙事取消。
当我们看到过去飘摇不定,书籍被伪造,文物被重新发明时,大家确实很容易绝望。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放弃历史唯物主义,而是意味着我们必须放弃历史作为绝对客观实体的幻觉,转向历史作为我们与物质硬核不断交锋的场域。
我们需要承认完全的还原是不可能的——你不可能完全消除叙事对历史的修饰。
我们需要注意实在界的见证者——即那些无法被完全符号化的遗迹,比如被掩埋的遗骸、被遗忘的方言,现存叙事的矛盾。它们是叙事无法彻底同化的剩余物。
我们不是去证明哪个叙事符合过去的真实,而是去创造一个能让当前人民更好活下去的物质基础。如果这个基础牢靠了,那个叙事自然会在未来的历史回看中被赋予“必然性”。

无标题无名氏No.69608437

2026-10-12(一)14:24:56 ID: 8aPnVcw (PO主)

当初苏联工业化起步的时候,农民受到剪刀差,吃了很多的苦。那从当时的角度来看,这是不合理的决定了。但如果没有那一段痛苦,也许苏联根本就没法完成工业化,无法打赢卫国战争。当我们说我们现在的行为到底怎么样才能有利于人民的时候,我们也无法确立这个结果到底多久才能显现出来。
我们只能通过以往历史,叙事来缓慢拼凑,相信自己可能不完美,但依旧要尝试。如果成功了就继续推行,如果失败了,就是给后人留下宝贵经验。
齐泽克对此有关于实践的表述:“真正的政治决策,是在你无法提前计算出‘利润率’或‘成功率’时,依然做出的决断。”卫国战争能否获胜,在1928年(工业化起步时)是完全不可知的。那是一个巨大的未知。决策者选择“承受农民当下的痛苦”时,他是在没有绝对担保的情况下,押上了自己历史位置的全部重量。
当时的痛苦永远无法被后世的胜利叙事彻底消解。它是历史账本上的一笔无法结清的债务。而我们今天在回顾时,必须同时承认这两点:
1. 那个“决断”确实为后来的生存创造了物质条件。
2. 那些承受痛苦的农民,是作为“被支付掉的代价”被符号界所遗忘,掩盖的。
承认这种不可消化的债务,恰恰是拉康意义上的清醒。它不让你心安理得地享受胜利,它让你在看到丰碑时,也看到碑下的地基。
自由是对必然性的认识。在这之中,必然性不是在出发前就被完全揭示的,而是在摸索的过程中被逐步认识到的。
摸着石头过河的精髓在于:你承认那是一条没有被事先填平的河。 不要求先有完美地图再出发(那是技术官僚的幻觉)它不保证你“绝不掉进水里”,但它保证后来者走这会小心些——那是你用自己的失败,为后来者标记出的坐标。
在探索的过程中,你不可避免地会犯错误。但犯错之后,我们很容易落入两种陷阱:
1. 把失败彻底埋藏(说“那一段不算数”),这相当于在否认实在界的硬核,试图用新的叙事覆盖它。
2. 把失败神圣化(说“那段痛苦是必要的祭品”),这相当于用悲情的叙事来强行缝合创伤,产生新的大他者的阴影。
真正的摸着石头过河的伦理,是在你成功推行某个方案后,依然保留那个失败的可能性作为你思考的内在部分。也就是说,你心里永远有一个声音在说:“这个方案有效,但并非绝对正确——它是在当前条件下的权宜之计,将来可能需要被修正或放弃,包括我现在认为的这些判断。
“改革进入深水区”“全面深化改革”……改革改革本身?我们的路还很长。历史还在继续..

