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诅咒这个世界赛所有超车不按铃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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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活！明天继续更

更一大段！

显而易见，和伊比利亚半岛的地主阶级建立一种政治交换关系正是摆脱这一危机的唯一办法。首先，伊比利亚半岛南部一直热那亚垄断得比较彻底的地中海地区，当外部压力变大时，热那亚人便可撤离到这片“堡垒”。其次，伊比利亚半岛不仅可以被当作天然堡垒，还是面向非洲的前哨基地，随着威尼斯加紧控制德意志的白银和亚洲的香料，热那亚必须也加紧控制撒哈拉商队贸易的非洲黄金并开拓一条去东方的大西洋路线代替失去的中亚贸易。第三，伊比利亚半岛的贵族正适合成为“提供保护的合作伙伴”，代替之前热那亚土地贵族的作用。
同时伊比利亚人也必须开辟不以计算利润的商业空间并需要热那亚资本家提供这种服务。这种“十字军精神”——用有强烈的宗教热情、并将其和对财富的欲望融为一体成为一种创业精神，也能确保伊比利亚人拥有不计得失地继续在未标明的海域扩张下去的动力。信奉文艺复兴运动的精神起也让扩张的促进者和组织者继续体会到和当时最强大的商人阶级合作的好处，随后的“大发现”又巩固了这种关系。热那亚终于拜托了困扰它几个世纪的危机，朝着它最伟大的时刻挺近。

热那亚在15世纪末16世纪初的扩张正是由上述那一个带有双重色彩的工商业机构促进和组织的。这个机构通过“政治交换”的有机关系结成一体。民族国家的崛起使资产阶级在立国和战争的方面力不从心，从而产生了一种包含资产阶级和贵阶级两种成分的“两栖”统治结构。这不仅仅是一种“返祖”现象，英国的经验证实了这一点，至今英国依然处于资本家和王室的合作统治之中。

到了1519年，热那亚资本的势力已经强大到足以牺牲法兰西国王弗朗西斯一世，选择支持当时的西班牙国王查理五世竞选皇帝的称号——福格尔家族出钱并利用自己的家族声誉为查理五世背书使得他赢得德意志选举团的认同，而没有热那亚资本，福格尔家族根本无法在短时间内筹集足够的资金。
在此后的40年，福格尔家族的财富迅速增长，其地位酷似曾经的美第奇家族。然而最终他们在商业方面狭窄的空间和功能、资产贬值、坏账、负债让他们迅速衰落；热那亚资本家则在同时巩固和扩大自己的贸易网络，最终强大到控制了西班牙的金融要求。
福格尔家族的商业和银铜贸易联系在一起，并向德意志王公贵族提供贷款：他们把金属贸易中的获利贷给贵族换取矿物开采权，然后扩大自身的矿产贸易，如此循环。这种扩张的爆发时间在16世纪初，随着葡萄牙人把大批亚洲香料运抵欧洲，为德意志白银创造了巨大的机会，奥格斯堡的银行家资本成倍升值，并提供了他们在1519年选择皇帝的手段。
随后10年中，西班牙人把大量的美洲白银运到欧洲，使葡萄牙人把香料市场转移到了塞维利亚，同时美洲白银将德意志白银挤出了欧洲市场，导致德意志银矿在1535年之后实际上完全停产。在这种局面下福格尔家族选择给皇帝贷款支持他无休止的战争中，最终为了追回贷款不得不借钱再向皇帝提供贷款，最终被哈布斯堡榨干。1557年之后哈布斯堡家族便不再向福格尔家族借钱，转向了热那亚人。福格尔家族再次上演了巴迪和佩鲁奇一样的沉浮。

