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师叫重岳，是玉门人，因了骁勇善战、忠义双全，在整个北方都十分的受人敬重，甚至于演变成了偶像，被供在庙前烧香敬拜。村里的宗师庙不华丽，只有一进小院，院子是村民们活动的场所，北头的正屋里供着宗师的像，供桌上烧着三支线香，摆几个苹果、一碟饽饽。逢年过节时，或者村里有喜事的时候，会有练武的中年人踩上高跷，穿着黑色的武功服，在院子里打拳、做气功。
我问父亲，为何宗师就能被供在庙里，信黍神却不行。
“呸，不许瞎说！”父亲在我头上扇了一巴掌，“宗师是玉门掌兵的将军，打过大胜仗，一心为国为民，自然该敬拜，怎么能拿来和疯话相提并论！快跪下，高跷出来了。”
一个男人踩起红色的高跷，从院子的东北角踏着四方步走了起来。我跪在父亲身旁，学着他的样子把头伏低，额头和双手的手心紧紧贴在地面上，念宗师的名号。父亲说宗师会踩着高跷从我们身上跨过，是“重山重岳重重越”的意思，我抱着头，生怕被宗师的高跷把脑袋踩破，只听见右耳旁传来“咚”的一声，然后是左耳旁“咚”的一声，随后“咚咚”的声音就离我越来越远去了，再接着就是父亲喊我起身的声音。
父亲在宗师的像前上了香，又磕了几个头，于是整个祭拜结束，吹鼓手们吹起唢呐，敲起锣鼓，庆祝我家的房子落成，街坊们来祝我父亲将来的装修顺利、租房子的生意红火。
村民们又放起鞭炮，噼里啪啦的烟尘里，我看到疯子跪在庙门外马路对面，一棵烧焦的枯树桩旁，喧闹的锣鼓声中，他的脑袋一下一下地磕在树桩上，流的血和炭灰掺在一起，黑红黑红的，又都蹭在树桩和他的棉服上。
“他磕头做什么？”我问庙外看热闹的人。
“不知道，疯子。”人家回答。
“像是在求什么神仙呢。”另一人说。
“求神仙做什么呢？”我又问。
“说是让神仙使枯木逢春，起死回生。”答说。
我便不再问。
房子落成后很快就招来了租客，父亲善于营生，脾气又好，和租客们都说得来话，租金也是比镇上便宜许多的，于是不过几个月，新房子就住满了人。但家里的化粪池不过一个月便开始堵塞，请了几次水工都修不好，甚至于愈是维修，那污水却变本加厉地翻涌上来，直溢流到街面上。
父亲起了急，头上的白头发眼见的多起来。那日我回到家里，听见他在屋中和别人通话。
“怎么会修浅了……浅了多少……当然是，要动路面……泵我是有的，在库房里存着……”
我推开门，屋里的烟味呛得我进不去，父亲手里打着电话，桌上的烟灰缸里按满了扭曲的烟头。父亲说施工时看错了图纸，下水管埋浅了，不多不少，刚好三尺；污水系统里的水倒漫进我家的化粪池，只能用水泵把水抽出来，手动排到下水道去。于是自那日起，我们父子俩每隔两周都要去马路上挪开化粪池的井盖：父亲用绳子吊好水泵，仔细地顺进井里，出水的帆布管子捅在下水道口里，我站在两米外的泵房里，捏着鼻子插上电源。父亲蹲在井口，赤裸着的双手攥着绳子，我在旁边盯着喷涌出的污水，一旦水流失控，就得立刻拔掉插头，调整水管的姿态。抽脏水的整个过程要持续十几分钟，之后还要用很宽大的铁勺去舀化粪池里沉积的污物，用塑料袋装好，丢到垃圾堆去。我们两人都没有戴手套和口罩，父亲拿长柄的铁勺，我给他撑着塑料袋，再去丢掉，腥臭的污物就滴在我们两人的鞋子前面。
我们每次做这些工作时，疯子都站在巷口看。我把手臂伸得远远的，提着垃圾袋去扔的时候，他跟我打招呼；我回去和父亲继续做活时，他就用手去扒拉垃圾袋里的东西，扒拉几下，抬起头看看天，说几句话。
“这是黍神灌稻子的水啊……四哥……”他满手的脏污，满是惋惜地看着我。
