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标题无名氏No.57929692

2023-06-07(三)12:16:41 ID: TDVlW8A (PO主)

>>No.57929664
草不好意思又发错串了( ﾟ∀。)申删申删

无标题无名氏No.58087044

2023-06-14(三)21:48:30 ID: TDVlW8A (PO主)

>>No.57780491
猿鸣诚知曙，谷幽光未显。
岩下云方合，花上露犹泫。
逶迤傍隈隩，迢递陟陉岘。
过涧既厉急，登栈亦陵缅。
川渚屡径复，乘流玩回转。
苹萍泛沉深，菰蒲冒清浅。
企石挹飞泉，攀林摘叶卷。
想见山阿人，薜萝若在眼。
握兰勤徒结，折麻心莫展。
情用赏为美，事昧竟谁辨？
观此遗物虑，一悟得所遣。

大谢好可爱TVT

无标题无名氏No.58175411

2023-06-19(一)14:03:45 ID: TDVlW8A (PO主)

因为ToME4新DLC还不出，饥渴难耐地来搬运以前的吐槽撒气。

欧美学者对南朝中后期文学的研究充斥断章取义和削足适履，还要自标榜为“慈悲”“理解”，实在有点让人想笑。

即以《声色：永明时代的宫廷文学和文化》这本书来说，作者对部分诗句的解释奇怪又牵强，而且缺乏起码的写作背景认知。任何一个读过南齐书和文选李善注的人都知道谢朓《酬王晋安》的大致写作背景：京城的混乱，齐明帝的杀戮，政局的急剧动荡。尤其考虑到王晋安和谢朓后来都死在政治斗争中，诗句多少有悲哀的谶言意味。结果作者居然认为这首诗表达的情绪是“宫廷诗人的拘束沉闷”，大抵天天看自己朋友故主亲人被杀是很拘束沉闷，得亲自入狱给大家整点好活才劲吔。

假设作者不愿意“知人论诗”，把诗句放在历史语境下去考察，其实也没什么。关键问题在于，作者对诗句本身意象的含义也不敏感，以至于完全弄不懂诗人想表达的情绪。或者说，作者本身没有精准阅读中古诗歌的能力，他依靠的是另一本汉学著作， Richard B. Mather 的 The Age of Eternal Brilliance Three Lyric Poets of the Yung-ming Era (483-493) 。

这个The Age of blablabla，其实就是永明体三位主要作家，沈约、王融、谢朓诗歌的英译版，悲催的是，这个干翻译的老外颇有些文化疏隔，以至于搞出无数喜感翻译。即以王融诗句为例，“魏后状木亦足悲”，译者完全搞不清“魏后”是何许人也，遂翻译为“魏国的王后”，且承认“我不知道这个魏国王后具体指谁……或许这句诗是说人们为了纪念她而雕刻了木像”。

然而，对于稍有经验的中古文字阅读者而言，“魏后”的指代都非常明显，那就是魏武帝曹操，后即祖也，魏后即魏祖，所谓“汉王改娄敬之族，事重论都；魏后变程昱之名，恩深捧日”，这样的用例屡见不鲜。那么状木也很明显是指曹操雕刻鲍信木像祭祀的史事，没有什么难理解的。

译者的误翻错翻不止这一处，仍以王融诗为例，“ 高张更何已，引满终自持”，“高张”指弹琴，“引满”指喝酒，古诗中常见的用法，又被这个译者翻译成了不知所云的东西。至于整体诗意的解释，坦白说主要靠译者的想象力解决问题。不过他考据态度大体是严谨的，问题只在于古诗对外国人而言确实不好懂——尤其唐前诗歌，很多东西需要落实到每个字的音读和训诂上，可以讲需要一定的小学功底。

回到永明声色这本书，作者对诗意的错误解读比比皆是，例多不举，我觉得问题就在于他没有使用注释得更接近中古人表达的系统——文选李善注，而是径直采取汉学家翻译后的二次文本，这样再怎么“文本细读”，也是很容易南辕北辙的。

无标题无名氏No.58176026

2023-06-19(一)14:45:29 ID: TDVlW8A (PO主)