荷兰周期


14-15世纪的金融扩张伴随的是城市国家之间的战争和其内部的激烈冲突的资本家之间的竞争（“意大利”的百年战争）和地主阶级统治阻止之间同样激化的矛盾（英法之间的百年战争）。16-17世纪的金融扩张同样是这种资本家阶级和地主阶级之间的斗争，不过表现形式更加复杂
第一点在于，“英法”百年战争和后来成为西班牙的那片土地实现和平之后，地主阶级统治集团的斗争从来没有降级。西班牙统一后法、西之间为争夺意大利的斗争立刻取代了英法战争。这场斗争使得意大利在16世纪上叶出于持续战争状态，16世纪40-50年代德国的两次宗教战争、60年代末荷兰独立战争将冲突升级。
资本家之间的合作和竞争的主要机构也难以分辨，《洛迪和约》之后的一个世纪，无论单个还是整体的城市国家都已经不再是资本积累过程的中心。当地的资产阶级越来越多地参与立国活动使他们无法跟上资本主义世界的发展。
更富有活力的中心不再是城市国家，连热那亚城市国家也不再是热那亚资本自我扩张的主要阵地——安特卫普、塞维利亚也仅仅是作为市场的“地点”。它们在政治上收到西班牙和法国的管控，但是经济上则收到外国商业组织的影响。
这些资本家集团所在的“国家”对16世纪经济最大的影响在于一种金融手段——汇票。这些资本家通过稳定的记账单位，能够在某个时刻将不同地方的货币差价变为利润。这种手段给商人提供了一种通货使得在陌生地区从事商业活动的风险大大降低。
当时组织和管理欧洲商业和金融体系最重要的集团是佛罗伦萨“国家”（虽然在一个世纪前的美第奇家族时代就已经形成，但是到了16世纪才走向成熟）。随着伊比利亚与亚洲和美洲的贸易扩大，安特卫普的德国、英国人，里昂的米兰、卢奇人在这次体系中也发挥了深远的作用。

“国家”合作

16世纪上叶的时间里，这个国际体系集团都保持着合作关系——占据提个特定的市场，并跟当时世界上最强的地主阶级势力之一（法、西）保持一种政治交换关系。这种合作起到了三方面的主要成果。
第一，他们保证尽可能多的支付承诺可以直接或间接地抵消，从而减少了不得不实际输送的货币数量减少到最低。第二，情报共享使得他们拥有更多的情报。第三，他们可以共同参与商业或金融上有利可图的活动，例如1519年的皇帝选举。但是，当这种合作成果对一个或几个核心“国家”的重要性下降以后，合作便马上被竞争取代。
16世纪30年代，美洲的白银将德国白银挤出市场，摧毁了德意志“国家”的基础，加强了热那亚“国家的地位，同时，热那亚人举办了自己的交易会同佛罗伦萨竞争。资本家内部的竞争的升级开始，但在40-50年代还是以合作为主。
只到57-62年，热那亚人通过“合同”制度同西班牙政府合作使其几乎完全控制了美洲白银在塞维利亚的交易，同时，安特卫普迅速成为西班牙的军事中心。到1659年，一个控制严格的三角关系建立起来：热那亚人把美洲白银从塞维利亚运到意大利北部换取黄金和汇票，将黄金和汇票交给安特卫普的西班牙政府换取“合同”，从而控制了运抵塞维利亚的白银。随着经济越来越集中在这里，里昂的金融中心地位衰落了。随着德国被挤出市场，热那亚-伊比利亚集团越来越具有排外性，英国也开始持敌对态度。
皮雅琴交易会制度标志着16世纪上叶主导欧洲经济的“国家”之间的合作体系的终结。这场巨额融资的战争中热那亚人获得了胜利，但这只是荷兰独立战争的前奏。

荷兰独立战争

1566年西班牙军队被派去占领荷兰征税，使得荷兰的反叛分子逃亡海上并成为海盗，通过逃税和抢劫使西班牙财政陷入困境。于是在80年时间里（到三十年战争结束）西班牙帝国的实力打打大大削弱，反而加强了荷兰的实力。
这些斗争中，荷兰财富和力量来源主要是通过控制波罗的海的粮食喝海军物资——来自地中海的供应已经耗尽，所以荷兰越是成功牵制伊比利亚势力，使更多国家卷入冲突 就越能从控制波罗的海的海贸中获利。于是，我们可以称波罗的海的贸易是荷兰的“母亲贸易”。
这种贸易虽然利润很大，但是并不活跃，在阿姆斯特丹兴衰的200年中，波罗的海运往西欧的粮食数量很不稳定，而且在长时间呈停滞和衰落的趋势。即使是在荷兰商业鼎盛的时期，这里的商品交换量的增长也很慢。
但这并不构成一种矛盾，因为波罗的海贸易的利润很大程度上拜地理和历史条件所赐，这种剩余资本可以说是荷兰资本主义发展的起源。在总的欧洲世界经济中，粮食和海军物资的供应在时间和空间上出现了根本性的不平衡：16-17世纪美洲的白银不断到来和大西洋沿岸各国之间海权斗争加剧，使得上述物资需求激增但是供应不可能也没有顺应这种需求增长，上文也提及，地中海地区的供应枯竭导致供应来源全部集中于波罗的海区域。而荷兰人历来从事的捕鱼行业使得他们很容易占据了16世纪世界经济中最重要的战略市场。
对于从这个市场中积攒的巨大剩余资本，荷兰商人胸有成竹地成为“食利者”。同其“前辈”意大利人对于剩余资本的使用，荷兰人与之相似的点有三个。
第一，意大利北部城市国家的资本家只是在商业扩张结束之后才获得了一片足够大的投资农业的空间，而荷兰在立国活动中就已经拥有，所以投资土地和其他地租资产是荷兰资本主义早期的特点。
第二，荷兰与早年意大利人另一个类似的地方在于，他们都投资于进行战争—立国活动。在早起反西班牙斗争中，荷兰就与英格兰君主建立了非正式的政治交换关系。这种关系后来甚至发展成了英荷联合政府的建议，不过最后没有产生效果。
很有可能的原因是，当时荷兰已经找到了更好的地主阶级合作人——奥兰治家族，最终成立了一个政治组织——联省共和国。
第三，他们都通过资助艺术和其他智力事业，投资于文化产品的大量消费（热那亚人没有在这方面进行投资的很大原因在于他们没有独立地进行过立国活动），正如15世纪威尼斯和佛罗伦萨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中心一样，17世纪的荷兰也成为了后来弥漫欧洲的“启蒙运动”的过度中心。

