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ﾟДﾟ`)别抽我行吗

《警笛》

你听到夜晚的警笛了吗？
是。
雾气掩上了门扉。
但这些都是给你的消息。
警笛和号角和雾的呻吟。
但我不知你要对我说什么。
或许是你的知觉之声。
我的知觉一只嘶哑的鸟儿。
深夜此时吗？
但你还在写啊！
无关紧要之事。
死后发表之作，会向你承诺受人喜爱吗？
够了。
我于此刻爱。
我展开双腿又藏起鸟儿。
你嘶哑的鸟儿隐匿在雾中。
你想和谁交谈？
全都免费。
正是歌声。
多年以后将有人希求我
如希求一枚冰的圆环。



那红色的女孩是一声响动
凑近听着你双面的青春
赞同那些叉号 未来的王国

[智利]罗贝托·波拉尼奥
26.6.6

>>No.68794878
欢迎欢迎(*ﾟ∇ﾟ)
既然有人看那po就发点旧作吧，过去翻了很多喜欢的作品( ﾟ∀。)777

《去读那些过去的诗人吧》

去读那些过去的诗人吧，我的儿子
你绝不会因此后悔
在蛛网和抛锚在炼狱的
船只上的朽木当中
他们就在那里
正在歌唱！
荒诞而又英勇！
那些过去的诗人
在他们的祭品中搏动
流浪者被开膛破肚摘除内脏然后献给
虚无
（但他们并非居住在虚无中
而是栖息在梦里）
去读那些过去的诗人吧
爱护他们的书
这是我作为父亲能给你的
为数不多的建议之一


《图书馆》

我买下的书
在怪异的雨
和暑热当中的
1992年
那些我读过的
或永远不会去读的
是留给我的儿子去读的书
劳塔罗的图书馆
应当足以抵挡
其他的雨
和其他地狱般的炎热
——那么于是，我的命令是这样的：
去抵抗吧亲爱的小书们
像中世纪的骑士那样穿过这些日子
然后照看好我的儿子
在即将到来的年岁之中

——
这首是我24年翻译的，光阴似箭啊=͟͟͞͞( 'ヮ' 三 'ヮ' =͟͟͞͞)

你仰慕有坚韧神经的诗人 是这样吧？
就是这样 正像你仰慕疯狂劳作的小时工和那些
直到凌晨时分才数着钱睡去的商人
以及那些彻夜欢爱的25岁姑娘们
第二天她们还要到大学去参加三或四场
考试

上述的话很难理解 我想说的是
野兽们沿着我家墙壁打转
雕鸮和狄更斯的孩子们 莫罗画出的
蜥蜴和两性人 在我两个房间里的那些太阳
随时可能凝固的隐约脚步声
像一座肮脏石膏制的雕像 骑在马上的
圣人那模糊的双眼正对上
恶龙

——
这首是25年翻的ᕕ( ﾟ∀。)ᕗ坏了我应该昨天开帖啊昨天是洛尔迦的生日我翻了老多他的诗了

彼时只有20岁
我是个疯子。
我失去了一个祖国
但赢得了一场梦。
既然有了梦
其余便也无足轻重。
不工作，不祈祷
也不曾在黎明苦读
我与浪漫主义的狗一道。
那个梦在我灵魂的空洞中生长。
在暗淡阴影中的
一间木头房子
在热带若干肺脏的一叶之中。
有时我回到自己中去
去拜访那个梦：流动思绪中的
永恒塑像，
在爱里扭结的
白色蛆虫。
豁口大开的爱。
一场梦中的另一场梦。
梦魇反复向我宣告：你会长大成人。
抛下疼痛与迷宫的影像前去
再忘记所有这一切。
但那时成长或许是一种罪行。
我在这里，我说，同浪漫主义的狗一起
我就要留在这里。

——
最经典的也不能落下m9( `д´)

虽然是诗歌串但小说翻译也要发( `д´)