无标题无名氏No.69608492

2026-10-12(一)14:38:45 ID: 8aPnVcw (PO主)

那你可能会想,如何才能让这种思想清晰明了地被群众理解?我们都知道,团结的群众可以化作巨大力量,同时也非常容易被煽动,创造和毁灭都是大海能做的。当我们的实践面临失败或者挑战时,将其否认或者说其必要,好像是一种必要的手段。不然的话,思想的混乱就很容易蔓延,反而原本集聚在一起的力量会变成一团散沙。
个人思考时,努力保留失败的可能性,随时做好改变的准备也许是比较可能的,但如果用作群众宣传,这不会真的很困难吗?
我想,答案是很难的。重点在于,群众里的个人也许可以理解“决断”的重量,但作为群众这个整体来看,我们在很多时候必须先梳理一个“必然性”的动员。
如果你试图把“不确定性”和“临时性”作为宣传口号向群众直接灌输,那只会导致集体的瘫痪和虚无。但问题的关键不是如何把这种思想传输给群众的实践,而是如何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正确地组织,参与群众的实践。

群众在面对“实在界”(战争的威胁、饥荒的恐惧、阶级敌人的压迫)时,无法承受我们只是临时试试这种自由的重量。集体行动需要一个大他者的担保——无论是“历史”、“领袖”,还是“科学”。这个担保即使是一个“空洞的能指”,它也提供了一个让所有人统一行动的坐标。
这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你作为组织者或先锋队,必须意识到:群众的信仰和领袖的知识在很长时间内不必,也无法处于同一层面。
这不是“欺骗群众”。这是政治领域里的分工——就像外科医生不会在手术前向病人详细解释“这个成功比例不高”一样,他说的更多的是“请相信我,我会尽我所能,手术会成功”。、
在不确定性中行动时,领导者必须同时承担知识上的清醒和话语上的决断。

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里专门讨论过这个问题。他批评了那些“只懂革命、不懂退却”的“左派”空谈家。他提出:一个真正成熟的革命者,必须在必要时能够进行“有条理的、有步骤的退却”,并且能让广大群众相信这次退却不是为了逃跑,而是为了重新部署力量。
教员也有一句更通俗的表达:“我们要承认困难,分析困难,向困难作斗争。”
“为了让群众在‘退却’时保持团结,你不能宣讲‘我们是错的’。你应该说:‘我们找到了更有效的斗争方式。’这不是欺骗,这是作为组织者把反思的成果转化为集体的行动指令的过程。群众的信念必须被保留,而你的知识则用来为这种信念寻找新的、更可行的支点。”
我们都知道,长征的起因是反围剿斗争策略的失败,是一场逃亡。但我们也知道,“长征是火种,长征是播种机”。这两种说法都是对的。
这种分裂不是虚伪,而是在承担领导责任时必须支付的代价。你的清醒,不是让你成为远离群众的批判者,而是让你成为在风暴中依然能看清航向的舵手。

无标题无名氏No.69608519

2026-10-12(一)14:45:43 ID: 8aPnVcw (PO主)

很多人把齐泽克对极权主义概念的批判,简化地理解为斯大林主义=法西斯主义,但齐泽克本人的立场远比这复杂。

在展开之前,必须先理解齐泽克的批判起点。他反对的不是斯大林或希特勒,而是自由主义将两者打包成极权主义来讨论的方式。
齐泽克认为,极权主义是一个意识形态性的概念,它被自由主义用来阻止真正激进的思想和行动。当你把斯大林主义和法西斯主义都归入极权主义这个筐里时,你就回避了一个根本问题: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投身于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工程?它们分别回应了什么样的社会矛盾?
自由主义用极权主义这个概念做的,本质上是一种道德化的懒人包:把两者都标记为邪恶,然后就不需要再思考了。齐泽克拒绝这种简化。他的结论是: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尽管有相同之处,但更突出的是巨大的差异。

法西斯主义不承认阶级斗争的存在。它把社会矛盾转移到一个外在的敌人身上。在纳粹德国,这个敌人是被自然化、种族化的犹太人。阶级斗争被伪装成雅利安种族与犹太寄生虫之间的斗争。纳粹试图通过这种方式,在保留资本主义的同时消除资本主义的动荡——既让资本继续增殖,又让工人不再罢工。用齐泽克的话说,法西斯主义提供享乐的方式是:把你的痛苦归因于“被他人偷走了”。你的失业、你的屈辱、你的匮乏——都是“他们”造成的。消灭“他们”,一切就都好了。