荷兰独立战争

1566年西班牙军队被派去占领荷兰征税，使得荷兰的反叛分子逃亡海上并成为海盗，通过逃税和抢劫使西班牙财政陷入困境。于是在80年时间里（到三十年战争结束）西班牙帝国的实力打打大大削弱，反而加强了荷兰的实力。
这些斗争中，荷兰财富和力量来源主要是通过控制波罗的海的粮食喝海军物资——来自地中海的供应已经耗尽，所以荷兰越是成功牵制伊比利亚势力，使更多国家卷入冲突 就越能从控制波罗的海的海贸中获利。于是，我们可以称波罗的海的贸易是荷兰的“母亲贸易”。
这种贸易虽然利润很大，但是并不活跃，在阿姆斯特丹兴衰的200年中，波罗的海运往西欧的粮食数量很不稳定，而且在长时间呈停滞和衰落的趋势。即使是在荷兰商业鼎盛的时期，这里的商品交换量的增长也很慢。
但这并不构成一种矛盾，因为波罗的海贸易的利润很大程度上拜地理和历史条件所赐，这种剩余资本可以说是荷兰资本主义发展的起源。在总的欧洲世界经济中，粮食和海军物资的供应在时间和空间上出现了根本性的不平衡：16-17世纪美洲的白银不断到来和大西洋沿岸各国之间海权斗争加剧，使得上述物资需求激增但是供应不可能也没有顺应这种需求增长，上文也提及，地中海地区的供应枯竭导致供应来源全部集中于波罗的海区域。而荷兰人历来从事的捕鱼行业使得他们很容易占据了16世纪世界经济中最重要的战略市场。
对于从这个市场中积攒的巨大剩余资本，荷兰商人胸有成竹地成为“食利者”。同其“前辈”意大利人对于剩余资本的使用，荷兰人与之相似的点有三个。
第一，意大利北部城市国家的资本家只是在商业扩张结束之后才获得了一片足够大的投资农业的空间，而荷兰在立国活动中就已经拥有，所以投资土地和其他地租资产是荷兰资本主义早期的特点。
第二，荷兰与早年意大利人另一个类似的地方在于，他们都投资于进行战争—立国活动。在早起反西班牙斗争中，荷兰就与英格兰君主建立了非正式的政治交换关系。这种关系后来甚至发展成了英荷联合政府的建议，不过最后没有产生效果。
很有可能的原因是，当时荷兰已经找到了更好的地主阶级合作人——奥兰治家族，最终成立了一个政治组织——联省共和国。
第三，他们都通过资助艺术和其他智力事业，投资于文化产品的大量消费（热那亚人没有在这方面进行投资的很大原因在于他们没有独立地进行过立国活动），正如15世纪威尼斯和佛罗伦萨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中心一样，17世纪的荷兰也成为了后来弥漫欧洲的“启蒙运动”的过度中心。