我名叫阿图罗，生平第一次见到机场是在1968年。在十一月或十二月，也可能是十月份的最后几天。彼时我十五岁，不清楚我究竟是智利人还是墨西哥人，总之我对此事毫不关心。我们正准备去墨西哥与我父亲团聚。
我们两次试图离开这个国家，头一次完全行不通，第二次这才成功。第一次时，我的母亲和妹妹正同我的外祖母以及两个或三个我已全然不记得面孔的人闲聊，有个陌生人走上前来，送了我一本书。我知道那时我从下到上仰视着他的脸——毕竟他很高很瘦，随后他对我笑了，用一个手势（他从始至终都没说过一个字）示意我收下他的惊喜礼物。他的面孔也被我忘得一干二净。他有着明亮的双眼（尽管有时在我的记忆中他戴着墨镜，不仅遮蔽双眼，而且挡住了整张脸的大半）和平坦的脸颊，皮肤一直紧绷到耳朵，胡子刮得干干净净。随后那家伙转身离开了，我还记得坐在一只行李箱上读着那本书。一本介绍全世界民用机场的手册。从那当中我了解到机场会配有出租给不同航空公司、用于停放和维修飞机的机库；通过码头和停机坪连接起来的客运航站楼；一间气象办公室；一架往往高出三十五米的控制塔；紧急救援设施安放在降落场的特殊区域里，通过塔台进行控制；有个风向标作为可视标志来让人观测风向，水平时指示风速为二十五到三十节；一座飞行业务大楼，内设航班规划总部；一个货运中心；许多商店；一些餐厅；以及一间警用办公室，在那里即便见到一个甚至更多国际刑警组织的警员也算不上怪事。在那之后我们告别了那些赶来机场送行的人，挤进登机的队伍中。我把那本书放在夹克的口袋里。随后广播里有个声音喊了我母亲的名字。我认为整个机场的人都能听到那声音。排队的人群停止了前进，即将出发的乘客们面面相觑，试图找出那个他们在广播里寻找的女人。我也向四处看去，寻觅，但我知道那些人要找的究竟是谁，于是直直盯着我的母亲。时至今日，当我写下这句话时，仍在为此举感到愧疚。而我母亲的举动也十分特别：她装作对那状况一无所知，与其他人一样四下张望，寻找他们提到的那个女人，但不如圣地亚哥-利马-基多-墨西哥线路航班的其他乘客们那样积极。曾有一瞬间我以为她能够就这样蒙混过关，以为如果她不去面对那件无法避免的事情，那么它也就不会发生，以为我们只要继续走向飞机、对广播中的命令置若罔闻，就能够让那声音疲于继续寻找她，或者让它继续去找，而我们早已飞在前往墨西哥的路上了。于是那声音又开始呼叫我的母亲，并且这一次在她的名字之外，还提到了我妹妹（她先是脸色苍白，随后变得像番茄一样通红）以及我的名字。我想我在远处，登机队伍的另一端、相隔几道玻璃的地方，看到了我的外祖母。她满脸痛苦或是担忧地向我们比着手势，并且指着——我不明白那是为何——她左手腕上的手表，似乎试图告诉我们时间仅仅刚足够用，又或者已经来不及了。接着有两个国际刑警的官员出现了，毫不客气地指示我们跟上他们走。就在刚刚，我的母亲还对我们说：安静点，孩子们。而当我们被迫跟着警察离开时，她又对我们重复了一遍同样的话，并且问到（看似是向着押送我们的那两个警察，然而实际上她并未确切对任何人发问）：这究竟是在胡闹什么？以及：不要耽误时间，我们就要错过航班了。我的母亲向来都是这样一个人。
我母亲是智利人，我父亲则是墨西哥人。至于我，我生在智利，从小在这里长大。从自己家中搬到我父亲家中一事似乎把我吓到了，但我不愿承认这一点。除此之外，我此行离开时仍有很多事情没有做完。临行前，我想去找尼卡诺尔·帕拉。我还想去和莫妮卡·巴尔加斯做爱。现在只要想起这件事，我就会把牙齿咬得咯咯作响——又或者我只是回想起了我自己的存在，然后看着我自己把牙齿咬得咯咯作响。当时，飞机还被视作某种危险的东西，但同时又代表了伟大的冒险，真正的旅行，尽管我丝毫没有这样的想法。我的老师当中没一个人坐过飞机。我的同班同学也是。他们当中有些人已经第一次尝试了做爱，但就是没有人坐过飞机。母亲总是告诉我们，墨西哥是一个美妙的国度。在那之前，我们一直住在智利南部的那些省会小城市。圣地亚哥——我们启程前些天曾在那里暂住——在我看来就像一座充斥着幻想与噩梦的大都会。等你见识过联邦区，这里也就不值一提了，我母亲常这样说。有时我会模仿墨西哥人讲话的方式，模仿我父亲讲话的方式（尽管我只能勉强回忆起他的声音），也模仿那些墨西哥电影中的人物讲话的方式。我模仿恩里克·古茨曼和米格尔·阿塞维斯·梅希亚讲话的方式。我母亲和我妹妹被我逗笑了，我们就这样度过了若干个永无止境的冬日午后——尽管结局总是一成不变：这件事对我而言已经不如刚开始那样妙趣横生，于是我就跑开了，并且也不曾告诉她们我打算去哪里。我喜欢在田野上散步。有一次我得到了一匹马。它的名字是扎法兰乔。我父亲寄钱给我，这才买下了它。我不记得当时我们当时住在哪里，或许是奥索尔诺，又或许是在兰基韦城的郊区。我还记得那时我们有一座庭院，还有一间单坡小木屋。它是个小作坊，用来给那个年迈的租客住，并且那里也有一些我们建造的马厩，用来安放我的马。我们养了几只母鸡，两只鹅和一条名叫“公爵”的狗。很快公爵就成了扎法兰乔的密友。无论何时，只要我打算骑着马出门，我的母亲或塞莱斯蒂娜都要说：带上公爵，它会好好保护你和你的马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几乎有我迄今为止的生命那样长），我都搞不懂人们到底想说什么，又或许是我其实理解错了他们的意思，公爵是条大型犬，但尽管如此，它依旧是比我小，比我的马更是小上很多。它的体型和一只德国牧羊犬差不多（尽管它距离纯种犬的标准还差得远呢），通体洁白，有褐色的斑点，耳朵下垂。有时我会好几天都不在家，因此我母亲就禁止了我骑马外出。三五天过去——最多也就五天——我回到家里时前所未有地消瘦，眼中是牛一般的凝视，并且渴得能够一次喝下半桶水。不久前，在一次夜间轰炸行动时——它最终也没能演变成任何比小型冲突更严重的事件——我梦见了公爵和扎法兰乔。我心里清楚，它们已经死去了。公爵，扎法兰乔，我对它们说，来这里和我一起睡吧，有得是地方呢。我在梦中的嗓音（我立刻认识到了这一点，并且并未因此惊醒）模仿着智利口音，正如我先前模仿墨西哥电影对白的口音那样。但这对我而言并不重要。我在乎的只有：用不上我强迫它们这样做，我的狗和我的马就走进了我的房间，并且与我一起熬过黑夜。
我母亲是一位美丽的女子。并且读过很多书。十岁时的我认为，她是我们居住的地方读书最多的人，无论我们当时搬到哪里都是如此——尽管事实上她拥有过的书从没能超过五十本，并且她最喜欢的也并非书籍，而是神秘学杂志和时尚杂志。她习惯邮购书籍，因此我觉得（我也不认为还能有什么其他方式）尼卡诺尔·帕拉的《诗歌与反诗歌》就是这样来到了我家中。我猜有个人在为我母亲把书包装好时，不小心把那本书一并包了进去。那时在我家中唯一有人读过的诗人是巴勃罗·聂鲁达，因此我把那本书留了下来。我母亲常给我们朗诵（在我的模仿墨西哥人表演开始之前或结束以后）聂鲁达的《二十首情诗》，有些时候这一活动以我们三个相拥而泣告终，而另有些时候，尽管并不常发生——我得承认——我变得满脸通红，随后大叫一声，晕头转向地跳出窗户逃跑了，还伴着呕吐的强烈冲动。我记得，我母亲朗诵的方式正像有次她从收音机里听到的某位乌拉圭朗诵家一样。那位朗诵家名叫阿尔西拉·索斯特·斯卡福。就像我模仿墨西哥人一样，我母亲也试着模仿这位索斯特·斯卡福的嗓音，模仿她平稳发出针尖般锐利或天鹅绒般低沉的声音的能力，而又不至于让自己听上去像只打鸣的母鸡。我妹妹也不肯屈居于后，在某些简直如同噩梦的下午模仿起玛丽索尔来。有些时候我想起智利来，而我觉得所有智利人——至少那些生活在六十年代并且或多或少对存在有所知觉的人——在内心深处都想模仿什么人物。我记得有个喜剧演员因为模仿《蝙蝠侠与罗宾》的演出而一举成名。我还记得那时我收藏过《蝙蝠侠与罗宾》的漫画，由此觉得这种模仿既冒犯又粗劣。但我也确实被那演出逗笑了，并且事后仔细回想起来，它已经变得不再那么冒犯以及粗劣，而是显得格外悲哀起来。曾有一次，阿尔西拉·索斯特·斯卡福出行经过考克内斯或特木科，或者是经过了随便哪个当时我们居住的地方：总之无非是她在智利南部漫长巡演路线上的又一站，于是我母亲带我们去看她演出。她年事已高（尽管在我们见到的少数几张贴在武器广场和市政厅的宣传海报里，她看上去尚且年轻、神色严肃，梳着显然是四十年代时流行的发型），有着从一开始就令我分外紧张的声线，并且在表演现场直接播音，并未经过广播电台成人之美的调音。那场晚间诗歌朗诵会，尽管我并不清楚确切原因——或许是由于她的健康问题——有几次不得不中断。每次中断之后，阿尔西拉·索斯特·斯卡福都哈哈大笑着回到舞台上。我母亲告诉我，在那之后不久，她就死在了她的故乡那座城市的精神病院里，而我也就是从那时起开始厌恶聂鲁达。那时我的中学同学们叫我墨西哥人。这个绰号有时还算讨人喜欢，但更多时间里它更接近于一种侮辱。我宁愿大家叫我疯子。
我母亲是个十分勤劳的人。我不知道她的工作完成得究竟是好是坏，但她的确每隔两三年就改换一次职务，连带改换工作的省份。这样一来，我们就有了机会走边这个国家南部几乎每一家医院的统计部门（尽管很多时候这只是个委婉的说法，用来掩饰那不过是我母亲一个人狭小凌乱的办公室的事实）。是个数学天才。——我是说我母亲。我不是。她也承认这一点：我是个数学天才，我母亲笑着说，声音听起来却心不在焉。全是数学惹的祸：她在墨西哥参加一个为期六个月的统计学速成班（或是进阶班或是强化班）时认识了我父亲。她回到智利时已有身孕，没过多久我就降生于世。随后我父亲也来到智利与我相认，等他离开时，我母亲又怀上了我妹妹。我就从没喜欢过数学。我喜欢坐火车旅行，喜欢坐公交车旅行，并且整天整夜从不睡觉，喜欢在我们居住的地方寻找冒出来的新房子，但我不喜欢那些新学校。那时有一条名叫南方大道的公交线路，沿着泛美公路下行，一直前往蒙特港。我小的时候就住在蒙特港，尽管我完全想不起来了——或许是因为那里总在下雨吧——我也在特木科、瓦尔迪维亚、洛斯安赫列斯、奥索尔诺、兰基韦以及考克内斯暂住过。我总共见过两次我父亲，第一次是在我八岁时，第二次则是在我十二岁时。据我母亲所说，我实际上见过他四次，但另外两次我已经忘记了，大概由于当时我还太小，所以并不记得。不过可以确定的是，南方大道已经不复存在了，或者至少改了名字。我也喜欢沿着一条名叫利特线的、一条名叫五号骑士线的、甚至一条叫做安第斯山线的公交线路乘车旅行，安第斯山线的标志是一座燃烧的山峰：不是按理说更符合逻辑的火山，而是燃烧的山峰。每次搬家时，我父亲都会像个幽灵一样跟着我们，从一个镇子到另一个镇子，通过他那些笔迹潦草的信件，也通过他的那些承诺。当然了，我母亲在我出生后这十五或十六年中见过他不止四次。曾有一次她前往墨西哥，并且在那里和他共度了整整两个月的时间，而我妹妹还有我则完全托付给我们的马普切人女佣照顾。所以那时我们住在兰基韦。当我的外祖母——她当时住在比尼亚德尔马——得知我母亲自大地不准我们住在她家里之后，她几乎长达一年没有和我母亲说过一句话。外祖母坚信，我父亲其人就是十恶不赦与缺乏责任心的具象化，并且总是称他为“这位墨西哥老爷”或者“这个打墨西哥来的”。但最终，我的外祖母还是原谅了我母亲：正如她坚信我父亲是邪恶的具象化一样，她也确信了我母亲就是异想天开的具象化。

