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标题无名氏No.58180307

2023-06-19(一)18:56:02 ID: TDVlW8A (PO主)

>>No.58179817
如前文所述，萧子良是当时贤王，却实在不是天才的文学家。所以史书里实际的情况，以及文集里透露的消息，是南齐的年轻文人奉沈约为龟镜，而沈约也利用自己文坛领袖的身份组织活动，和皇室保持友好的同盟。年轻而野心勃勃的王融，则成为萧子良的密友，利用自身光耀的才能，替萧子良的文学和佛学活动摇旗呐喊。萧家是武将家族，琅琊王氏则是源流已久的门阀，王融可以在文化上大大加固萧子良的势力，萧子良也相对地给他提供政治特权。

永明运动的发起人，沈约、王融、谢朓，真的如他们的咏乐器诗所写，是良质美材吗？恐怕也未必。事实上，这三个人都是不折不扣的政治犯后代。祖上罪名是前朝旧事，并不会被歧视，但带来的后果是，他们没有特别亲近的宗族关系——王融谢朓都是从爷爷到他们自己，中间亲人一无所有的情况。而中央贵族如王谢，齐梁以来本来就是同宗之间甚为疏远的。这导致王融极为热心地去找自己族叔王俭献殷勤，基本上也成功了，王俭非常欣赏这个侄子，认为他将来可以接替自己家族领头人的身份，然而王俭早死，王融也就失去了政治上最靠谱的一个靠山。谢朓的情况更杯具，他的亲戚如谢朏正因为名望太高而纵酒自污，如谢超宗正因为家族没落得太厉害而酗酒自弃。而沈约，据说他年少时被宗人欺侮，显贵发达后不念旧恶。需要注意的是侯景之乱时期，沈约的孙子沈众居然回到吴兴拉拢起几千神勇的私兵，说是家族世代积累。考虑到沈约在父亲死后过的是通缉犯生活，需要讨饭为生，这股吴兴沈氏的私兵大致是他显贵发达后，注重和原本宗族修复关系、取得紧密联系的产物。

在南朝“振兴家族”的无上准则下，可以说这些人绝非光风霁月、管领春风的贵族才子，而是很迫切地希望与皇权发生联系，实现其政治目的的一流人物。因此，实在不能把永明宫廷文人的创作看成大量的身不由己和偶然的心声流露，倒不如看成不平等但很合算的交易，一种功利化的行为。他们真正的心声，其价值，以及其最终失败，to be continued

无标题无名氏No.58181535

2023-06-19(一)19:57:55 ID: TDVlW8A (PO主)

>>No.58180307
与精致流丽的宫廷诗作不同，沈王谢和南齐皇室的关系可谓孽缘。王融，如前所述，是萧子良的密友与心腹，最后试图把萧子良推上皇位，但是萧子良最后关头退缩了，王融只能说“公误我！”然后褪掉盔甲回到中书省，不久被新任皇帝下狱。在监狱里王融又向萧子良求救，但是萧子良忧惧不敢救，二十多岁的王融也就这么送了命。

考虑到当时局势，不能说萧子良“没用”，他只是一个无法成为政治动物的、较有良知的人物，以至于始终被裹挟，被夺权。最后居然连自己最亲密的朋友都无法施救。与其说“不敢救”，不如说不能救——他自己不久之后也神秘死亡了。而选择萧子良作为君主的王融，最后关头听从萧子良的命令脱下盔甲离开，也说明他有少年心性而无枭雄手腕，求仁得仁，又何怨乎。

谢朓和萧子隆算是另一种情况。早年谢朓和萧子隆情谊甚笃，“流连晤对，不舍日夕”，当时人也觉得他们不太对劲，遂密报齐武帝把他们分开。谢朓大哭一场，写信给萧子隆求他不忘故情，日后再效忠于他。但是萧子隆从荆州赶到京城后，谢朓已经依附于萧鸾，一入侯门深似海，从此萧郎是路人。直到萧鸾杀死萧子隆，谢朓都没什么表示，甚至避嫌没去参加丧礼，只在此期间写了一篇莫名其指、哀怨暧昧的乐府诗。其实谢朓是写诗劝过萧鸾不要杀戮宗室的，大概他能做的也就这些了，也不必太过苛责。总之，萧子隆死后，谢朓还是在中书省当他的中书郎，写朋情以郁陶，春物方骀荡。