荷兰商业支配地位的建成

从上述三个层面来看，荷兰人的战略相比热那亚人更贴近威尼斯人，但与威尼斯人不同，荷兰人接着将剩余资本朝着开辟新的商业空间努力。于是，荷兰人将威尼斯的立国巩固本地和热那亚建立外交和政治交换关系的两种战略融为一体，这种战略的核心在于，荷兰人的“买进”只为“卖出”做准备，使自己成为一种中间人的角色。（有端联想：LTCM）
在维持自己中间人角色的同时，荷兰人还加强了自身的垄断地位，荷兰之所以能将自己的商业范围从地区性发展成世界性 是由三项相互关联的政策共同推动和支撑的。

第一项政策旨在把阿姆斯特丹变成欧洲和世界商业的货物集散中心。由于荷兰人手中控制的大量流动资金，他们很容易就可以利用制造商对货币日益增加的需求，利用现金或提前支付的方法以低价获得物资供应，从而将世界范围的货物全部集中在本土。
这种支付手段正是这种积累战略的第二个组成部分——不但要阿姆斯特丹建立成一个世界商业的中心仓库，而且要把它变成欧洲世界经济的金融喝资本中心市场的政策。完成这一目标的第一步，就是建成第一家永不停业的证券交易所。（地中海地区正是股票市场的摇篮，早于荷兰，各种证券市场在热那亚、莱比锡和许多汉萨同盟的城镇就已出现。）
通过对波罗的海的控制，荷兰已经掌握了巨量流动资金，通过把欧洲所有剩余资本调集起来转向阿姆斯特丹证券交易所等为其提供服务的而建立的机构，大幅巩固了荷兰人对流动资金的控制（荷兰的转口贸易资本主义的商业霸主地位也由此建立）。将商品交易和投机集中在阿姆斯特丹又扩大了其对货币的实际需求，从而扩大了它的金融机构从欧洲吸引流动资金的能力。

构成这种良性循环根本原因在于第三种政策，即创立荷兰政府特许的股份公司，其规模巨大到得以对其广阔的海外商业空间行使专营权和统治权。这些公司不仅负责盈利，同时负责战争和立国活动。这种由个人建立的营利性协会担负进行战争和立国的只能，很像热那亚时代的“奥玛尼”。在1602年设立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则是这种复兴的最伟大的成功。

肥哥，你这是手打的一大段一大段的啊(´ﾟДﾟ`)

>>No.59220854
日常看书就在电脑上整理笔记，稍微改改就能粘过来了(ゝ∀･)

荷兰东印度公司

一方面，特许公司是一种媒介，荷兰资本家通过其在阿姆斯特丹这个货物集散中心和全世界制造商之间建立直接联系。通过这种联系，荷兰资本家将商品集中到阿姆斯特丹的能力、检查调整世界贸易不平衡并从中牟利的能力都大大增强。
另一方面，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股票也是阿姆斯特丹证券交易所最成功的因素。在1610-1740的一百多年时间里，阿姆斯特丹一直担任世界经济的中央调节器，闲散资金通过调节可以万无一失又有利可图地留在荷兰和外国（主要是英国）的小企业手里。
通过证券交易所，资本不断转向被看好的新兴行业，并且可以通过政府或企业不断调和这种行业的潜在风险。荷兰资本家不但可以自己发起这种调节，甚至可以从别人发起和组织的军事、商业工业活动中牟利。但这种能力并不是无限的，荷兰积累战略成功的本身很快就产生了许多制约、破坏乃至最终摧毁荷兰世界贸易继续无限扩张的能力的力量。

重商主义

这种力量后来被逐渐称为重商主义，到17世纪末，重商主义在世界的传播已经让荷兰商业体系无法继续存在下去。其共同特点在于：地主阶级统治势力有意识地模仿荷兰人开始走资本主义道路，把它作为实现自己权利目标的最有效途径。
重商主义不仅限于在地主阶级统治者作出的模仿，他们也倾向于以“建立国民经济”的新形势来重申或重建地主阶级统治的自给自足原则来对抗荷兰的国际中介原则。这种做法把国内生产和消费连接起来，同时强制制造商和消费者摆脱对外国（尤其是荷兰）的依赖。
这两种倾向是所有重商主义变体的特点，无论是扩展国民经济还是开展海外商业。到17世纪末的时候英法的重商主义取得巨大成功，极大制约了荷兰的世界贸易体系扩张，直至重商主义扩展到荷兰体系的“母亲贸易”地区时，后者开始垮台。
1720年之前北方大战还在进行，北欧各国还没有财力和机会效仿英法实行重商主义，1720年之后的二十年时间，大部分北欧国家已经纳入了重商主义框架。