>>No.58175411
继续谈论这本书的问题。如果以上论述是我对作者能力的不满，后面就纯乎是对他故意断章取义的质疑。永明声色这本书最后有这么一段话：

明代（1368—1644）文学批评家陆时雍（活跃于1633年前后）曾嘲讽沈约“有声无韵，有色无华”。陆氏的这一评语出于他本人以“神”或“神韵”为标准的诗学理论；他追求的是使诗歌能在“言外”生发意象、情感，或道德与哲学的兴味。然而，永明诗人赖以发展其诗学、展现其才华并追求开悟的关键理念是“精”。【求“精”的过程，与陆时雍强调“言外”的角度正相反，而恰恰偏重于“一言一字之中”。】这种诗学要求读者密切关注诗中音调与声韵的交错，观察角度的持续转换，景色物象深处的细节，以及时间和光线的微妙变化。通过如此细致入微的体会，永明诗歌的读者得以参与一种蕴于其中而精微无比的感官经验，并得以为其浓郁的宗教意蕴和复杂的情感内涵所触动。

这段话作为全书的总结，至少存在以下问题：

1.陆时雍真的认为永明诗歌无“韵”吗？

这就是作者的断章取义之处。我们先不管这个“韵”是什么意思，只看他所引用的陆时雍《古诗镜》本身，这本书当然说了沈约“有声无韵，有色无华”，但是同时又说了“谢玄晖艳而韵，如洞庭美人，芙蓉衣而翠羽旗，绝非世间物色”，这就莫名其妙了，沈约是永明体的代表人物，难道谢朓不是？陆时雍觉得沈约“无韵”，谢朓“韵”，那么在陆时雍的评价里，永明体有没有“韵”也一半一半吧？

同时，陆时雍对何逊的评价：

何逊以本色见佳，后之采真者，欲摹之而不及。陶之难摹，难其神也；何之难摹，难其韵也。何逊之后继有阴铿，阴何气韵相邻，而风华自布，见其婉而巧矣，微芳幽馥，时欲袭人。

同样的，提到何逊的“韵”，何逊是梁初活跃的诗人，某种意义上算永明体最亲缘的后继。可见典型的永明体诗歌在陆时雍这里不存在“有没有韵”的问题，他只是针对沈约而已。

2.陆时雍真的对“注重物象声色”的南朝中后期诗歌不满吗？

可能也没有。陆时雍有一大段议论，列举张正见、庾肩吾等人的诗歌，和唐人作品对比，得出结论：唐代人没有他们这样高明的物态、神情，“此皆得意象先，神行语外 ，非区区模仿推敲之可得者”，这不是又和永明声色那本书作者所言截然相反吗？

综合陆时雍全书来说，他从来没有把细致精微的声色描写和所谓“神韵”对立起来，甚至可以说，陆时雍偏爱齐梁人清丽、秀美、细腻、婉转的风格，认为其“得意象先，神行语外”。

他作为“神韵”论者所排斥的，实质是较为豪迈刚直的诗句。综览陆时雍著作，左思和吴均此类慷慨有英雄气者都被他骂成莽夫、粗鄙，“左思气粗，每发一言，努目掀唇，头颅俱动，时觉村气扑人。凡豪则易粗，豪而卓乃真豪矣”，就连洞庭美人谢朓写点“回流千丈映”都被他鄙夷成村夫气质。

我这样说，可能把这个陆时雍描述得比较hentai，尤其他指指点点说梁武帝是绝代佳人、萧纲是娇憨少妇、梁元帝豆蔻少女青涩可爱、邵陵王徐娘半老风韵犹存时，真的让人有点恶寒。但是，需要说明的是，陆时雍此人实质是个正派、刚直的寒素文人，最后被人牵连迫害死于狱中，死后他的著作诗镜，居然还被沈德潜碎尸抄袭了，沈德潜古诗源大量化用陆时雍评语却不注明出处，陆时雍的很多精彩观点就这样被剽窃涂改，也可谓才秀人微者古来同悲。

无标题无名氏No.58176367

2023-06-19(一)15:11:43 ID: TDVlW8A (PO主)

>>No.58176026
3.永明体诗歌真的存在注重“声色”，而无言外之意的特征吗？

这可能是全书最致命的一个问题。在我看来，这实质暴露了永明声色整本书“文学史”角度论述的巨大纰漏。我一般不喜欢引用古代诗话说明问题，因为它们陈陈相因、大言炎炎且流于直觉印象，但是作者谈到的是审美内部（给读者感受）的问题，似乎也只能通过援引历代评价来进行讨论。

讨论“言外之意”，这个概念古而有之，不过中唐人讲得比较多。中唐皎然的《诗论》曾经谈及王融诗歌，他给王融的风格定义是“情而丽”。而皎然同时也给出“情”的含义：缘境不尽曰情。显然这里就是在夸赞王融诗歌的言外之意。