沈约和文惠太子更是重量级，文惠太子对沈约有知遇之恩，然后死了。沈约作为官迷王融和假清高谢朓以师长待之的长者，那更是一点政治节操没有的，很快就对萧鸾主动示好，萧鸾死后又帮助萧衍上位，劝杀齐和帝。晚年功成名就，遂把文惠太子当年的庄园遗址承包下来，修筑成自己的庄园终日徜徉。严格来说文惠太子已死，南齐皇室对沈约也没有别的恩惠，萧衍是沈约旧友，谢朓临终前又托付沈约以声名，他这么做其实也说得过去。

顺带一提，英明神武的齐武帝萧赜早就看出这些人都不是什么好东西，认为文惠太子和萧子良在治国上依赖沈约、王融的行为很不好，还不如自己任用寒门小人。最后齐武帝都病危了，听说谢朓在荆州和萧子隆不干好事，还拼着最后一口气把他们拆散了，真可谓一生都为文人蛊惑儿子这事操碎了心。

由此基本可以看出，南齐宫廷诗人，并不是简单的恩主的附庸，他们的真实定位是既能利用自身的才能、素质，代替恩主引领都城文化的潮流，成为偶像，又在这个过程中不断为自己和家族谋取政治利益的人物。而他们想谋取的政治利益，其实本质也并非良性合作，像南梁宫廷文人那样的加官晋爵、阶级提升似乎也不能完全让他们满意，困扰王融谢朓等人，真正逼迫他们走入死路的，更在于一个日益远去的词汇，士族曾经的尊严和骄傲。这也是我想说明的，永明声色这本著作真正忽略的点：南齐在宫廷文学之外，士族文学往昔的蜃景。

无标题无名氏No.58182880

2023-06-19(一)21:11:28 ID: TDVlW8A (PO主)

>>No.58181535
南朝士族文学和寒素文学的巅峰都在刘宋——谢灵运和鲍照，之后的政治土壤已经根绝了大贵族的存在，也抹消寒素的对抗性。然而，万物皆有余晖，于是宋末到南齐，我们可以看见余晖的出现和消亡。

王融和谢朓不可能拥有谢灵运式的特权，事实上，王融的爷爷王僧达，谢朓父亲的舅舅范晔，和谢灵运都属同一类人物，所以也都被定罪杀戮了，并且牵连他们的亲属后代成为“门单”之人。然而，门单的王融和谢朓仍旧具备一些晋宋士族的素质，例如王融屡次建言北伐、热衷武事，谢朓在诗歌中宣言“皇恩竟已矣”、“若遗金门步，见就玉山岑”，责任心和自尊感仍旧存在，这也是南齐士族区别于南梁的特点。比起自身的地位提升，他们最渴盼的前景大约是，振兴士族本身的荣光。

但是，这毕竟是一个比较腐朽而近于末路的阶级，王融和谢朓又是急功近利而浅薄之人，因此我们也能清晰看见史料记载王融如何为求皇恩而大拍马屁，诗歌里谢朓如何又贪恋富贵又故作清高。而他们的同类——没有“门单”困境，可以平流进取的同类，很多更是在养尊处优中消磨了心气，成为土财主老干部一流人物。

因之，即使王融最后能成功把萧子良扶上皇位，振兴自己的家族，以大贵族之姿揽权，从皇权那里夺回一部分士族的权势，南朝的一系列政治问题很可能也还是无法解决，甚至恶化。更何况他实质无法做到这一点，只是白白送了性命。