>>No.68795119
与我们一起生活的那位女佣叫塞莱斯蒂娜·玛鲁恩达，是个圣芭芭拉人：那地方在比奥比奥省。多年以来她都和我们同住，跟着我母亲从一个省份搬到另一个省份，从一间房子搬到另一间房子，直到我母亲决定带着我们搬去墨西哥定居的那天为止。那之后发生了什么？我也不知道，或许是我母亲邀请她与我们一同前往墨西哥，但塞莱斯蒂娜并不希望如此；或许是我母亲对她说：好吧，塞莱斯蒂娜，我的老朋友，我们就到此为止啦，一路顺风；或许是塞莱斯蒂娜有了儿女或孙辈需要照顾，于是她觉得是时候离开了；又或许只是因为我母亲没有足够的钱为她也买一张去墨西哥的机票。我妹妹非常依恋她，分别时哭了起来。塞莱斯蒂娜并不哭泣：她爱抚着我妹妹的头发，并且叮嘱她千万保重。至于我，她甚至连我的手都没有握一下。我们远远地望着彼此，她透过牙缝小声嘀咕了什么，就像她习惯的那样。或许她对我说：照顾好你妹妹，阿图罗。又或许她叫我滚远点。也或许她其实祝我好运。
只有我和妹妹与塞莱斯蒂娜一起生活的那时候，我们正住在兰基韦郊区，在一条没有房屋、两旁种满山杨与蓝桉的街道上。我们有一把猎枪：无人知晓是谁把它带到这里来的（尽管我怀疑是我母亲的某位朋友所为），于是每晚上床就寝之前，我习惯巡视家中的每个房间——也包括地下室——，那把猎枪就斜挂在我肩上，并且还有塞莱斯蒂娜紧随身后用火把照明。有些时候我变得过度警惕起来，出门在庭院里来回巡逻，甚至还冒险走出几米去漆黑的街上、距离我家相当远的地方，只有我的狗作伴，然后才回到家中。塞莱斯蒂娜就留在门口等着我。归来以后，我会同她一起吸一根烟，然后回去睡觉。猎枪始终藏在我的床底。然而一天晚上，我发现它的弹匣已经空了。我向塞莱斯蒂娜询问是谁偷走了我的子弹，而她承认那人正是她自己：出于小心起见，不让我伤到他人。你不知道吗，我对她说，没有子弹的猎枪是毫无用处的。它还能用来吓唬别人，塞莱斯蒂娜回答。这件事让我大发脾气，大喊大叫，最后甚至哭着坚持要她把子弹还给我。那就对我发誓你不会用它杀死任何人，塞莱斯蒂娜说。你这是觉得我是个杀人犯吗？我回应到，我只会为了自我防卫开枪，为了保护你和我，还有我妹妹。我不需要你用一把猎枪来保护我，她说。那如果有天晚上有个杀人犯闯进来了，你又打算怎么办？那就跑，逃跑的时候一手拉着你妹妹，一手拉着您（塞莱斯蒂娜有时用“你”称呼我，有时又用“您”）。最终我发了誓，塞莱斯蒂娜也就把子弹还给了我。给猎枪上膛之后我叫她在头顶放一个苹果。你怀疑了我开枪的目的和精度，这点很不好，我警告她。塞莱斯蒂娜沉默不语地盯了我好一阵子，眼神深邃而悲伤，然后说这样下去我早晚会变成一个杀人犯。我连小鸟都不去杀，我对她说，我不是个随便打东西的低等猎手。我不杀动物。只是自我防卫。又有一次我母亲和一群医生去了迈阿密旅行，然后在那里与我父亲会合。这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三十天，他说。幸好他没让你再生个儿子，我说。然后我母亲扇了我一耳光，不过我的反应速度更胜一筹，躲开了它。
有时候我母亲自己掏钱买机票去找我父亲，另外的时候则是他把机票寄给她。他从没给我和妹妹买过机票。据我母亲所说，这并非由于他不想见到我们，而是因为害怕飞机坠毁，许久过后人们发现我妹妹和我沉眠在一个扭结废铁建成的巢穴中，在美洲某个被遗忘的山地上化为焦土。事实是，那时的我严重怀疑这个解释的真实性。在我们第一次尝试前往墨西哥失败、边休整边准备第二次的那些天里，我母亲记起了我的那个疑问，于是给我（并且只给我一个人）我父亲寄给她的最新一封信，那时我们去墨西哥的计划已经确定了日期和时间。在那封信当中，我父亲说他睡觉时会在床头柜的抽屉里放一把手枪，以防我们遭遇事故。他这是想说什么？我问。你父亲希望我明白，如果我们遇到任何不测，他已经准备好了为我们卷入枪战。但我们能遇到什么事情呢？比如那班飞机——因为上帝不喜欢它——坠毁了。然后如果我们死了，我父亲就会自杀吗？是的，我母亲说，如果他说：我睡觉时枕边有把手枪，那就是因为他想要在两位遭遇不测时自杀。两位指的是我妹妹和我自己。关于我父亲和他的枪的想法在我脑中挥之不去了几天，甚至当我到达墨西哥之后、在那里找到一所新学校读书之前，也就是我无所事事也不认识任何人的时间里，我都一直试着走遍那所房子的每个屋子来寻找那把枪，但我从没找到过它。