林庚先生在中国文学史中也称赞王融：
“他的结句往往含有不尽之意，这正是以刹那会永久，以短渐的人生默契于永恒之中，乃成为当时诗情的特色。”

（事实上这一节的小标题就叫，谢朓、王融默契于永恒XD）

由此可见，王融诗歌的一大魅力正在于结句的无尽之美，试举几首王融诗为例：

想像巫山高，薄暮阳台曲。
烟霞乍舒卷，猿鸟时断续。
彼美如可期，寤言纷在瞩。
怃然坐相思，秋风下庭绿。

霜气下孟津，秋风度函谷。
念君凄以寒，当轩卷罗縠。
纤手废裁缝，曲鬓罢膏沐。
千里不相闻，寸心郁纷蕴。
况复飞萤夜，木叶乱纷纷。

王融之外，永明体的其他代表诗人如谢朓、柳恽等，实质也是明清神韵派经常摘句嗟赏的对象，“天际识归舟”、“亭皋木叶下”经常被作为“画意”、“神韵”、“意在言外”的典范被提及。古诗源这本抄袭大作认为“玄晖灵心秀口，每诵名句，渊然泠然，觉笔墨之中，笔墨之外，别有一段深情妙理”（这句话好像倒不是他抄的），近现代的例子，钱基博认为“（谢朓）凡为诗，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乃能为至。千古诗人，惟陶潜融意于境，造境以意，独为其至，其次则谢朓”。

虽然如前所述，诗话类著作充斥刻板印象、陈陈相因、不求甚解、大言炎炎等毛病，而且大多流于抽象——譬如“言外之意”到底是什么，怎样评判一句诗有没有“言外之意”，他们谁也没讲清楚。但是作为读者的一种认知，我认为以上资料基本可以说明，永明体的主要代表诗人如王融谢朓，以及作为一种诗歌风格的“永明体”概念，都不存在“注重声色”和“言外之意”的对立，这个对立完全是永明声色这本书作者臆想出来的，其目的稍后再说。

无标题无名氏No.58176853

2023-06-19(一)15:44:58 ID: TDVlW8A (PO主)

>>No.58176367
4.永明诗歌的读者是被其“浓郁的宗教意蕴”而触动吗？

对南朝文学较有兴趣的读者，应该都读过田晓菲的著作《烽火与流星》，这本书几乎是国内最受欢迎的南朝文学相关读物，田晓菲水平更比这本《声色：永明时代blablabla》（我简称成永明声色好了）的作者不知高出凡几。田晓菲同样热衷于提醒读者注意南梁诗歌中丰满的宗教意蕴，以及佛教给予南梁诗人特殊的“观照能力”、“情感张力”。

田晓菲的问题这里不打算展开讨论，而永明声色这本书中，作者是这样挖掘出诗句中“宗教意蕴”的：

（引谢朓诗句）
日隐涧疑空，云聚岫如复。
出没眺楼雉，远近送春目。

【在云雾的聚散中，过去的阴影时现时没，萦绕于诗人专注的视线之前。没有日光的照射，溪涧变成狭长的黑色空隙，令人生疑。这幅空洞黑隙的视象，正如我们在黑夜里关灯或在暗室中闭目时的乍然“所见”一般，并使人联想起佛教意义上的“空”的观念。】

我实在不知道如何从“日隐涧疑空”中读出佛教之“空”，事实上我以为只是写水色之空明而已，由此谈到佛教意蕴不乃太牵强乎？假设非要按这个逻辑去读诗，大约谢朓诗中“澄江静如练”的“练”也能让人联想起小名练儿的梁武帝萧衍吧。事实上，永明诗人真正的佛教信仰程度如何，是必须要严肃考察的。

沈约本人是受八关斋的优婆塞（居家修行者），他晚年宗教哲学思想可以参照吉川忠夫《六朝精神史研究》，这里从略。而王融，国内外对他的看法迥异。王融名利心极强，立志三十岁之前当上宰辅，他是竟陵王的亲信，竟陵王又是虔诚的佛教徒，于是王融与他合作创造了大量的佛学诗文，这是基本情况。国内的主流意见，王融信佛是为了仕途的发展，为了保持和竟陵王的密切政治同盟。欧美学者则认为他确实是很信佛的，希望利用佛教的安宁来抚平自己强烈的功名心。古人远矣，这两种说法很难考察对错，但是我们可以注意到史书里这样一条记载：

