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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引号内为引用此文章的
“因为，无论美化还是丑化，都不是针对某种抽象的、绝对的“客观现实”而言，而是针对不同立场而言的。我们每个人都只能依据自身经验看到自己眼中的那部分“现实”，而不同身份/处境/立场的人所看到的“现实”本就是大不一样的。
比如关于《隐入尘烟》中贵英不慎落水时却没有一个村民出手相救的情节，有网友说“这太假了，在我们村根本不可能”，也有人说，“这是真的，我们村就这样死过一个人”。你无法指责谁在撒谎，或谁看到的不是“现实”，更无从比较谁的“现实”更“现实”。
实际上，与其说针锋相对的人们是在争辩“何为现实”的答案，不如说是在争夺关于“何为现实”的定义权。”
即使只讨论现实，中国这么大，你说你见过农村不是这样的，不能用来声明没有农村是这样的，用个人见到的否定其没见到的不怎么靠得住，更别说是表象不是原理，是社会氛围不是物理定律。
“为什么偏偏纠结于《隐入尘烟》中的农民是否真有那么穷、那么惨？因为一旦在社会舆论中以个体真实替代了整体真实，就有可能抹杀掉扶贫工程的成就和基层工作者的辛劳，尤其当作品走上国际舞台、代表中国形象时，还有可能被某些媒体拿来借题发挥，为国际关系中的小动作提供口实，进而影响整体国民利益。
为什么“二舅的残疾到底是因打针所致还是由于自身的小儿麻痹症”如此重要？因为给二舅打针的人有一个特殊历史身份——赤脚医生，如果在大范围传播中让那些不了解历史的人将故事中个别医生的过错归结为赤脚医生群体的过错，乃至制度的过错、时代的过错，那么将会造成一种对早期社会主义医疗保障制度的极大误解，而这种制度原本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最符合于广大工农阶级利益、挽救了无数生命的。
以上批评当然有其合理性，现实案例(如《方方日记》)也的确并不少见。但正如另一方所担心的那样，如果将这种思维逻辑不加分辨地简化和极端化为电影中就不能有任何负面形象或任何涉及国家、政府的批评声音，那显然也是不符合人民利益的，而不过是借着爱国、反霸权的名义掩盖内部矛盾，为上层阶级涂脂抹粉。”
“要划清正确和错误、成绩和缺点的界限，还要弄清它们中间什么是主要的，什么是次要的。”
如果我们认同并实行马克思的无产阶级的文艺理论，那么
“问题并不在“什么样的艺术表现才更接近(绝对意义上的)现实”，而在“什么样的艺术表现才代表了更符合我们阶级(百分之九十以上最广大群众)利益的现实”。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左翼的文艺家和理论家们让文艺的“工具论”“武器论”有了坚实的立论基础。这并不是说文艺创作就可以像某些抗日神剧、主旋律烂片一样随心所欲地篡改现实，或全然不顾生活逻辑、性格发展合理与否，让作品单纯成为革命思想的“传声筒”，这恰恰是马克思所批判的一种违背现实主义艺术规律的“席勒式”创作。
我们所需要的是真实性和倾向性的统一，也即在尽可能尊重现实原型、符合历史逻辑的基础上，当故事呈现既有这种可能、又有那种可能的时候，去选择更具社会意义、更符合阶级利益、更能为人民的自由与解放而斗争的那一种。”
但上述观点、立场、理论有效的前提是我们是在这样的宗旨下搞这样的文艺工作和评价，但万一不是呢？
某些历史题材作品，既不阶级也不历史更不人民，但完全不妨碍他们的正面评价，我的意思是搞清楚我们的社会到底走哪了还是很重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