>>No.68795130
我们的确收到过我父亲的来信：几封很长的手写信件，字迹潦草，拼写也错误频出。其中提到智利时将其夸张地称为“我的第二祖国”，或者“我另一个祖国”，“我的国”，“别的祖国”。有时——但并非经常如此——也提到我的祖父母。他是个加利西亚移民而她是个索诺拉的原住民，他们的家乡距离那么遥远，在我看来仿佛隔着从这里到外太空的距离。我父亲说他是全家七个孩子当中年纪最小的；说我祖父已有九十岁高龄，在圣特蕾莎附近有田产；还说我祖母只有六十岁，比祖父年轻整整三十岁。有些时候，出于无聊，我会开始计算（尽管数学让我忍无可忍）：我出生时，据我母亲（她知道那时所有人的年龄，除了她自己的）所说，我父亲是二十五岁；所以在我们去墨西哥时，他应该有四十岁了；如果我祖母当时六十岁了，那也就说明她生下我父亲时是二十岁；但如果我父亲是七个孩子当中最小的，那么我祖母生下第一个孩子的时候该是什么年纪呢？我猜她一个接一个连着生下了他们，所以是：十三岁，比那时的我小两岁，比我妹妹小一岁。十三岁的祖母和四十三岁的祖父。当然了，也存在另一种可能性：我祖母并非我祖父所有这七个孩子唯一的生母，而是只生下了最小的两个，或者只有我父亲自己。我的祖父，据我父亲在他那些写得惨不忍睹、有些时候我也读不下来的信件中所说，直到前不久时还有力气骑马。我父亲还说：当有一回，祖父在和他通电话时告诉他（尽管这一段讲述的动词时态以及其他的一切都含糊不清、一团乱麻），说他给我寄了钱用来让我也买一匹马。老人发表高见，说希望有朝一日能看见我骑马，在索诺拉骑一匹真正的马。这种说法唯一的效果只是令我对祖父抱有成见，毕竟我根本从没见过他。有次我向父亲（口气十分随意，当时我们的车正堵在起义者大道上，谈起此事的态度就像谈论足球）暗示着提起关于我祖母过早成为母亲的疑问，于是他承认她实际上是我祖父的第二任妻子，在第一次诞下他的儿子时正值十九岁，随后在二十岁时又分娩了第二个和最小的那一个。我不知为何又问起他的第一任妻子——不是我祖父的，是我父亲的，——但我的问话没有任何过渡或者铺垫，就仿佛我们那天下午全部的交流都是为了通向这个话题而产生的一般。我的父亲起初缄口不言、心平气和，直视着前方，双手搭在方向盘上面。随后他说，在墨西哥，与智利恰恰相反，很久之前就已经有离婚这回事了，但同时在智利则不尽如此，人们为了分开不得不大费周章。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他说，但想要分手是很难的。可能因为他们有了该死的小孩吧，我说，然后把烟头扔出车窗（从十五岁起，在我踏上墨西哥城联盟区的土地之后，我父亲就开始让我抽烟了）。也许是这样吧，他说。我已不记得当时我们是在朝着国立自治大学的方向还是朝着相反的拉维亚方向行驶了，我们只是被车轮载着以同样的速度前进，然后我父亲过了一阵子才开始盯着我看（他先前一直看着成群纹丝不动的客车——以及小轿车——停滞在大道上，但他的表情似乎是在凝视着美洲宽阔而空旷的陆地，所有那些小卖部和大工厂，那些昏暗的高楼大厦，里面都居住着和他一样四十多岁的人们），他那样做的时候对着我笑了笑，试图说些什么，但最终并未说出口。
我父亲上次来智利时正是我们前往墨西哥的一年半前，当时我母亲的几位朋友邀请我们去他的庄园里游玩了一个周末。一天下午，我们出去骑马。有些日子里，我能清楚地记起那里的声响，土黄与深绿色的原野，群鸟，稀松而又高远到难以置信的云。然而另有些日子，我对此的记忆只是一团迷雾，就像一部画面模糊或者加上了糟糕滤镜的电影一般，又或者像是我的大脑被什么人动了手脚。我们一共有七个智利人和一个墨西哥人，并且智利人们想要看看（我也是那些智利人之一，所以我当然也想要看看）那个墨西哥人是否有足够强的实力让马跑起来而不从马背上摔下去。我怀疑那群智利人之一：一个医生，或许只是个实习医生，可能和我母亲有过一段关系。我记得他几次前来我家，记得我母亲命令塞莱斯蒂娜带我们上床就寝的声音，记得当他们独处时唱机里流出的音乐声，也记得那是电影《黑色的奥尔菲斯》的主题曲。我还记得那名医生或实习医生的忧郁甚至烦闷，尽管那种烦闷并未使他在我父亲即将到来的那些躁动不安的日子里疏远我的母亲。由此，那里有这位我母亲的心情郁结的朋友，有我自己，还有另外五个智利人，并且我记得他们喝了马乌莱酒，我还记得当我们离开那座大房子时讲的一些玩笑话，都是些有关墨西哥和智利这对姊妹共和国（当然这只是个说法，两国毫无相似之处，只是其中之一是拉丁美洲第一的国家，另一个是拉丁美洲最后的国家，分居在次大陆的首尾，不过哪个是头、哪个是尾取决于是谁在观察它们，谁在忍受它们，而在这两种情况下形势都不容乐观）的马术的东西。（好吧，拉丁美洲根本没有哪个国家的形势是乐观的，我们都在山脚下的峡谷深渊里呢。哪条峡谷？是尤罗峡谷。）当时我们正要出发去骑马。那之前在马厩里时，我父亲试图骑到马上去，随后他检查了我那匹马的鞍带、马嚼子和缰绳，看了看在他眼里十分笨重的马鞍。我们刚上路时多数人都在喝酒说笑。我记得我们穿过了一条小溪，过去正值夏天时，妹妹和我曾经在那里面游过泳。随后我们前往一处休耕的田地，木制围栏将它与一些用于放牛的场地隔开。从那时起，队伍当中的两个人——也许是庄园主人最年长的两个孩子——开始策马疾驰，跃过了第一道围栏。我父亲跟随其后。父亲只比他们年长几岁，我猜他认为身为客人有义务跟上。又或许他面对的是一次挑战，一桩赌局。我不清楚。我只知道我父亲在马上远去，我看着他逐渐接近围栏，又看见他干净利落地一跃而过。随后我听到一声啼叫，鸟儿的啼叫，但我不知道是哪一种鸟，或许是麦鸡，又或许是那两兄弟疾驰着奔向下一道围栏，但那声音在我听来却像是秃鹫的啸叫，仿佛有只硕大无朋的秃鹫飞出了我们刚刚丢在身后的树林，现在它正飞过牧场，不见踪迹但又十分骇人。在我父亲也准备越过第二道围栏时，我向他冲去。我能感受到马的颤动和力量，像个醉汉一样面向围栏飞奔。围栏前方的场地并不平坦，虽然从人群所在的地点看去不算太过明显，而是显得相当平缓，高草在风中摇动，但在马背上奔跑时却显得格外崎岖，沟壑纵横，令人目眩。当我再抬起头时，那两兄弟已经停下了，其中之一的马正在原地打转，显然是受到了什么惊吓，我想：有条蛇，并为此提心吊胆，又或许是骑手的缘故，他被激怒了，于是让马打起转来，想要惩罚他的马。我的父亲，他在更远的地方，面朝第三道围栏冲去，那之后我似乎听到了叫喊声，某个人，庄园的主人，请他停下，又有某个人，那个实习医生，嘶喊起来，像米格尔·阿塞韦斯·梅希亚的电影里那样，像豪尔赫·内格莱特、佩德罗·英凡特、安东尼奥·阿基拉尔的电影里那样，像雷索尔特斯和卡兰布雷斯的电影里那样，那些痛苦和喜悦的嘶喊，厌弃和自由的嘶喊，在第二道围栏向我奔来的时刻，我瞬间就理解了它们，于是我也叫喊起来，双腿夹紧马匹，随后我的马像道闪电一般从上方一跃而过，我们继续下坡，我父亲的身影已经消失在坡上，那对兄弟先是在我左边，随后被我甩到身后，两人之一下了马，正盯着他的马的前腿看。在那之后我遇到一道陡坡，在战胜它之后我又看到一条两侧长满高墙般树木的河流，稍远处是一片小树林，其中南美杉高耸入云，远超过其他树木。我父亲和他的马都不见踪影。我跳过第三道围栏，飞奔着向那片树林冲刺。还未抵达时马匹就停止了前进。我看到我父亲坐在一个树桩上，指缝夹着一根没有点燃的香烟。夹烟的那只手正在颤抖。他大汗淋漓，面色赤红，衬衫上有几颗纽扣已经崩开。在我下马之前，他似乎并未注意到我的存在。我坐在他身边，不过是直接坐在地上，然后告诉他我跑了表现很不错的一程。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那样，他说，我差点把脊柱折断。随后他说：我太久没骑过马了，好像有几个世纪那么久。在远处，山坡的顶端，其他人的身影浮现出来；或许有人看到了我们，于是举起了手；然后他们打手势向我们示意，指向河流那边的几条栅栏，坡度在那里开始变得不那么陡峭了，他们也就打算从那里通过。我举起双臂示意已经理解了他们的意思。我父亲连头也没抬一下。那时他已经点燃了香烟，但变得愈发汗流浃背。有一瞬间我觉得他正在哭泣。起初他似乎被香烟呛到了，因为那是一根卡巴尼亚斯烟，而他已经习惯了墨西哥的德利卡多斯烟。那根香烟的气味更强烈，纯度也更高，质量上乘，好吧，但随后我父亲就开始吐烟圈，那仿佛是种漫不经心的举动，又仿佛他的嘴唇已经与他完全分离，他先是盯着铺满小树枝、零碎叶片和土块的地面，然后抬起头来，吐出完美的烟圈，大小甚至粗细全都各不相同。再然后，我父亲熄灭烟头，对我说：想听我讲在墨西哥牛仔们是怎样出行的吗？爸爸，但墨西哥根本没有牛仔啊，我说。当然有了，我父亲说，我过去就是个牛仔，你爷爷曾经也是，就连你奶奶也当过女牛仔呢。不然你觉得我是为什么来了这里，来了离家乡的一切那么远的地方？这个问题在我看来并不合理，我住在这地方，也远离了智利的一切，而我父亲似乎总是忘记这一点，不过我还是觉得他正准备向我揭示某些人生的真理。为了我妈妈，我说。没错，为了你妈妈，但也为了很多其他事情。也为了你妹妹和你，他在沉默了半晌后才继续开口，就好像刚刚突然忘了我们正在谈话似的。我们队伍中的其他人从那片林子的另一侧走过来。我父亲站起身，说我们该去同他们会合了。我这辈子一直以来都想当个运动员，在骑上马之前他说到，但我从没成功过。