子良使王融谓之（指范缜）曰：“神灭既自非理，而卿坚执之，恐伤名教。以卿之大美，何患不至中书郎，而故乖剌为此，可便毁弃之。”缜大笑曰：“使范缜卖论取官，已至令仆矣，何但中书郎邪！”

范缜是坚定的无神论者，是当时佛教思潮中的一个异类，萧子良和萧衍都曾经举行过僧众辩论活动，试图驳倒范缜。然而王融的劝说方式却显得很搞笑——他试图用官职收买范缜，下场当然是被坚持真理的范缜大笑嘲弄。

从这里或许可以瞥见一点消息，王融至少并不把佛教视作高悬的真理和生命的绝对信仰，他似乎觉得这是一桩交易——具有文化影响力的名士表达对佛教的信仰，让竟陵王在都城文化圈的地位更加巩固。他自己乐意和竟陵王进行这种交易，于是认为范缜也会乐意。但是范缜具有坚定的真理信念，因之对王融的收买不屑一顾。后来梁武帝也是虔诚的佛教徒，因此他必须召集僧众和范缜用论辩的方式你来我往，你死我活，而不是轻飘飘地利用俗世的威严解决这一切。

至于谢朓，他对佛教显然不抗拒，然而似乎也谈不上多热衷。《广弘明集》大量收集南朝著名文人的佛教作品，沈约、江淹、王融、萧衍等人都入选，而谢朓没有，广弘明集的编者不可能看不到谢朓的文集，也没有理由轻视在隋唐享有盛名的谢朓，唯一解释就是谢朓确实很少写作这类作品。而在自己人生出现无法解决的裂痕（被迫害死岳父）后，谢朓在文字中的表现是渴望游仙、远离人世，在现实中的表现则是反抗与权臣篡位的合作，最终害死自己，没有像江淹、沈约那样，通过佛教的静修或忏悔给自己找一条出路。

总之，我认为王融谢朓都不是特别虔诚的佛教徒，其诗歌中的审美效果也未必与佛教有很深的渊源。而历来阅读永明诗歌的人是否着眼于诗歌里的“宗教意蕴”，这个我还真不清楚，貌似唐代人没有，明清人也没有，反正就不知道是什么人在被他们的宗教意蕴触动，大概是看到“日隐涧疑空”就想到佛教之空的作者本人吧。

无标题无名氏No.58177528

2023-06-19(一)16:24:42 ID: TDVlW8A (PO主)

>>No.58176853
终极问题之，作者论述的核心偏差在哪里？

作者论述中永明诗歌的两个特点，“细腻的声色描写”、“宗教意蕴”，实质都是南朝中后期宫廷文学的特征，他整本书都将沈约王融谢朓等人视作“宫廷文人”，作者认为：

【在本书中，我始终将永明诗人称作“宫廷诗人”或“宫廷文人”。在中国传统语境下，“宫廷诗人”或“宫廷文人”的概念，时常带有负面的含义，像是在说这些宫廷诗人算不上是“真正”的诗人，而只不过是以诗文取悦主上的侍臣。】

由此，他呼吁大家要正视宫廷文学的艺术成就，同时关怀宫廷诗人的个体心灵：

【……这些诗句所展现出的山水之赏是永明诗歌唯一能够为个人选择发声的时刻。对宫廷文人而言，能够真正为其本人所拥有并传诸历史的，莫过于其回忆。鉴于永明诗人的生平和创作都与竟陵王萧子良密切相关，在此谨以萧子良对山水的回忆作结：blablabla】

只看这两段话，好像永明文学就是宫廷里的文学，永明诗人的日常是在宫廷里写诗，生活优渥但没有自由，唯一的自由在于偶尔写点山水——但是以传世文献揭示的永明诗歌面貌是这样吗？

最原教旨的永明诗歌，当然就是南齐永明年间的宫廷创作，主体是一些音韵和谐、辞藻华丽，初具近体诗雏形的咏物和艳情作品。但是这些作品几乎没有什么评价史上的影响力，作为南梁官方代表与唐代人科举教科书的《文选》只收录一篇沈约的咏物（《咏湖中雁》）和谢朓的艳情（《和王主簿怨情》），置于“杂诗”子类下，聊备一体，大致没有什么人认为这些诗歌具有很高的艺术成就，也没有人把它们当成沈约或者谢朓创作的主体。

而后来的“永明”诗歌，其实也就是指齐末梁初沈约谢朓的一些作品，吸收早期近体诗特点的五言古诗，题材以山水、行旅居多。永明体当然不止沈谢二人，但是王融死了，其他人文集散佚了，也就根本没法研究。

