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死不如赖活着”是我的座右铭。
这并不是说我是一个多么乐观，多么满怀希望的人，只是因为我怕死，十分怕死。
我很快接受了自己被感染的事实，这坏结局底线思维之中早已预演过一次。我很庆幸这扇门没有带来即时死亡，只要没有失去生命，我就能继续挣扎。
我把自己的体会已经确认自己受到影响的事情简略地和花栋说了几句，他同样沉默了不短时间，用力地拍了拍我的肩膀，“李贤，对不起，是我的错。”
同时，因为那感知中，自己的记忆刹那的“沸腾”，我也大概理解了花栋所说的“每时每刻都记得”是什么意思。
我曾经看到过一个理论，名字叫做“无用记忆抹除”。大致的意思就是人类的记忆几乎每时每刻保持着被动地抹除，因为在正常生活中大部分接受到的视觉听觉等信息都是无用的。一日三餐的饭菜、走在路上看到的行人面孔、电视机里播放的广告电话……在你看到，听到，用什么感官接受到这些信息时，你的大脑就已经在为你过滤着这些信息是否有作用，无用记忆都如烈日下的湿润水渍，不留痕迹，你不会意识到这些记忆曾极其短暂存在于你的大脑，也不会意识到这些记忆离去。
这是通常的情况，而第二种情况，是水渍留下了痕迹。
这部分记忆同样被过滤，同样短暂存在，同样离去。但不同的是，这些记忆留下了“印痕”。印痕不会记录每次经历中的细节，但却能不太完美地为你重构过去。举个简单的例子：你不记得两周前的周日吃了什么，但你大致记得桌上是一肉一菜，还记得自己吃了一碗米饭。这就是印痕为你带来的重构。
我说过，我很熟悉花栋家的布置，但这熟悉的程度仅限对于家中环境布置。我可以和你说出他家的沙发是什么颜色的，花栋房间的各件家具怎么布置，但是我绝对说不出在厨房里的调料台上从左往右数的第三瓶调料是什么东西。即使我走入过厨房，印痕不足以让我完美重构厨房的布置。
但在那一刹那，我记忆“沸腾”起来的一刹那，我感觉到自己的印痕被复原了。水渍变成了清澈明净的一滩水，我可以从每个角度去看这一滩水。
这滩水，是花栋的房间布局。如果那一刹那能延长，我可以准确地说出床头板上堆着的书从左到右，从上到下都是什么书，说出地板上一共有几块瓷砖。
对一个具体空间了如指掌，这是一种美妙的体验，有一种掌握全局的畅快。
但在细想之下，这是绝对恐怖的一件事。
人类目前没有主动遗忘记忆的能力。你在幼儿园的时候可以响亮地喊出每个同班小孩子的名字，但随着你的年龄增长，大脑每日为你过滤记忆注意到了这部分记忆，并判断它们不再有用，将它们抹去，只留下印痕以作百万分之一都未必可能的备用。
而在花栋嘴中，他说他记得一百四十九天以来一日三餐都吃过什么东西。
大脑没有为他抹去无用记忆。
在那时候还仅仅只是记得关于食物的记忆，随着时间流逝，有更多的记忆将占据着他的大脑，有更多的印痕将会恢复。巨量的，详细的信息将会为花栋的大脑带来难以想象的负荷，甚至思考能力也将被侵蚀，那就近乎是另一种“植物人”。
我的脑子不停地转动，不断地作出猜想，最终没有告诉花栋。这只会带来更多顾虑，我担心会打击到他，而我也同样没有确凿证据证明我是对的，仅仅是那一刹那的印痕恢复，我的记忆力马上了恢复正常，烈日又将一滩滩水晒干。
我们二人沉默着度过了那半小时，直到敲门声响起，老板来拆门。
从市场老板进门的时候我就一直在看着他。在确定以及认知异常的半小时内我把花栋家逛了一遍，暂时确定只有门让我的认知发生了变化。
老板的样子没有变化。他保持着一个服务者的礼貌态度跟着我们走进房间，蹲在门前，放下工具箱，掏出螺丝刀等工具拆门。
我站在老板的背后，紧紧地盯着他的每个动作。我看着十字螺丝刀插入了一条较粗的树根，开始转动，树根的树皮随着那个插入口的转动裂开，转出一圈蛛网般的裂痕，听到了树皮下的纤维物质被撕裂的刺耳声音。随着转动，那一条树根无力地垂下，而它周围的树根像是遭到了什么连锁反应，同样解开门框束缚垂下。在正常的视角中，应该是一个门轴的螺丝钉被送了下来。
抱着一分苦中作乐的心态，我当时觉得这看起来还挺有趣的。
随着老板的动作加快，树根们纷纷松解，最后一条树根垂下时，老板一手扶住了门，“那这门你们还要不？不要我拿回去了？”
花栋看向我，和他同样作为病人的我，已经没可能在这时候还被忽略意见。而行事风格只有胆大没有心细的花栋显然也知道自己的性格特点，把决定权交给了我。
我想了很多。
我一直没有放下对老板的怀疑。我无法确认这扇门是否如他所言是上一个老板留下的，同样的，我也无法确认他对这扇门一无所知。万一他是始作俑者，他要做什么？这扇门对他人的影响能为他做什么事助力？他这样从容地来拆门，是否意味着他的目标已经达到，已经无需继续布置？
太多种幻想充斥在我的脑海。始作俑者，始作俑者的帮凶，无辜者，最简单的三个身份的猜测都能延伸出更多的猜测，根本无法断言哪一个猜测是正确的。
而把门留下，又能如何处理？自己研究，毁坏，赠与他人，哪一步才是正确的应对？还是说让老板带走门才是正确的应对？我们怎么样行动才能从这异常之中抽身而出？
“留下来吧。”最后，我开口了。
无论老板是不是无辜的，让他带走都有可能继续祸害到其他的人，心底那些微的，幼稚的正义感让我把门留下。而从另一个角度讲，把门留下，我和花栋操作的空间更大，还能有更多的机会试错，既然无法判别怎样的应对是正确的，那就选择能有更多机会的那一边。
那时，我真心实意地如此认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