尽管可以说是玉卮无当，但固定为一种姿态的士族心态，以及与心态同步的审美，仍旧不断在永明诗人如王融、谢朓、柳恽的文字中呈现。所谓“士族审美”“士族文学”，实质是晋宋以来玄学和贵族风度的结晶。虽则一些南朝名士的人格更近似粉饰后的鄙陋，但诗是人的精华，人是诗的糟粕，这种现象屡见不鲜。所以在政治上的不断失败后，这个阶级仍旧保有非常优秀的审美能力，文字中展现被唐代人目为“风流疏散”“孤标爽迈”的气质，此类成分让永明文学和它们的后继者，宫体诗，在体物和抒情上展现出很多不同。

永明诗人和宫体诗人对“瞬间”同样敏感，同样认可修辞的重要性。然而，晋宋士族文学上最后的苗裔，和新兴的近体诗先锋，在一些共同的追求面前各有侧重，最后分道扬镳。

无标题无名氏No.58184253

2023-06-19(一)22:16:26 ID: TDVlW8A (PO主)

>>No.58182880
首先，关于“炼字”。

在南朝诗歌史中，炼字基本是一种寒素的趣味，鲍照、江淹这些孤傲寒微之人，更倾向在诗赋里使用极具张力的字眼，例如鲍照：

途随前峰远，意逐后云结。
华志分驰年，韶颜惨惊节。

霜崖灭土膏，金涧测泉脉。
旋渊抱星汉，乳窦通海碧。

又如江淹：

孤臣危涕，孽子坠心。

意夺神骇，心折骨惊。

当时人读到这样的句子，一定非常惊讶，因为它们完全是挑战当时正常的语序和用法，所以能形成“险仄”而又“倾炫心魂”的艺术效果。但是随后的永明体明确主张反对生僻字和奇怪的用法，即以沈约而言，他的三易主张：

易见事，一也；易识字，二也；易读诵，三也。

笔记小说里记载沈约和吴均的某次谈话：

（吴）均又为《诗》曰：秋风泷白水，雁足印黄沙。沈约谓之曰：印黄沙语太险。均曰：亦见公诗云“山樱发欲然”。约曰：我始欲然，卿已印讫。

显然沈约对吴均“雁足印黄沙”不太满意，认为用词刻意求奇。吴均是鲍照的后继，他当然继承鲍明远的作风，“沈云隐乔树，细雨灭层峦”、“马头要落日，剑尾掣流星”都是奇险而漂亮的句子，却不是永明体的风格。沈约本人最经奇的例子：

山光浮水至，春色犯寒来。

“浮”和“犯”用得非常新奇，但总体来说，他的语言风格比较平易，此类属于偶一为之，而且修辞的感觉也很自然，是人自然生发的视觉和触觉感知，并非强烈地扭曲原有感官形成侵略感和冲击力。

另一代表作家谢朓，他基本可以说明永明体的炼字偏好：

寒槐渐如束，秋菊行当把。
借问此何时？凉风怀朔马。

这里的“凉风怀朔马”，也即“凉风引发朔马的怀念”，很容易让我们想到：

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

或者：

朔风动秋草，边马有归心。

与上述诸例不同的是，主语被置换成凉风，连同前面的“借问此何时”，以及作为使动的“怀”字，能带来一缕凉风在广袤的季节中轻柔扩散的质感，也就让由朔马投影向游子的古老比喻更加低回徐引。虽然是常见的语料和构词，仍旧让人觉得生动优美。

此类即是永明体造词遣句的精神。和避免使用僻字、险字的保守精神不同，对于句子本身，永明体诗歌很乐意调整传统顺序，形成崭新效果。即如叠词，古诗中的叠词一般是用在一二字的（可能只有表叹语的“xx何xx结构是例外，如“四顾何茫茫”、“明月何皎皎”），而永明诗歌大量地在四五字上使用叠词，如“秋河曙耿耿，寒渚夜苍苍”、“远树暧阡阡，生烟纷漠漠”，大概是为了形成强调效果，同时读诵时音声顿挫。

如前所述，永明体中残存很多士族文学的成分，所以热衷雍容自然的感觉，回避雕琢的痕迹和惊险的炼字。两种风格当然在艺术上互有得失，炼字过头如江淹就被诟病为病句大王，甚至鲍照都被说过不够浑然天成，而追求自然明快又容易让语句流为平庸，永明体中一些二三流诗歌简直是千人一面，说是王融谢朓写的，还是刘绘范云写的，完全看不出来。