这样的话他后来和我说了许多次，我向来不知如何回他。秋天时我去了城里读书，很久才回一次家，父亲时常向我提起他的手上生疮，裂了口子，疼得干不动活，我就托朋友帮忙打理房子的事务，把父亲接来城里。我帮他买了些药，盯着他时时搽抹。我再没问过他疯子的事。
一两年后，听闻村子里出了事，天灾和难民先后涌来，却又在极短的时间里得到解决，仿佛无事发生。我于是和父亲急切地回到家，所幸家中房屋安好，生意也没有受到冲击。帮忙的朋友向我抱怨污水的难以应付，“我从没见过堵得这样频繁的化粪池！起先是两三周清理一次，后来每周都要用泵去排水，不然就要漫出来，整个巷子都是腥臭的，”朋友又向我展示柜子里囤积的口罩和手套，“露着脸根本没法吸气。村里又来过许多水工察看，都说改不了，只能这样维持下去，除非把现在的房子扒了，再重新设计。”
他又向我说起灾年，难民抢夺刚出炉的馒头啦，路边饿死的野狗啦，被揪净了的柳树芽啦；我安慰了他几句，应允多给他些报酬，他才答应留在这继续帮忙。
我们又去到大伯家里。
大伯家扩建了一次，客厅变得更加宽敞了，天花板也高了些，只有那盏玻璃灯没有换过。我给大伯倒茶时，问出了什么事。
大伯说，去年大旱，大旱之后又是源石雨，附近的几个村子，还有一个镇，全都受了灾、荒废了，于是灾民就到临近的村子来讨生活。但是灾民的数量远远超过村子能容纳的范围，田里种的粮食不够吃，村里的房子也不够租给他们。
“立夏的时候街坊们去宗师庙里祈祷，求个好年景，能让灾民都有个去处、有口饭吃，”大伯喝了碗里的茶，叹一口气，“可是祈祷的时候疯子突然跳出来，说宗师是人，是假神，只有什么黍神才能救大家，让街坊们都走，都去拜黍神。”
“啊……”我听得怔住了。
“然后呢？”父亲问。
“然后？然后便是扭打了起来，疯子，和扮宗师的赵头，”大伯把茶碗往桌上一磕，“大伙都没料想疯子有那么大力气，把赵头按在地上，连高跷都折断了，这么粗的硬木头。”他比划了一番。高跷的木头的确是比人的手臂还要粗的。“后来疯子被赵头打翻过去，又被几个街坊压住了，绑起来，放在宗师前面跪了三天三夜。”
三天三夜，我想。疯子冲着自己头上三尺，喊他救苦救难的黍神娘娘，喊得附近的人睡不着觉。
“可是第四天一早，疯子不见了，庙里、旁的水井里，他家，全都找不见他。”大伯坐得直了些，极虔诚似的讲述，“就在那天傍晚，紫红色的晚霞铺了半边天，天上下了一天一夜的雨。”
“下雨可有什么希奇呢？”父亲又问。
我听得屏住了呼吸。
“下的是一天一夜的稻米呀，白花花的稻米，”大伯说，“每家每户的米缸、每个灾民的口袋，还有村里的粮仓，全都装满了，雨才停下呀。”
“真的？”
“自然是真的，村长让大家不许往外说呢，邻村现在还闹着饥荒，有人逃到咱们村来……”
我站起身，不再听他们的说话，径直去到疯子的家里。
疯子消失了不知多少时日，他的屋子像是很久没人进来过，门角上已挂了厚厚的蜘蛛网。我迈进院子，走进他家的正屋，愣住了：屋里正中是一张掉了漆、破烂的供桌，上面是缺了角的白盘，供着串在一起的两个干硬如石头的霉馒头。上面那个馒头上留着两道显眼的血痕，一路往下拖，直拖到桌面上。墙上则是满满当当的血字，有的写着黍，还有的写“救苍生”、“百禾长”之类，我不敢再仔细看，逃也似的，头也不回地离开了他家。
后来，我问过许多村里的街坊，还咨询过学校里的教授，但没有一个人能解释那场白花花的大米雨，也再没有一个人见过疯子。
之后不多久，村里的下水道整体翻修，我家的化粪池被免费重新铺设，再不需要用水泵把污水抽出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