沈约和谢朓此时的身份，显然根本就不是什么文学侍从，因为齐明帝萧鸾并不爱好文艺，不组织文学活动，他们这个时候担任的也是正儿八经的官职，手头有人事或军事方面的权柄。他们作品中的主要问题，实质也是困扰过陶渊明/谢灵运的那个问题，无法抛弃家族责任的前提下，黑暗政局中的去与留。可以讲这是一个很悲剧的议题，已经退出了宫廷文学的范畴，因为他们面对的矛盾不是宫廷的优渥和山野的贫困，而是家族的束缚和政局的残忍。让他们欲采蘋花不自由的也不是宫廷生活这种单纯威权、利益的压迫诱惑，而是荒谬社会下人性的撕扯，对精神超脱境界的渴望。换而言之，这不是宫廷文学的问题，是整个南朝中后期社会的问题，也不是宫廷诗人的困境，是当时所有精神上不能麻木的人的困局。

但是永明声色这本书的作者，呼吁大家正视“宫廷诗人”的同时，又把这些人完全附庸于宫廷的中心人物（萧子良），认为他们的作品是一种附庸状态下偶然的个性展现。然而自南梁至于今天的研究，沈约可以作为南朝中后期士大夫精神文化的绝佳样本，谢朓本人的文学特色具备南朝向唐诗转化的诸多先声，反而并没有什么人去研究萧子良的哲学和文学。如前所述，作者为了说明宫廷诗人的附庸性，居然能把谢朓在腥风血雨中写出来的作品心态诠释为沉闷无聊，所以真正是永明诗人只能偶然地展现自己的个性，还是作者只能让永明诗人偶然地符合自己的论点，因此必须大量地误读和断章取义呢？真正在历史流转中丧失自我的，是作为权力结构崩塌的南齐皇室，还是沈约王融谢朓这些人呢？

要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其实应该注意南齐皇室在文学上的相对低素质。中古宫廷文学的运作模式，皇帝和皇子/王子很容易就能成为其中的焦点、中心、佼佼者，其中曹魏可以说是凭借王室成员自身无可争议的杰出天才而实现这一点的，萧梁则部分地有赖于梁武帝采取的政策。只有南齐，作为他们东道主的竟陵王萧子良，真的就只是东道主而已，从而形成一个有趣的格局，帮助我们瞥见南齐——夹在刘宋和南梁中间，士族文学和宫廷文学的修罗战场——以京城为中心的文学/政治奇妙一角。

To be continued

无标题无名氏No.58178359

2023-06-19(一)17:15:43 ID: TDVlW8A (PO主)

>>No.58177528
永明声色这本书作者以萧子良的一段描写作为论述的结束，我则选取南齐书中另一个侧面作为本段讨论的基础：

【（萧子良）所著内外文笔数十卷，虽无文采，多是劝戒。】

南齐书的作者萧子显是南齐宗室，因而厌恶萧鸾，同情萧子良，但是他显然不觉得萧子良有很高的文学才能。即以宗教而言，萧子良也更像是一个热心的笃信者，而不是沈约、萧衍那种深有研究的学术派。史书中记载萧子良的一些文化活动，如净住子的编撰，古今篆隶文体的编写，或隐或现都能看见王融的痕迹——王融替净住子一书撰写颂赞，而古今杂体书法的归类恰好也是王融的专家之学。可以说，萧子良本人并不是一个卓有才能的文学家或学者。

这当然无损于萧子良的人格魅力，我们知道他是一个温厚爱民、关心国事的“当时贤王”，萧子良的另一个特点是，不擅权术、不喜争斗，以至于最后主动放弃了权利角逐。所有这些因素加起来，最后导致，萧子良虽然是永明文学最重要的东道主，却始终无法成为一个真正的焦点。

一般认为，王融谢朓文集里大量咏物诗，都是宫廷文学的产物，然而它们真的出于竟陵王的意志吗？六朝文集传到今天者寥寥，我们读到的很多都是明清重辑本，然而幸运的是，谢宣城集有宋代人家藏之旧本，虽然十卷体例（前五卷诗赋，后五卷文，文部分宋代人未刊印）并非梁陈和隋代人看到的十二卷+逸集一卷版本，但它显然保留了六朝旧本的诸多风貌，如作者自注和他人唱和之作等。王融诗歌则有赖宋代人考古发现的古文苑保留，古文苑卷九存有大量王融诗歌，且自注和唱和作秩序井然，底本应该也是一个很好的唐代本子。通过这些材料，我们可以发现一个事实：