而宫体诗，它们诗学炼字上的渊源其实不仅是永明体，更吸收了鲍照以来寒素的精神，从而基本达成了南朝语言艺术的集大成。

无标题无名氏No.58185685

2023-06-19(一)23:15:39 ID: TDVlW8A (PO主)

>>No.58184253
宫体诗在炼字、造句上最大的特点就是，强度的美，尽力在各个方面都达到当前时代修辞程度的最高点。

南朝诗歌有一种丽密的写景句式，始作俑者可能是谢灵运的“春晚绿野秀，岩高白云屯”，比较有名的例子则是谢朓的“鱼戏新荷动，鸟散余花落”，特点是把两个名字和配套的形容词/动词塞进五个字里，这几乎是宫体诗最钟爱的句式，用例如：

叶密鸟飞碍，风轻花落迟。

箨解篁开节，花暗鸟迷枝。

荷风惊浴鸟，桥影聚行鱼。

风轻莺韵缓，露重落花迟。

此外，宫体诗引进了大量对仗技巧：

欲因吹少女，还持拂大王。（少女、大王，分别为与风有关的卦象和典故）

聊开柏叶酒，试奠五辛盘。（“柏”与“五”的借对）

梨红大谷晚，桂白小山秋。（大谷、小山，是对应“梨”和“桂”的典故，也是眼前实景）

不难看出，宫体诗的基本精神之一，乃是对文字本身的迷恋（萧纲自称“七岁有诗癖”，少不更事的孩子即有诗歌癖好，和“诗三百，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的思想形成鲜明对比）。文字是构成诗句的基本单位，按理说是行文的基础，但是汉魏古诗的情况更近似万物伊始，并无姓名，尚需指指点点，魏晋则沉迷得鱼忘筌（另一个对修辞做出极大贡献的时段，西晋太康，在传统里也是被低估的）直到南梁，对它内部的探索和运用才一下子广泛起来。复杂的、惊险的、游戏化的运用，在这里都受到欢迎，而永明体反而是部分排斥惊险和过修饰的。

因而这里可以看出一点差别，永明体仍旧是比宫体保守的，它忠于表达、抒情。永明体诗歌通过章法和句式的调整，对古诗的抒情方式做了诸多改变，让它更能够传递独特的情感，宫体诗则极力改革文字内部，让诗句本身具有崭新的冲击力。

如果说宫体诗所揭示的、感知世界的新方式，是透过文字触摸物质界。那么，永明体独特的抒情，又属于六朝以来哪一种文学传统？这就是随后要讨论的问题，也即开头的问题，“言外之意”到底是什么？

无标题无名氏No.58187380

2023-06-20(二)00:24:54 ID: TDVlW8A (PO主)

>>No.58185685
这也是我想谈论的，永明诗歌与宫体诗的第二个区别，观看景物的动机。

关于诗歌中言外之意，一条比较早期的说法：

【郭景纯诗云：“林无静树，川无停流。”阮孚云：“泓峥萧瑟，实不可言。每读此文，辄觉神超形越。”】

总之，这是一种无法言说的美感，说不出来美在哪里，但能让人感觉“神超形越”。可以说东晋以来，对于诗歌的重要审美目标，就是走向“神超形越”。

东晋诗歌最著名的土特产就是陶……不是，玄言诗，南朝人提起玄言诗几乎是众口一词地痛斥这玩意儿不好，不算诗，首先当然是因为它“无聊”，通篇都是玄理，没有诗味，其次可能也是因为南朝人对文学的功利化追求。东晋人写玄言诗，实质是他们名士风度的一种富余，诗歌内容没有功利性，创作上大致也没有。而南朝人，贵族靠文学实现垄断，寒素靠文学阶级提升，反正就需要一个能供大家争奇斗艳、驰骋性情的文坛，玄言诗完全不能解决他们的此类心态。