>>No.68795135
我母亲常读她从圣地亚哥邮购来的爱情小说，也会读神秘学杂志。我父亲只读牛仔小说。我读的是尼卡诺尔·帕拉，因此觉得这给了我一些优势。当然了，实际上它并没给过我任何优势。这一点是在我离开智利前的几天中，莫妮卡·巴尔加斯告诉我的。在那时，1968年的末尾，离开一个拉丁美洲国家后前往另一个并非易事。尽管时至今日此举依旧困难，但那时却是难上加难。想要动身，必须先填写一大堆旅行必需的文件，而那些文件在我们所居住的省会小城市根本无法办理。于是我们卖掉了全部家当——尽管东西并不多，只有几件家具和一些其他杂物——然后在出发日期（离开这个国家的第一次尝试）的两周前搬了家，去圣地亚哥，投靠我母亲的一位朋友，丽贝卡·巴尔加斯。她是中学教师，从南方搬来首都生活，因为这里也是她妹妹莫妮卡·巴尔加斯的居住地，而那时她正就读于艺术学校。
莫妮卡有一头长长的直发，身材瘦削，胸部丰满，会吹横笛。在她家度过的第一晚我们一直聊到深夜，在所有人上床睡觉后、我们两个也各自就寝之前（她睡在她姐姐的房间里，而我睡在沙发上），我们一起走到阳台上，而我不知道究竟是为了欣赏圣地亚哥的灯光：那些大道上的亮灯和市中心的霓虹，还是为了欣赏被月光点亮的山峦：它们看上去像悬挂在深渊上空的探照灯。我记得在那之前，在客厅或厨房里，我帮她准备泡上新一轮茶还有面包配鳄梨和果酱时（那天晚上我母亲和那里的其他所有人都在听着她讲话，似乎我们都无法入睡，而无法入睡使得我们又饿了起来，但又没有午饭或晚饭时那样的胃口，而是有着属于十一点钟的胃口，或者说寓言故事和传说中存在的胃口），她问我当我去墨西哥以后想学什么，我便回答医学，但我真正想的是成为诗人。这很不错，她边说边准备茶、牛奶和酸奶（那是我第一次吃到这样的酸奶，包装起来的酸奶），一根希尔顿香烟牢牢夹在她的嘴唇或她修长的手指间，而她正咬着指甲。你都读过什么书？这个问题让我大吃一惊，以致一时间不知如何回答，而恰巧唯独在我人生的那个时期，我对所有的问题都有个答案。尼卡诺尔·帕拉，我说。啊，尼卡诺尔，莫妮卡说，仿佛他们彼此认识而且还是亲密好友似的。《诗歌与反诗歌》，我说，纳西门托出版社，1954年。这是他的唯一一部诗集，莫妮卡说，然后我们知道去阳台那时才重新谈起这个话题。她在指尖夹着一根香烟，是她在那晚上吸的最后一根，我想也向她要一根，但可能被她以我还不够吸烟的年龄为由拒绝所带来的胆怯和羞耻让我迟疑，尽管现在我知道她从没打算过拒绝我。她坐在一把木制折叠椅上而我站着，几乎是背对她，望着一片漆黑的城市，希望我能永远也不离开那个地方。于是莫妮卡说要送我一本书，让我在离开之前的那几天里读一读。里尔克的一本，她说，《给青年诗人的信》。我记得我们注视着彼此，或者至少是我觉得我们注视了彼此，而实际上莫妮卡的时间牢牢聚焦在圣地亚哥的混沌之上，并且我记得当时我感到被深深冒犯了，那种感觉像她拒绝给我一根烟那样令人耻辱。我知道那本《信》是种她用来告诉我别再写诗了的方式，我知道它提到的那位年轻诗人从没能写出过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再幸运不过是他已在一场决斗或战役中被人杀死，知道莫妮卡能与尼卡诺尔以“你”相称，但读不懂他的诗，也知道莫妮卡在除去尼卡诺尔·帕拉（那位帕拉先生）以外对我的人生知之甚少。我只用了一秒钟就明白了那一切，这使得我想要大腿贴地坐在阳台上告诉她：你说得不无道理，但你还是大错特错了，这句话听上去不太像智利风格，倒是很像墨西哥的。我并没有那样做，而是重新看着她，向她要一根烟。在静默中，她的思绪似乎已经飘到了距离那座悬在圣地亚哥上方全然无害的阳台十分遥远的地方，然后她把烟盒递给我，又帮我点上了火。我们沉默地吸了一阵子烟，她吸的是烟头（已经吸得只剩滤嘴了），我吸的是一整根烟。再然后我们关上了阳台，我坐在沙发上等她走回屋里，这样我就能睡觉了。莫妮卡消失了片刻，回来时带着那本里尔克的书。如果你睡不着的话，今晚就开始读吧，她说。道过晚安后我在她的嘴上吻了一下。她看上去并不惊讶，但向我投来一个责怪的眼神，也或许只是一个严肃的眼神，随后就消失在走廊里。实际上，那走廊很小，那公寓也很小，比我们刚刚搬离的那所房子小得多，但陌生的房屋总是显得更大。第二天晚上，当莫妮卡从艺术学院上课后回到家中时，我告诉她，《给青年诗人的信》的作者在我看来是个十足的伪君子。仅此而已吗？她说，脸色与昨晚一样阴沉。仅此而已，我说。那天夜里，晚饭之后，莫妮卡没再留下来和我一起吸最后一根烟。

>>No.68795139
那天晚上我做了噩梦，睡得很糟。次日早晨我找母亲要了钱，去和尼卡诺尔·帕拉告别。
当然了，我并不知道他住在哪里。我在巴尔加斯姐妹的家中打电话给了一家出版社，然后又打给了智利大学的校长办公室。最终我得到了一个地址。从一开始我就在怀疑，不仅到达那里将会让我大费周章，而且从那里回来也会是如此。我乘上一辆小型公共汽车，然后在一个十字路口下了车。在那里我又搭了另一辆小型公共汽车：它钻过那些狭窄曲折的街道，那里挤满了商店和流动集市，内部售卖包括从铝制锅碗瓢盆到玩具锡兵在内的各种东西。我们穿过几条地砖铺得杂乱不堪的街道，随后来到一片荒地，依稀可见有半毁的砖墙把它分割开来，那里就像十个足球场一样宽敞、一样平坦。我在那里再次下了车，继续向前走。走出荒地以后道路开始分叉，一边是依旧空旷的街道（在我看来，比起街道，那更像是乡下小路）而另一边则有片单层房屋的居民区拔地而起，穿插几条没有铺过沥青的街道，我在其中看到了许多孩子和许多条狗。我决定沿着更宽敞的那一边继续前行，很快就看到了其他的居民区，并且愈发平缓、平坦甚至扁平，这一现象随着靠近科迪勒拉山脉而逐渐变得更加明显，就好像群山或空气的压力将房屋夷为平地了那样。随后我到达了一个公交车站，询问我要找的地址的位置。有人给我指了一条上坡的街道。就在另一边，他们说。我沿着街道走过去，在另一端看到一条河流和一座桥。我过了桥，走进一片街区，路旁都守着落叶松。我看到一个路牌，上面写着洛-帕伊居，我猜那应该就是街区的名字。我走进一家童装店，告诉他们我在找尼卡诺尔·帕拉的家。在洛-帕伊居的另一头，有个女人这样告诉我。好吧，我说，于是继续沿着河岸向前。没过多久河流就开始分叉，其中有几条支流被巨大铁桶筑成的堤坝堵住，桶中装满泥土或各种垃圾或二者皆有。我靠近去看，在那底下有条小树枝和破旧包装纸铺成的小路延伸开来，连接起废水中的一个个三角洲，两只老鼠在中间向我张望。其中之一——瘦一些的那只——对着我笑起来。一个谦恭的微笑，就像在说，我正在这儿呢，阿图罗，试着讨生活，好吧，伙计，你过得怎么样？我觉得我是疯了，但并未离开那座将道路与垃圾堆分隔开的柱子——垃圾堆就是在那里由三角洲堆起来的（尽管或许情况正相反：是垃圾堆逐渐分化成三角洲）。那老鼠最终看了我一眼，不如说是瞥了一眼，脸上依旧挂着那个谦逊至极的微笑，然后就跟着他的同伴顺流而下跑走了，并且自顾自地雀跃蹦跳着（并且不失风度：一种彰显着安静的庄严的风度）。在一条尘土飞扬的街道的另一边生着几棵瘦弱的苹果树和欧查树，那里就是我在纸上记下地址的那座房屋。在那后面，从一个装潢得好像工间的车库里，传来了凿子和手锯工作的声音。房子里似乎空无一人：窗帘拉着，花园荒草丛生，空中弥漫着被遗弃的气息，种种迹象都指向这一点。我按了门铃，一个男人从车库敞开的门里探出头来。您来干什么？我找尼卡诺尔·帕拉，我说。进来吧，他说。他坐在一把柳条编的小凳上，甚至在邀请我进屋时也没从它上面起身，而是仅仅把身体前倾，让凳子只有两条前腿支撑地面。当我绕过车库门时，他从上到下打量了我一遍，然后说那里并未居住着任何一位诗人，尽管如果我想，他可以为我朗诵几段小诗。他有五十多岁，有着称得上灰白的长发，看上去既像个皮条客，又像个歌手。我给他看了那张写着地址的纸片。他来回读了几遍然后说，不是的，这地址错了。但尼卡诺尔·帕拉在这里住过吗？我问。这片街区住过一个诗人，他说，但究竟是不是帕拉我就不知道了。您想要喝点酒吗，朋友？或者您其实很年轻，还不到做这事的年纪？我勉强接受了邀请，只为稍微拖上几分钟，晚些回圣地亚哥市中心，因为那在我看来太过复杂而且无聊。那么您是做什么的？我边说着边在另一把柳条凳上落座。吉他，他说。我做吉他，尽管说实话手艺算不上好。卖得好吗？也不算很好，但足够糊口。有片刻时间里我们都沉默不语，那时他正在用砂纸打磨一块不成形的木头，或者至少在我看来它根本不成形。几天后我就要去墨西哥了，我说。不错，他说，去探寻全新的土地，对不对？是的，我说。这地方的各种东西都在变得越来越糟，他说，尽管我没办法说在墨西哥的情况很糟，但也不会好到哪去，对不对？我父亲是墨西哥人，我说。那很好，有父亲是好事，他说，我们为此干杯吧。我们碰了杯。敬父亲，他说，不管他们都在什么地方。我摇了摇头，那姿势的意思是真难以置信，像是在对他说：我能接受这个玩笑，但距离真的相信它还差得远呢。那么您住在这里吗？我问。不，他说，我在这里只有一个工间，是一个朋友让我出了一点钱后租给我的，但我住在河对岸。洛-帕伊居河的对岸吗？我说。那个朋友，他说，我住在马努埃尔·罗德里格斯大道上，353号，那里是他的家。我住在南边，我不知为何这样说。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如果您心里清楚的话，让您想要来向帕拉道别呢？他问。没什么特别的原因，我说，我也是个诗人，所以我觉得……伙计啊！他说，一个诗人，那么我就要为您朗诵这些小诗了，您听听它们怎么样吧。我一言不发等待着。那人拿起一把吉他伴奏，随后就开始了。他的嗓音沙而热情。