王融谢朓的很多宫廷诗作，实质是在沈约组织的活动中写出来的。

谢朓诗集中很多咏物赋题，实质是“同沈右率咏blablabla”，王融也有这种情况，“于沈右率座blablabla”。沈约一定是这几次诗会的主要组织者，因为如果有皇室成员参与，他们必然会在诗题里标注“奉xxx教作”，而不是沈右率如何如何。

当然，这些沈约组织的活动，也免不了宫廷文学的所有特点，主题单调，风格华丽，热衷自表忠心等等。下面我们用一组诗来尝试探索，永明年间的宫廷诗歌，它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发生机理？

无标题无名氏No.58179817

2023-06-19(一)18:31:00 ID: TDVlW8A (PO主)

>>No.58178359
下面是一组沈约、王融、谢朓同场合创作的咏物诗，按照古文苑和谢宣城集，是沈约作为东道主的一次宴会，他们每个人选择一件乐器吟咏。

永明宫廷文学的咏物诗大多数非常乏味，它们的前半部分通常是赞美所咏之物的良质美材，后半部分则是称赞它为贤主人使用的命运，或者不能被使用的悲伤——这个时候又往往会加入女性的描写作为软涩情和臣妾心理的寄托。即使皇子们不在场的情况也如此，皇权隐形地存在着。

沈约作品，咏箎，技巧可谓非常娴熟：

江南箫管地，妙响发孙枝。
殷勤寄玉指，含情举复垂。
雕梁再三绕，轻尘四五移。
曲中有深意，丹心君讵知。

关于“孙枝”，古文苑注释：言江南之地产竹多良，可为乐器，孙枝又其特异者也。于是要素就齐全了，有良质美材，有软涩情，最后表忠诚。

但是王融和谢朓似乎遇到了一点小问题，王融的作品，咏琵琶：

抱月如可明，怀风殊复清。
丝中传意绪，花里寄春情。
掩抑有奇态，凄锵多好声。
芳袖幸时拂，龙门空自生。

琵琶——是比较新潮的乐器，以至于它在古代文献中找不到一个很好的，说明其美妙资质的典故，王融不得不借了个“龙门之桐”的语典（尽管它本身指代琴瑟）。最后的点题：如果龙门的梧桐不被制成乐器由佳人演奏，只是空自生长，那它有什么意义呢？

谢朓的咏琴看上去问题更大：

洞庭风雨干，龙门生死枝。
雕刻纷布濩，冲响郁清危。
春风摇蕙草，秋月满华池。
是时操别鹤，淫淫客泪垂。

琴，作为一个有着悠久文化传统的乐器，显然很轻易就能勾连上龙门之桐的典故。然而在枚乘的《七发》中，龙门之桐具有悲剧性：它生于风雨雷电、鸟兽交鸣的大自然中，被砍下来做成琴材，其乐曲自然非常悲凉，“飞鸟闻之，翕翼而不能去；野兽闻之，垂耳而不能行”。

所以谢朓也不太能背离这个传统，他前文已经大肆渲染桐树遭受的风雨和苦痛，如果后文琴材欣然登场、欢娱嘉宾，那显然不是太对劲。于是他忽略了软涩情和表忠诚的要素，直接抒写远离龙门故乡的琴材弹奏别鹤之曲，于春风秋月之时引发游子哀思的场景。

如果按照宇文所安对初唐应制诗竞争性、互动性的分析，我们甚至可以猜测，王融诗中不属于“琵琶”的“龙门”典故运用，是对于谢朓偏离主题的一种提醒。但是我觉得宫廷诗人也未必都像宇文所安写的那样，天天互相警告、耀武扬威，所以这里就略过不提了。

不管怎么说，作为宫廷应制在沈约家里的一次排演，这几首诗还是比较成功的，它们音韵和谐、章法优美，虽然主题不那么标准，用典也有偏差，但都在一个可以接受的范围内。以南齐还比较惨不忍睹的群体创作水平而言（中古诗歌直到南梁中后期之前，群体平均水平都不太能看），写出这种诗足以在宴会中成为明星人物。

乐器——产地清幽、质地高洁，为人弹奏后发出乐曲作为对贤主人的赞美，无疑是这些出身“高贵”的宫廷诗人的最好象征。然而，尝试分析永明年间政治形势和文学状况，就会发现，诗歌中小小的纰漏和偏差，放大到现实中是无可避免的歧路和绝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