罪恶的玄言诗虽然消失了，但是它的底层审美机理还是在士族文学中起作用。与其说谢灵运山水诗有玄言诗的尾巴，倒不如承认这些玄言是忠于美感而非理趣存在的。以理趣而言，每首诗讲到最后都是一样的老庄之道，谢灵运又不可能真正去践行，有什么意义呢？但是就美感而言，这些玄言部分，几乎每一首都展现了谢灵运从山水中情感、思维的晦明变换，以及其瞬间澄明的那一刻，真可谓美不胜收。然而这是一种需要“赏心”“智者”才能理解的美感，或者说需要当时士族的基本修养：玄学，佛学，高超的自然审美能力，以及最重要的士族心态。士族心态就是价值观上认可这个东西是美的，是高贵优越的，而不是累赘。

而典型的士族心态到齐梁也接近衰歇了，南齐作为一种悲剧的残影而存在，一方面，它存留最后的、改造后的玄言审美，另一方面，它已经到了世俗化的最后一步，很快就会以新形式被随后的诗歌发展吸收，然后荡然无存。

无标题无名氏No.58188467

2023-06-20(二)01:23:26 ID: TDVlW8A (PO主)

>>No.58187380
为什么我讲永明诗歌还具有一些玄言、士族的残余呢，因为它们很多诗句在审美特征上还是很士族化的，如：

亭皋木叶下，陇首秋云飞。

天际识归舟，云中辨江树。

这些诗句的特点就是，写景萧疏淡远，类似水墨画，但是又属于功利性的抒情题材，前者是闺怨，后者是行旅。然而无论是思妇之情还是思乡，都是美化、纯化为一种抽象的，不可名状的感知，在景物中呈现出来的。

因为在思念远方的丈夫，所以想到我这边一片木叶因秋风而初下，你那边一定已是秋云飘飞。因为在思念故乡，所以在逆流而行的江面上，一瞬间认出极远处不属于自己的归舟。这些翻译其实非常生硬，具体的心理活动完全是不可确述的，但是它们传达了一种纯美清澈的情思，现实的焦虑烦苦（以及与之相对应的人性的抵抗）都被抽干了，是人类都觉得非常自然，但又没有很强世俗生活经验的感觉，可能还蕴含一种自然界和人类之间、不可言说的哲理，或者说，满堂兮美人，忽独与余兮目成。

前面一句是柳恽写的，王融非常喜欢，以至于设成了屏保，就是写在自己的白团扇上，可见永明体诗人能创作并欣赏这种美。值得一提的是何逊的作品往往介乎这种萧疏情致与一种更经验化的描写之间，例如何逊名句：

露湿寒塘草，月映清淮流。

夜雨滴空阶，晓灯暗离室。

前面一句可能还比较接近这种萧散超逸的风格，但是引入触觉（“湿”、“寒”）后，氛围感强了很多，并不完全是那种水墨画般的晕染和留白感，更加清冷刺目。后面一句则具有很强的生活经验实感，哀伤和忧虑的心情随着仿佛可触可闻的雨脚而点点滴滴渗透进人心。可以说这两端的徘徊，和几乎刺目的凛冽清冷感，形成何逊诗的特色。

中唐诗僧皎然发表过一番言论，认为何逊被高估了。他评价谢朓“情致萧散，词泽义精，至于雅句殊章，往往惊绝”，何逊则是“风范波澜，去谢远矣”，不仅不如谢朓，也不如柳恽，柳恽“雅而高”“予知柳吴兴名屈于何，格居何上”。古代诗话中很多言论，价值并不在于它如何给古代诗人估价，而在于估价方式本身。皎然，身为当时名流，谢灵运的十世孙，他欣赏谢朓和柳恽的“雅”，何逊当然是不够雅的，在“风范”和“格”上输了一层。实质何逊诗句中不乏穷愁衰苦之叹，而且往往表现出很强的氛围感与温度、触觉性，如“繁霜白晓岸，苦雾黑晨流”，这种刺目的黑白对比以及强烈的情绪渗透显然与“萧散”“雅而高”绝缘。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永明诗歌这种特色的先决条件，那就是它们的创作主体过一种物质充裕，可以在很多场合保持纯净审美心态的生活。柳恽写思妇诗，没有什么君臣恩遇需要寄托，他自幼是有美名的贵公子，前途大好。谢朓去当太守，其实也主要是去度假，游山玩水，或者捞钱，南朝人去宣城或者吴兴当太守就是去赚外快。谢朓有没有捞钱我也不知道，史书没写，但是看文集他好像买了新房子。不过当时御史中丞江淹把捞钱捞得太过分的都抓起来了，没抓谢朓，南齐不是无法之地，我们要信任江淹。

