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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对词表象-物表象与能指-所指的区分可以简要理解为，物表象在心理中被意识时需要某种附加物，这种附加物也就是词表象负责建立起与物表象的联系，同时还起着参与逻辑-语法功能运算的凭借物作用。但涉及无意识，压抑则会把词排除在外，仅留下物象，记忆、回忆进行内部流通。符号是能指与意指相组合的意识行为，而词表象与物表象则能相对独立的存在，所以显然弗洛伊德在这里把符号、语言与无意识分割开来了，他们被压抑排除，且分离开了。
弗洛伊德对此在语言学的看法上十分朴素，忽略了语言系统并不是某种心理主义或历史主义的隶属，可话又说回来，索绪尔解除了语法学家定义内在历史与语言外在历史之间建立的种种关系，即能指与所指的组合是任意的，其当然不需要一个确切的意识将两者组合在一处形成符号。
同时词表象在自身的辅音-元音分析中也正区别着物表象的实际论。索绪尔认为一个符号起码要有点意义才能被构成，而语言音素一个纯全无意义的基底，便可作为最小单位构出全部符号，而音素自身确立的方式仅是其各个体间存在的差异。
可以看出索绪尔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语言与表象的关系，可两者组合的脆弱性也将必然导致能指与所指的进一步分割，不变的是能指仍然要与所指相组合；变的是他们之间相隔了一个差异，一个延迟。
于是在拉康那，能指是动态的所指，而这也毫无疑问的是对弗洛伊德的叛弃。现在让我们再次回到拉康的那句“无意识像语言那样被构成”，那么，他说对了吗？如果说他从根本上违背了弗洛伊德就语言在无意识的运作方面？
曾几何时语言几乎成为了结构的代名词，甚至说来，语言要比结构更像结构。一方面差异产生了意义，而不是意义产生了差异，意义与符号从来没有相对称过，符号只是自身总体连贯而得以展示的符号总体性；另一方面符号的连贯却从属于意义的叙事功能，意义按照自身的想法将各不相干的符号拼凑起来作为自身的表达。
语言对结构的象征在于将自身扩展到认知的每一个角落，以至于我们可以轻易从现代科学中窥探到以上思想的阴影。在社会学上劳动者、或是道德上是否有一个绝对的模范？临床上是否存在一个患者拥有一种疾病的所有症状？生物学中一个生物的器官要取决于之前有过多少种怪物?
在被成为一个人之前，我们不是某种疯子吗？如果您对此还不了解的话，请容许我讲一个笑话轻松一下吧。
“先有鸡还是先有蛋？”
鸡有祖先吗？
鸡肯定与它的祖先相异，它们之间的区别大得就像我们与直立人，也有可能更甚。
鸡祖先的后代当然也并不属于鸡，但现在我们可以笃定（通过餐盘上的这玩意）肯定在某天有一只即不属于鸡祖先，也不属于鸡的怪物下出了一颗鸡蛋。那么这个怪物该如何界定呢？它是给同类敲响丧钟的最后一位遗老？还是甘愿为后辈们自我奉献的先驱呢？
无论在外面还是在蛋里，鸡都不是它演化的终点/源头。可以预见的，在鸡的领域里作为怪物的历史要比当前挖掘出化石的那些个拉丁学名全加在一起还要长。
于是，同一的神话被打破，它仅是差异通过挖掘自身相异之处来填充的东西。意向性在其中串联的作用明现出来，一种作为知识的话语在把历史中不可理解的现象编辑出意义。
思源于非思，先验（复制）来自经验，无限的人是一个有限的非人……大量的异在从前现代科学中被解放，被结构借由语言的基底还原出来。（没有肯定的项，只有差异的项，能指无意义，仅是一个意指的引申。）
可是这一点难道不就又与家庭结构作出的范式相矛盾了吗？如果拉康在前面的说明中已经谈及其并不是弗洛伊德完全的支持者，为什么拉康此刻又要延续弗洛伊德的观点，在语言的同一件特性上选择跌倒两次呢？
以家庭结构作为分析的范式与语言结构的矛盾点主要在于，家庭犯了大多数心理学标签化的错误，就和那个什么xxfp一样。在本质上星座、生肖、还有这个什么四字母心理类型与百年前的颅相学没什么两样，看上去经历了科学技术的迭代，赛博算命变得更有依据了，实际上仍然属于验后综合，简单来说，这些或神棍或生物机械的连接是后于经验的，并非必然，只是具备一种可能性，且这种可能性的保证并不直接来自综合，而来自于其自身。
头骨突起的人象征着贪婪，但事实上这是很明显的刻板印象，贪婪并不由头骨决定，而是只要对象是一个人，他就有可能贪婪。
说回差异，家庭结构分析本身就是一个同一的构成产物，就算对一个孤儿的xp解读也要拐上他这辈子都素未谋面的母亲或父亲，这难道不值得怀疑吗？难道我们就没有更为直接的解释来进行更好的说明吗？
事实就是无论在心理上还是社会上，并没有一个实际存在的标准能够定义我们。“集体的”无意识并不存在，“原生的”家庭也并不存在，在我们是开朗或内敛的之前，在我们是某人的子女或父母之前，我们先是一个实在，一个待被赋予意义的X，一个互相反射光线的镜子架。
拉康的矛盾在此就十分清晰了，一方面无意识机构依赖于语言的差异延伸出动态的能指建立；一方面语言的差异又否定了无意识结构对家庭结构的塑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