>>No.68795146

像个谦恭的女王
你身着牛仔裤
留着基督似的长发
口袋里藏上一把折刀
和一朵粗劣刺青的花
从不幸的人生中
我又找回自己
你正出现在那时刻
街上的鲜花，街上的花呀
你将我带离苦海又开出花
像个谦恭的女王。

美极了，我说着看向车库大门，云彩从那后面经过。确实不错，那人承认到，是我大概三个月前在戈尔达·马丁内斯餐馆写的。在一阵引人遐想的沉默后他补充到：那里出售的番茄沙沙酱让人食指大动。随后那吉他手开始谈论他在智利内陆的旅行经历，那些地方简直像是遥远陌生的异国他乡；也谈论歌手、皮条客和妓女。但我最终总会回到工间里，他以这句话作结。在我动身离开之前，他为我朗诵了他的另一首诗：

亲爱的逃散的时光啊
老翁对老妇这样讲
傍晚远去的时分
两人同坐在深渊边上
所有残缺的回忆
重新将我们造访
破损的照片
正如我预想中那样
生命赤条条燃烧
天空披上褴褛的衣裳

稍晚些时候他陪我走到街边，他为我指明了通向小型公共汽车站的方向。我们过握手，然后我便开始继续赶路了。在一道斜坡上，我看到两个正在玩金属套环的孩子。我想，如果我能从套环中间钻过去，像头被驯过的猪一样，或许就能去到另一个维度了。那天晚上，我向莫妮卡讲述了我所经历的一切，然后把那本里尔克的书还给了她。第二天，我们同我外祖母一起去看了场电影，当时她来到圣地亚哥与我们道别，在亲戚家一直借住到我们出发的那天，第一次我们没能顺利离开，第二次大功告成，尽管在亲自见证飞机起飞之前，我都不确定我们是否能够离开这个国家。我对那之后发生的事情记忆模糊，我想我是给莫妮卡写了一封信（我不敢叫那东西诗歌），但后来我把它销毁了，我有了人生中第一本护照，还又去看了几次电影。

>>No.68795151
于是我们又一次来到了机场，我母亲身后跟着妹妹和我，我们两个都吃力地拖着行李箱，试图装作它们是手提包，而母亲被国际刑警带到了办公室。我记得所有人都盯着我们看，而我在意识到自己正被众人注视的同时也想到了两件事：一是如果我还带着那把猎枪（那把猎枪以神秘的方式来到我家中，现在我觉得它正属于我母亲的某一位情人），我就会对那些警察开火，然后一把火烧了机场；二是我们永远也无法离开智利了，由此我的命运将是，永远无法去看任何东西，也永远无法被看见。随后我的母亲开始（只是在口头上）与警察抗争，而如果她真的担心被捕的话，她也懂得如何用令人羡慕的高超技巧掩盖这一点，顺带辱骂了一名那片已被我们抛至身后的土地的所有者，姿态优雅，并且带有一种轻蔑，就是那种常常走下一班飞机就又登上另一班飞机（“喷气飞机”这个词正在她常读的杂志中流行起来），从一个庞大的首都到另一个庞大的首都旅行的人身上会有的轻蔑。随后她拿出一副落难女人的口吻求情，但那态度又表明了她与对方平起平坐。随后我母亲甚至恳求他们准许她离开，说她孩子们的父亲正在等她，而他是个会因为一点鸡毛蒜皮的理由就去做傻事的人。但她别无办法，那天晚上我们没能出发（我母亲写了一封抗议信，但也止步于此了）只得打道回府，在担惊受怕之后回到了巴尔加斯姐妹家中，与我外祖母一起（那晚她在那里过夜），与丽贝卡·巴尔加斯一起，她安慰着我紧张过度的母亲——多好的一位朋友！也和另外一个或两个我已经不记得了的人一起。在她们家中我也们见到了莫妮卡，她不喜欢道别，当然也有着比陪几个也许后会无期的南方人去机场更好的计划。她让我们把整件事的经过再讲了一遍。尽管有着最后的欢笑，那仍旧是个悲伤的夜晚，比悲伤更进一步，黑暗、阴郁、失眠。当其他人都睡下以后，我独自一人在阳台上，身上的衬衫只套着袖子，冷得要死，手上还拿着我那本帕拉的书，但是并未翻开。在那一切都看上去无可救药的时刻，我母亲的哮喘发作了。
（完）

复制粘贴累死了，话说有人发现因为今天是26年6月6号所以po一直在发《2666》作者的作品吗=͟͟͞͞( 'ヮ' 三 'ヮ' =͟͟͞͞)