我说这个其实就是想说明，虽然这些人没有物质烦恼，但南朝大部分士族都是敛财狂，有很强的物质贪欲，所谓王谢子弟很多财迷加周扒皮，所以也不必美化他们这种“高雅”，只是身处这个阶级，假清高像呼吸一样自然而已。而何逊，作为后世公认永明诗歌的后继者，即使他的诗才不逊于谢朓柳恽，他也没法复制这种典型的永明体，他有他的文字：

客心已百念，孤游重千里。
江暗雨欲来，浪白风初起。

如上所述，士族审美特色是永明体相对独立南梁的一个特点。

无标题无名氏No.58191340

2023-06-20(二)09:30:45 ID: TDVlW8A (PO主)

>>No.58188467
永明诗歌和宫体诗在写景方面的主要不同，为认为在于，是否具有一种超出现实的感官经验。虽然它们都倾向描写细节，但总体来说，永明诗歌中还没有太多“需要刻意观察”的成分。其中最细密的描写，大致如“日华川上动，风光草际浮”，实质仍是正常人能看到的景致，如张协“浮阳映翠林，回飚扇绿竹”，也是写到阳光照射植物，只是没有那么强烈的闪烁感而已。

但是宫体诗中很多细节描写是正常人生活范畴所不太能解释的，比如：

悲看蛱蝶粉，泣望蜘蛛丝。

花留蛱蝶粉，竹翳蜻蜓珠。

云斜花影没，日落荷心香。

落花还就影，惊蝉乍失林。

“日常”的生活中，观察力很难放大到这个程度：注意到一朵花的影子，一点蝴蝶的鳞粉，蜻蜓一只被遮蔽的眼睛。

同样是热衷光影、闪烁，但永明体比起宫体“微物在光影中的变化”的审美趣味，实质喜欢的可能是气流的变动不居和世界的光耀清澄感。同时，宫体表现出强烈的，在物与物之间创造联系的倾向。

现在稍稍对比一下典型的永明宫廷诗（奉和随王殿下组诗）和宫体诗（咏画屏风组诗），前者的写景：

星回夜未艾，洞房凝远情。
云阴满池榭，中月悬高城。

月阴洞野色，日华丽池光。
草合亭皋远，霞生川路长。

清房洞已静，閒风伊夜来。
云生树阴远，轩广月容开。

四面寒飙举，千里白云来。
川长别管思，地迥翻旗回。

新萍时合水，弱草未胜风。
闺幽瑟易响，台迥月难中。

后者的写景：

水纹恒独转，风花直乱回。
谁能惜红袖，宁用捧金杯。

蒲低犹抱节，竹短未空心。
绝爱猿声近，唯怜花径深。

高阁千寻跨，重檐百丈齐。
云度三分近，花飞一倍低。

路高山里树，云低马上人。
悬岩泉溜响，深谷鸟声春。

竹动蝉争散，莲摇鱼暂飞。
面红新著酒，风晚细吹衣。

两相比较，前者显然有一种清澄的趣味，喜欢广袤的环境，遥远的风，日月云霞，就算诗里面要出现人的活动，“闺幽瑟易响，台迥月难中”（隐含思妇弹奏、望月的暗示），也已经被抽象净化掉了，转化为景物本身的特质。

后者当然就热闹一些（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庾信的诗句本来就比绝大多数宫体诗人更有动感，徐陵萧纲都比他静美很多），不回避人类活动，很注意景物之间的互动，具有更世俗的繁华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