荷兰的终局

荷兰人没有能力逆转这种趋势，于是他们从贸易中撤离，把经历全部集中于巨额融资方面以从重商主义中获利。由此可见，地主阶级统治组织内部的竞争意识的加强破坏了荷兰世界贸易体系独立存在的可能性，但整体上也加大了政府对货币和贷款的需要。
同上个周期一样，在资本家之间和地主阶级之间的斗争急剧升级的背景下，荷兰人从贸易转向了金融。这两种斗争在荷兰这里已经完全融为一体，成为即资产阶级又是地主阶级民族国家之间的冲突。
起初这种冲突表现为英法之间的商战。后来发生了七年战争，1763年《巴黎合约》同1381年《都灵合约》有着相同的性质，英国人把法国从北美和印度赶走。
然而这次胜利由于英国和北美为分配胜利的损失和利益时起了冲突很快演变成美国独立战争，法国随机利用这场战争恢复自己失去的权力和威信。但围绕战争开支的问题，法国内部又发生了财政纠纷，随后爆发的革命点燃了整个欧洲的全面战争。
不过，至少在斗争开始阶段，地主阶级之间的斗争为金融交易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于是荷兰人便介入其中获利。但是重商主义的浪潮终于席卷欧洲超越了荷兰人。在他们内部地主阶级的利益压力下（奥兰治家族），荷兰人被卷入这场战争。于是，荷兰在美国反英斗争之后的战争中支持了法国，同法国一样，联省共和国在那场战争中一无所获的同时，招致英国的报复，第四次英荷战争中，英国消灭了荷兰的海上力量。
在随后的“巴达维亚”革命和奥兰治家族反革命加速了伦敦取代阿姆斯特丹成为欧洲世界经济中心的进程。这一进程在拿破仑战争中完成，联省共和国被从地图上抹去，不过荷兰的资本家已经享受了长达半个世纪的“美妙时刻”。
这又是一次，而且是在更大规模上，资本家阶级相继发起和资助、监察、利用，并最后撤出包含多种势力和贸易体系的商业扩张。资本主义作为一种世界体系依然存在，这时起，地主阶级只有“吸收”资本主义谋取权利的技巧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而这，将是英国周期的主要特点。

构成荷兰周期的战略与热那亚的战略不同而且与之对立，相比于热那亚 荷兰周期完成了“保护成本内部化”。
“保护成本内部化”是由斯廷斯加德（Neils Steensgaard 1974）提出 用于解释欧洲特许公司17世纪在东印度群岛展开活动取得显著成功的原因。在使用和控制武力方面，这些公司采用自给自足和提高竞争力的办法，通过“提供”自我保护，相比当时其他地主阶级机构以贡金、赏钱、勒索的形式对商队或船队征收费用更低，这些省下来的钱被当做利润。
通过自我保护，这些公司不但可以省下贡金据为己有，同时可以由自己来确定保护的质量和成本。保护成本内部化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发展，使荷兰资本家阶级能比热那亚资本家阶级把资本积累过程推进一步，但也可以看做是企业同政府脱钩进程中后退的一步。
对于这种同时前进和后退的发展，我们回顾到热那亚同威尼斯的区别之上：威尼斯的资本力量毫不含糊地依靠强制性国家机器的独立自主和竞争能力，在立国和战争方面的能力极强，到了1797年才被拿破仑征服；而热那亚依赖于其自身资本的使用和能力，在立国和战争的能力极为缺乏，其依赖性尤其体现在对私人资本的依赖方面。
【1407年，圣乔治商行将“协会”和“康比尔”（即以政府岁入作抵押获得的国家贷款）结合，形成一种国中之国，这是了解热那亚共和国难以理解、自相矛盾的历史的关键之一】
而威尼斯不存在这样一个机构，国家牢牢掌握自己的金融，国家非但不依赖私人，反而积极干预立国-战争行为，为商人和协会提供从事商业的必要设施。通过这种“商业舰队”制度，威尼斯不断扩张自己的商业领土，1460年左右，这种制度大大加快了其与北非的贸易步伐，取得了苏丹的黄金。