1. 我母亲给我们念聂鲁达的诗，在基尔普埃念，在考克内斯念，在洛斯安赫列斯念。2. 只有那一本书：《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洛萨达出版社，布宜诺斯艾利斯，1961年。在封面上有幅聂鲁达的画像和一条告知，说明这是发行一百万册的纪念版。截至1961年就已经卖出了一百万册《二十首情诗》吗，还是说这是指聂鲁达已出版作品的总销量？恐怕是前者，尽管两种可能都令人不安，而且如今这些假设都已经不存在了。3. 书的第二页写着我母亲的名字，玛丽亚·维多利亚·阿瓦洛斯·弗洛莱斯。通过粗浅的观察，与所有迹象都相悖的是，我得出结论：在那里写下名字的并不是她本人。那也不是我父亲、或者任何我认识的人的笔迹。那么，是谁写的？仔细观察这个被多年岁月模糊了的签名，我不得不承认——尽管有所保留——这确实是我母亲的手笔。4. 在1961年，也在1962年，我母亲比现在的我要年轻上一些，还不到三十五岁，在一家医院工作。那时她青春又勇敢。5. 那本《二十首情诗》，我的《二十首情诗》，走了很长的路。首先是在智利南部的一些镇子，随后是墨西哥联邦城的几栋房子，再然后是西班牙的三座城市。6. 那本书当然并不是我的。起初那是我母亲的，随后她把它给了我妹妹，当我妹妹离开赫罗纳前往墨西哥时，就把它交给了我。迄今为止，在我妹妹给我的书当中，我最喜欢的是科幻小说和曼努埃尔·普伊格全集。那是我亲手送给她的，所以我后来又重读了一遍。7. 那时候我已经不喜欢聂鲁达了。更别提《二十首情诗》了！8. 1968年我举家搬迁去墨西哥城生活。两年后，在1970年，我认识了亚历杭德罗·佐杜洛夫斯基，对我而言他就是著名艺术家的具象化身。我在一家剧院门口拦下了他（那时他正在导演《查拉图斯特拉》，和伊塞拉·维加一起合作），我对他说我希望他能教我导演电影，从那以后我就成了他家的常客。我觉得我不是个好学生。佐杜洛夫斯基问我每周花多少钱买烟，我告诉他说很多，毕竟我抽烟总是像个车夫那样频繁。佐杜洛夫斯基叫我戒烟，然后把这笔钱花到高田英寿的禅修课上。没问题，我说。我去上了几天高田英寿的课，但在第三次课程后，我觉得这不适合我。我在禅修课上直说要离开高田英寿。当我想要离队时，那个日本人挥舞着一根木棍向我猛扑过来，这样向他提出要求的学生都被他用这根棍子打了。这就是说，英寿举起棍子，学生们会说是或否，而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英寿就会对着他们一阵猛击，发出的声响在香火缭绕的昏暗室内震耳欲聋。10. 然而对我来说，他并没有提供拒绝挨打的机会。那一串打击既具爆发力又十分响亮。我当时正和一个女孩一起，站在门边，英寿在房间的深处。我猜他正闭着双眼，满以为假如我动身离去，他也完全不会听到。但那个该死的日本佬听到了我的行动，大喊着“万岁”之类的禅机就朝我扑过来了。11. 我父亲是个业余拳击赛重量级冠军。他常胜不败的王朝仅限于智利南部。我从来都不喜欢拳击，但从小便学过；而且家里总挂着一副拳击手套，无论在智利还是在墨西哥。12. 高田英寿大师大喊大叫着朝我冲来的时候，或许并没有伤害我的企图，也就没指望过我会下意识自我防卫。他用棍子的击打来唤醒弟子们麻木的神经。但我并没有麻木的神经，我只想一劳永逸离开那里。13. 如果你认为自己受到了攻击，你就会自我防卫，这是自然法则——尤其是你十七岁的时候，尤其是在墨西哥城。高田英寿有种聂鲁达式的天真。14. 据佐杜洛夫斯基说，是他把高田英寿带到了墨西哥。高田曾一度在瓦哈卡的丛林中寻找瘾君子，其中大半是在一次致幻旅程后便无法归国的北美人。15. 除此之外，在高田那里的经历也并没有让我停止吸烟。16. 我很喜欢佐杜洛夫斯基的一点是，在他谈起智利知识分子时（他通常对他们采取反对立场）会将我包括进去。这给了我很大的信心，尽管我一点也不想成为那些知识分子中的一员。17. 一天下午，不知为何，我们谈论起了智利诗歌。他说最伟大的智利诗人是尼卡诺尔·帕拉。接下来他开始朗诵尼卡诺尔的诗，随后又一首，最后再一首。佐杜洛夫斯基朗诵得很好，但那些诗歌并没能打动我。那时我是个极度敏感的年轻人，并且荒唐又骄傲，我断言智利最好的诗人毫无疑问是聂鲁达。其余的人——我补充道——不过是一群无名鼠辈。争论持续了大概半小时。佐杜洛夫斯基陈述了关于葛吉夫、克里希那穆提和布拉瓦茨基夫人的论据，后来还提到克尔凯郭尔和维特根斯坦，再然后是托波尔、阿拉巴尔还有他自己。我记得他说，尼卡诺尔曾经从不知哪里路过，在他家住下。我在这句话里隐约看到一种幼稚的骄傲，并且那以后便无休无止地在大部分作家身上看到它。18. 巴塔耶在他的某部著作里写到，眼泪是交流的最终形式。于是我不由自主开始哭泣，不是以寻常且正式的方式，也就是说让泪水轻轻滑下脸颊，而是以一种野蛮的、暴烈的方式，多少有些像《爱丽丝梦游仙境》中那样的、可以淹没一切的哭泣。19. 当我离开佐杜洛夫斯基的家时，我知道我永远也不会回到那里了，而这一事实同他的话一样让我悲痛欲绝，于是我到了街上仍在哭泣。我也知道——但是是以一种更为隐秘的方式——我再也不会拥有一位如此富有同情心的老师、戴白手套的小偷和完美的骗子了。20. 但最让我感到奇怪的还是我对巴勃罗·聂鲁达的辩护，那一通辩护不如说是惨烈，而且毫无说服力，但归根结底仍然是种辩护，来自一个只读过他的《二十首情诗》（我不由自主觉得它很幽默）和《黎明时分》的人，其中那首《再会》简直呈现了装腔作势的巅峰，但我对它有着坚定不移的忠诚。21. 在1971年我读了巴列霍，读了维多夫罗，读了马丁·阿丹，读了博尔赫斯，读了奥肯多·阿玛特，读了巴勃罗·德·罗卡，读了希尔贝托·欧文，读了洛佩斯·贝拉尔德，读了奥里维洛·吉隆多。甚至也读了尼卡诺尔·帕拉。甚至还读了巴勃罗·聂鲁达！22. 当时的墨西哥诗人们——我们都是朋友，共享着波西米亚式的生活和阅读的书籍——基本上分为巴列霍派和聂鲁达派。而我是孤立无援的帕拉派，这一点毫无疑问。23. 但必须杀死父辈。诗人命中注定要成为孤儿。24.1973年我跋山涉水、遍历艰辛回到智利。我认识了各种各样的革‖命者。席卷中美洲的火之风暴及时地出现在我朋友们的眼里并在其中逡巡，他们谈起死亡就像谈起电影中的故事。25. 我在1973年八月抵达智利。我想要参与社会主义的建设。我买的第一本诗集是《厚书》，帕拉的作品。第二本，《装置》，还是帕拉的。26. 我有不到一个月时间享受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当然了，我对此一无所知。我在天真方面也是帕拉派的。27. 我去参加了一场回顾展，见到了一些智利诗人，他们全都可怕至极。28. 九月11日我志愿参加了我居住的社区里唯一一个还在运转的行动组织。组织的领导人是一位相信共‖产主义的工人，微胖，神色茫然，但俨然已准备好战斗。他的妻子看上去比他更勇敢。我们就都挤在铺着木地板的小饭堂里。当那位组织的领导人讲话时，我注意到的是他放在橱柜顶上的那些书。很少，但大部分都是牛仔小说，就是我父亲读的那种。29. 那个九月11日，对我来说不仅是个血腥的场面，也是一出幽默的场面。30. 我在一条空荡荡的街上当守夜人。又忘了我的口号。我的同伴们不是十五岁就是退休或者失业的人。31. 聂鲁达去世时我已经在穆尔琴了，和我的叔叔阿姨们一起，也和我的表兄弟姐妹一起。在十一月，当我从洛斯安赫列斯前往康塞普西翁时，我在一处公路检查站被逮捕并羁押。我是唯一一个被押下公交车的人。在牢房中我听到了关于支持后备队伍的对话，来自一个年纪轻轻还长着一张狗娘养的脸的枪手（这狗娘养的在他一身面粉口袋似的军装里扭动），与他的康塞普西翁领导们谈话时被我听见了。他说抓住了一个墨西哥恐怖分子。随后他意识到问题，收回刚才的话然后说：是外国恐怖分子。他提到了我的口音，我身上带的美金，我衬衫和裤子的品牌。32. 我的外祖父母，弗洛莱斯家和加尼亚家，曾经妄图驯服阿劳科人和他们的一切（尽管他们连自己都无法驯服），因此他们在放肆方面或许属于聂鲁达派；我外祖父罗贝托·阿瓦洛斯·马蒂曾做过上校，在南方的多个要塞驻扎过，直到他默默无闻地早早退役，这让我想到他是军人中的聂鲁达派；我的祖父母从加利西亚与加泰罗尼亚来到智利，在比奥比奥大区去世，他们在景观方面和磨人的慢活上都是聂鲁达派的。33. 我在康塞普西翁被关了几天，随后就被放了。我并没有像担心的那样被严刑拷打，也没被抢走身上的东西。但他们也没给我吃的或是夜里睡觉盖的东西，因此我只能依靠那些与我分享食物的囚犯的善意而活。凌晨时分，我听着其他人被折磨的声音难以入睡，也没有书可以看，除了一本被人遗忘在那里的英文杂志，其中唯一有趣的内容是讲述一座曾经属于狄兰·托马斯的房子的文章。34. 帮我逃出泥潭的是两名警探，他们曾经是我在洛斯安赫列斯男子学校的同学；还有我的朋友费尔南多·费尔南德斯，他比我年长一岁，当时二十一岁，但他的冷血毫无疑问与智利人拼命而又徒劳地想为自己塑造的英国式理想形象相差无几。35.1974年一月我离开了智利，没再回来过。