斯大林主义则完全不同。它直面阶级斗争的存在,并且宣称:我们已经赢了,阶级斗争已经结束了。
在斯大林主义的叙事里,无产阶级已经掌握了政权,剥削阶级已经被消灭,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从阶级对抗转变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内部问题。这是一种倒错的姿态——它认为自己已经站在了历史的终点,剩下的只是组织生产、推动增长。
齐泽克指出,斯大林主义运作在大学话语的框架内,而不是法西斯主义的主人话语。什么意思?法西斯主义靠的是领袖的绝对意志——元首说什么,什么就是真理。而斯大林主义靠的是客观知识、科学规律、历史必然性——“科学”告诉我们,历史正在这样走,我们必须这样行动。

齐泽克认为,每一种意识形态都依赖于一个无法消化的享乐内核。人们依附于一种意识形态,不仅仅是因为相信它,更是因为从中获得了一种享乐。
法西斯主义的享乐是排他性的:通过把享乐建构为被敌人偷走的东西,来组织群众对敌人的仇恨。
斯大林主义的享乐则是赎罪式的:你通过牺牲、劳动、服从,来参与一个伟大的历史工程。你的苦难被赋予了意义——你在为未来铺路。

在这里,齐泽克有一个极其大胆的判断:斯大林主义的大清洗,在某种意义上比法西斯暴力更非理性——但这种过剩,恰恰是斯大林主义区别于法西斯主义的标志:它是一场被扭曲了的真实革命。
法西斯主义的暴力是为了维持资本主义秩序(消灭威胁它的元素);而斯大林主义的暴力,尽管恐怖,却发生在一场试图超越资本主义的革命内部。它的过剩不是外在的邪恶,而是革命在自身内部异化、扭曲、自我吞噬的产物。斯大林主义的恐怖,是革命在没有外部敌人之后,转向内部的自我吞噬。这种自我吞噬是恐怖的、扭曲的,但它仍然指向一个超越资本主义的未来,而不是回到资本主义。

这里必须指出一个让很多所谓“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不安的事实:齐泽克曾在访谈中坦言自己是“理论上的斯大林主义者”。他拒绝玩那种“列宁是好的,斯大林是坏的”的游戏,认为列宁主义本身就是一个彻底斯大林主义的概念。他的逻辑是:要接受十月革命的“行动(Act)”,就必须接受它的一切后果——包括斯大林主义。你不能只想要革命的美好开端,而拒绝它走向更糟的可能性。这不是在辩护斯大林主义,而是在说:真正的政治决断,不能只承担它好的一面。它拒绝那种只要回到纯洁的列宁时代,一切就会好起来的回溯性幻象。你不能用建构的纯洁完美的伊甸般的”过去的好日子“来审判历史中真实发生过的、充满张力的过程。
当我们分析历史中的暴力、强制、牺牲,“恐怖”时,可以追问:它是在回应什么社会矛盾?它是在维持什么秩序,还是在试图打破什么秩序?

询唤无名氏No.69608557

2026-10-12(一)14:53:01 ID: 8aPnVcw (PO主)

询唤(Interpellation / Identification)阿尔都塞的概念。阿尔都塞在《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提出:意识形态不是“观念”,而是一种“物质实践”。它通过 “询唤(Interpellation)” 来把个体转化为主体。

他举了一个经典的例子:
警察在街上喊:“嘿,说你呢!”你回头,你回应了那个呼叫。
在那个回头的瞬间,你被询唤为主体——你承认“那个呼叫是针对我的”,你把自己认同为“被召唤的人”。

阿尔都塞的核心观点是:
意识形态先于个体存在——在你出生之前,意识形态已经为你准备好了位置(你是儿子、女儿、学生、公民)。
主体是通过回应呼叫而“诞生”的——你不是先有一个“自我”,然后再被意识形态“覆盖”;你恰恰是通过响应意识形态的召唤,才获得了“我是一个独立个体”的感觉。
询唤是“误认”——你以为你是在自由地回应,但实际上你是在被结构地回应。你被询唤为一个自由主体,正是为了让你更自觉地服从。
阿尔都塞的询唤最终导向一个结论:意识形态没有外部,你无法逃脱它,你只能在它之中工作。