>>No.68795253
36. 我这一代智利人是勇士吗？是的，毫无疑问。37. 在墨西哥，有人向我说起一个智利革‖命左翼运动党的女孩，人们折磨她，向她的阴‖户里塞活老鼠。这个女孩逃走流亡到了墨西哥城。她在那里居住，但一天比一天伤心，最终因悲痛欲绝而死。至少他们是这样和我说的。而我和她并没有私交。38. 这不是一个罕见的故事。正像我们都知道危地马拉的农妇们遭受了难以名状的虐待那样。这个故事的不可思议之处在于它无处不在。在巴黎，人们告诉我，曾经有个智利女孩到过那里，她也被用同样的方式折磨过。那个女孩也是智利革‖命左翼运动党的成员，与在墨西哥的那个女孩年龄相仿，并且与她一样伤心而死。一段时间后我听说在斯德哥尔摩有一位智利女子，很年轻，也是智利革☆命左翼运动党的战士或前战士，在1973年被用老鼠的那套刑罚折磨过并且死去，令照顾她的医生惊讶的是她死于伤心，死于忧郁症。40. 悲伤能致人死地吗？可以，悲伤能致人死地，饥饿能致人死地（尽管很痛苦），甚至厌倦也能致人死地。41. 这位素昧平生的智利女子，饱受酷刑与死亡的煎熬，是单独的一个人还是三个不同的人呢，尽管她们三个来自同一党派、政见相同，而且有着相似的美丽？据一位朋友说，终归是同一个人，正像巴列霍的诗歌《人群》中所写的那样，在死后她分裂成了更多人，罔顾已死的事实。（实际上，在巴列霍的诗中死者并没有增殖，真正分裂的是祈求者，不想要那死者去死的那些人。）42. 曾经有位名叫索菲·波多尔斯基的比利时诗人。她1953年出生，1974年自杀。只出版了一本书，题为《一切都被允许的国家》（法国蒙福孔研究中心,1972年，280页影印本）43. 热尔曼·努沃（1852-1920），是兰波的朋友，但晚年四处流浪、乞讨谋生。人们称其为“受辱者”（他在1910年出版了《受辱者集》），在教堂的门廊下居住。44. 一切都有可能。所有的诗人本来都该明白这一点的。45. 一次有人问我谁才是我最喜爱的智利年轻诗人。或许我没有记准“年轻”一词而应为“当代”诗人。我说我喜欢罗德里戈·里拉，尽管他不可能是当代诗人了（但确实是年轻诗人，比我们所有人都年轻），因为他已经死了。46. 智利新诗的舞伴们：在几何学上是聂鲁达派而在残忍方面是维多夫罗派，有着米斯特拉尔的幽默和罗卡的谦逊，在骨子里形同帕拉而双眼中宛若林恩。47. 我坦白：我一读聂鲁达的回忆录，就不可避免地感到糟糕得要命。那么多的前后矛盾！为了掩饰美化那张容貌尽毁的脸庞，付出了那么大力气！还那么缺乏宽容心、那么短于幽默感！48. 在我的人生中曾经有一段快乐的时间——尽管它已然流逝——那时我常常在我家走廊里见到阿道夫·希‖特勒。希‖特勒所做的就只有在走廊中踱来踱去，他在路过我卧室那敞开的门时连看都不看我一眼。起初我以为那是恶魔（不然还能是什么？），而我的疯病已经无药可救了。49. 两星期以后，希‖特勒消失了，而我以为下一个出现的会是斯大林。但斯大林并没有现身。50. 住进我走廊的是聂鲁达。他没像希特勒那样一待就是十五天，而是只留了三天，时间要短得多，意味着这份忧郁消减了不少。51. 与希‖特勒相反，聂鲁达会发出声响（希‖特勒沉默得如同浮冰），他抱怨不止，喃喃低语着无法理解的词句，伸出双手，肺叶惬意地吸吮着走廊（那种冰冷的欧洲走廊）里的空气，他第一天晚上那种痛苦的姿态和乞丐似的举止发生了变化，最终幽灵似乎振作了起来，成了另一个人，一位宫廷诗人，庄严而又体面。52. 在第三天也是最后一天夜里，当聂鲁达从我门前经过时，他停了下来，看着我（希‖特勒从没看过我一眼），然后——这时最不同寻常的一点——他试图讲话，但做不到，无奈地挥了挥手，最终在随着天边最初的曙光消失之前，对着我笑了笑（好像在告诉我，一切的交流都是徒劳，但尽管如此，依旧值得一试吗？）。53. 许久以前我认识来自阿根廷的兄弟三人，他们试图在不同的拉丁美洲国家进行革‖命，最终全部牺牲了。年长的两个相互背叛，而在这过程中也就背叛了最年轻的那个。最年轻的没背叛任何人，死去了，据说叫着那两名兄长的名字，尽管更有可能的是他在一片寂静中死去。54. 西班牙雄狮的孩子们，鲁文·达里奥总这样说，他是个天生的乐观主义者。沃尔特·惠特曼的孩子们，何塞·马蒂的孩子们，比奥莱塔·帕拉的孩子们；被活剥的，被遗忘的，在乱葬岗上的，在幽深的海底的，他们的尸骨互相交织拼凑出了令幸存者震悚的特洛伊式的命运。55. 我想念国际纵队老兵回到西班牙游览的那些日子，身形佝偻的老人们高举着拳头走下汽车。当年他们的队伍足有四万人，而今回到这片土地的只有三百五十人许。56. 我想念贝尔特兰·莫拉雷斯，想念罗德里戈·里拉，想念马里奥·圣地亚哥，想念雷纳尔多·阿雷纳斯。我想念那些死在刑讯架上的诗人，想念那些死在艾滋病中的人，想念死在过量毒‖品下的人，想念所有相信拉丁美洲是天堂而死在拉丁美洲地狱里的人。我想念他们的作品，有了它们，左派才能脱离耻辱和失败的泥沼。57. 我想念我们空洞而尖锐的头颅和以撒·巴别尔面目可憎的死亡。58. 等我再年长些的时候，我想在合作方面成为聂鲁达派。59. 睡前提问：为什么聂鲁达不喜欢卡夫卡？为什么聂鲁达不喜欢里尔克？为什么聂鲁达不喜欢德·罗卡？60. 他会喜欢巴尔布塞吗？一切都让人觉得答案是肯定的。还有肖洛霍夫。还有阿尔贝蒂。还有奥克塔维奥·帕斯。在炼狱中与这些人结伴而行可真够奇怪的。61. 但他还喜欢艾吕雅，此人也写情诗。62. 假如聂鲁达是个吸可‖卡因、海‖洛因的瘾君子，假如他在1936年马德里被包围时被瓦砾砸死了，假如他曾是洛尔迦的情人、于是在其死后自杀了，那历史就是另一回事了。假如说聂鲁达对我们而言十分陌生的话——在深处的确如此啊！63. 在名为“聂鲁达作品”的地窖里，会有正准备啃食自己孩子的乌戈利诺蛰伏其中吗？64. 毫无愧疚！全然无辜地吞食！只是因为他饥肠辘辘但却不想死！65. 聂鲁达没有孩子，但人们爱他。66. 我们难道必须转回到聂鲁达面前，膝盖流血，撕心裂肺，满眼热泪地跪拜他，正像面对十字架那样吗？67. 当我们的名字变得毫无意义之时，他的名字将会依旧闪耀，依旧翱翔在一片名为“智利文学”的、想象中的文学土地之上。68. 于是所有的诗人，都将会共同栖居在名为监狱或疯人院的艺术公社当中。69. 那是我们想象中的家园，我们共同的家园。
1996-2000
（完）

这篇小说有已经出版的中文翻译，但是那个版本有一些错误。po自译的版本规避了其中的一些错误，但可能又制造了新的错误ᕕ( ﾟ∀。)ᕗ

为了你能在你的夜里滞流
双眼轻阖，嘴唇湿润
在苔藓这场极致的手术之后
我的躯壳放出成群的猎鹰

在将你敞开的神秘天穹下
是你呢喃之声的大腿
泡沫的计数
古老的女神再一次从那里降生

两条纯白河流交汇之处
焦渴不断增长
——终点十字路口的狄安娜，
血的月亮在黑狗之间——

美杜莎和独角兽的机械
时间在其中缠结直到突然
揭下那无眼的面具
那时我们从最深处坠落

在一次吐息中，一颗呻吟的燧石，
什么无休无止的事物轰然倒塌
直到海鸥的旋风
画出已被抹除的迷宫

同交错的窸窣声一起
它对抗着水藻和唾液的枕头
重新开始这场双重的消亡
在那里一种豹子的缓慢真理列队远去。

>>No.68846268
错饼( ﾟ∀。)

>>No.68846288
ﾟ∀ﾟ)σ

>>No.68848786
欢迎肥哥(ﾉ)`ω´(ヾ)

请不要带走你的回忆
只把它留在我胸中，

在一月那磨难里的
苍白樱桃树的颤抖。

一堵噩梦的高墙
将我与死者隔绝。

为着一颗石膏的心脏
我把哀痛献给新开的百合。

彻夜在果园当中
我的眼睛，像两条狗。

彻夜啃食，
剧毒的榅桲。

有些时候微风
是朵恐惧制成的郁金香，

一朵罹病的郁金香，
地狱中的黎明。

一堵噩梦的高墙
将我与死者隔绝。

雾霭在寂静中笼上
你身躯中灰色的峡谷。

在相遇的拱顶下
芹叶正生长。

但请留下你的回忆吧
只把它留在我胸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