齐泽克接受了阿尔都塞的基本框架——意识形态询唤主体,主体通过回应而诞生。但他指出:阿尔都塞把询唤描述得太“平滑”了,好像询唤总是成功的。
齐泽克指出:询唤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永远在失败——那个呼叫从来不是清晰的、明确的。它不是“你是谁?”而是“你到底是什么?”,是一个无法被完全回答的问题。
主体不是“被询唤出来”的,而是“在询唤失败的位置上”诞生的——你在回应那个呼叫时,总是有一部分没有对上。那个没有对上的部分,就是你的主体性。


阿尔都塞说:警察喊你,你回头,你被询唤为“公民”。
齐泽克则:警察喊你,你回头,但你在心里认为:“我确实是公民,但我不仅仅是公民。我不是他们想让我成为的那个样子。”
因此,齐泽克把询唤从一次的成功升为永不完成的重复。主体不是被询唤完成的,而是在每一次询唤的剩余中,不断重新定义自己的位置。

当你在社交媒体上“认同”一个标签,阿尔都塞会这样说:
你看到“我是中国人”这个召唤,你点赞、转发、在评论中表达认同。你被询唤为一个“爱国者”,你的行为确认了意识形态的存在。

齐泽克会补充:但当你点赞时,你可能同时在想:“但这不代表我支持所有政策。我只是在表达某种身份认同。”那个“不代表”就是你的“剩余”——你被询唤了,但你没有被完全询唤。你的主体性,正是在那个“不完全是”的空间中运作的。

当我们说“意识形态塑造主体”时,阿尔都塞告诉我们:它通过询唤来实现。但齐泽克补充说:询唤永远不会完美——总有残余。而那个残余不是意识形态的失败,而是主体得以存在的真正空间。
所以,当我们讨论“积极犬儒主义”时,我们不是在说“完全接受询唤”,也不是“完全拒绝询唤”——我们是在说:在知悉询唤的虚假和裂隙之后,仍然在它的缝隙中做出有方向的行动。

无标题无名氏No.69608597

2026-10-12(一)15:00:22 ID: 8aPnVcw (PO主)

“结构”到底指什么?在一般用法里,“结构”常常被当作“骨架”或“框架”。但在人文学科里,它指的是:
一套先于个体存在的、可被观察的规则系统——它规定着各种要素之间的位置和关系,但不一定规定它们的具体内容。
“语言的语法”、“货币的交换规则”、“社会的阶级分工”都是结构。它们不是“物”,但它们是实实在在的“作用力”:

你说话时,语法已经先于你存在了。
你购物时,货币系统已经先于你存在了。
你出生时,家庭结构、教育体系、就业市场都已经先于你存在了。

语言学的结构说,语言是一套差异系统,没有词有“本质”意义,只有和其他词之间的“相对位置”。
人类学的结构说,神话、婚姻规则、亲属制度,都遵循一套潜藏的逻辑结构。
结构的核心立场是:你无法“离开”它来理解任何社会现象。你不必相信它,但它仍然约束你。

解构不是“拆掉结构”。它非常精准地指向:在结构内部寻找一种“溢出结构的剩余”——那些被结构排除掉、但又构成结构运作前提的边缘元素。

德里达说过一句非常经典的话:解构不是摧毁结构,而是打开结构的边界,让我们看到结构始终是在排除某些东西的基础上才能运作的。

比如,语言的结构依赖意义的稳定性,但德里达会说:“意义”从来就不稳定,它总是被“语言游戏”所变动。所以我们不需要跳出语言才能理解语言——我们只需要观察语言本身的摇摆和裂缝。

结构问:“这个系统的规则是什么?”
解构问:“这个系统为了维持自身,必须‘忘记’或‘压抑’什么?”

但这不等于“结构是坏东西,解构是好东西”。如果没有结构,解构就没有对象;如果没有解构,结构就容易僵化为教条。它们不是对立关系,而是动态的相互要求——结构提供“可理解的框架”,解构不断测试其边界。

结构是真实的,但它从不完整;正是它的不完整性,让行动成为可能。这正是视差的理论基础——一个结构不需要完美,才能产生出实际的效果;反而,它的不完美之处,才是主体可以介入并做出决断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