威尼斯还积极且有效地迫使商品流经自己的领土，设置“隔离区”、强制国内外商人在本国领土交易等行为。
短期来看，威尼斯确实比热那亚更成功地以国家为中心进行了资本积累，但长期来看，是热那亚而不是威尼斯促进、监督了第一个体质积累周期。正是威尼斯的成功使他们失去了革新的动力，而热那亚人正在忙于把商业转向威尼斯的外部世界并寻找顾客。威尼斯从一开始就掉进了自我成功的陷阱，顶住了一切变革的威尼斯真正的总督是它的过去，仿佛一部法律一般悬在头顶。
随着《都灵合约》的签订，热那亚失去了地中海和黑海的军事—商业帝国的解体，热那亚的革新精神越发高涨。最后，热那亚控制了一个在规模和范围上都是史无前例的国际金融体系。这种对贸易网络的经营和控制而形成的“国家”，不仅被热那亚人，而且被更多商业团体和当地政府承认。

生者已矣

总结来看，威尼斯在15世纪形成的是在未来被称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原型，热那亚形成的则是国际金融资本主义。这两种组织形式不停地相互结合、对立，在不断发展扩大的规模中将越来越多的社会功能“内部化”，这构成了历史资本主义如何演变称一种世界制度的核心内容。
这种演变并不是直线型的，每一次向前的运动都会恢复前一个时期被取代的组织形式为基础的。这种变向运动——同时向前和向后，反映出各种新组织形式自我制约的辩证性质。

相比于荷兰，热那亚的保护成本“外部化”正是其积累体质的局限性所在：他们对于伊比利亚集团提供的“免费搭乘”的方向没有任何的控制权。当他们发现这个方向已经无利可图时，便从“船”上跳出——1557年热那亚人撤出贸易活动、17世纪20年代末终止皮雅琴交易会制度…热那亚人不断从其他人的企业中得到好处并撤离，但他们从来没有能力干预任何企业的战略和结构能力。
这种外部化的局限性马上得以体现，拥有强制性国家机器的独立自主和竞争意识的地区能够通过使用武力破坏现存的贸易体系来从中获利。
由于保护成本的内部化，荷兰人能够把体系资本积累过程大大推进，这是前人所不能也不可能做到的。不过，荷兰人都成功从根本上是建立在热那亚人的成功之上的，其与威尼斯的不同点在于，荷兰之所以能如此迅速地变成商业和金融霸主地位，在于西班牙已经建立好的通往东印度群岛的航线。荷兰从一开始就把在印度洋和大西洋上的扩张行动看做是反对西班牙帝国的斗争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延伸。

而对伊比利亚势力的对抗行动正是荷兰商业扩张和热那亚不同的地方，荷兰能推进资本主义发展正因为荷兰可以通过政治手段组织商业空间，从而使用资本主义逻辑来解决欧洲之外地区的保护成本问题。
这种倾向在印度洋最为明显 由于葡萄牙人先前在这片地区已经获得成功，而且有着圣战的宗教狂热行为，又因为伊比利亚势力的存在，导致在东南亚地区的保护成本增加，最终无法保住自己的红海路线。

开学了没法日更了(;´Д`)

争取一周2更？

荷兰东印度公司在海上打败葡萄牙的能力是将东南亚纳入自己商业版图的必要条件，但是仅从军事上占领东印度群岛并不构成扩张贸易的全部条件，他们必须重建当地的贸易和权利体系，包括实行垄断和奴役当地人民——不如说这是节省保护成本而非保护成本内部化，荷兰有人成功地在印度洋“效仿”了在欧洲实行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然而荷兰东印度公司在最求利润的方面越成功、在印度洋“国际体系”中越强大，以“附带开支”（地方纳贡）和“强制交易”（垄断合同）的收入越来越成为它的主要收入。为了保护这种收入，荷兰陷入不断的斗争，也被迫走向攫取领土的道路。

同许多20世纪的公司一样，荷兰东印度公司自给自足取得成功的同时，扩大了负责公司日常事务的管理机构权利，在行使这种权利的同时逐渐牺牲了公司股东的利益，将分红越来越变为酬金，这种转变削弱了阿姆斯特丹股票市场的活力，从而不自知地将投资导向荷兰以外，尤其是英国的股票市场，流动资本逐渐从荷兰流向英国。

荷兰人证明了使用强大的资本主义技巧可以在欧洲范围内取得巨大成功，资本主义技巧也可以胜过地主阶级。但随着重商主义从内外削弱荷兰商业霸主的地位、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成功给荷兰事与愿违的结果，先是对地主阶级统治组织产生一种效仿荷兰的动力，之后便是将荷兰的剩余资本推向资助新的竞争者中最成功的人。

过几天更吧，生病( ›´ω`‹ )

考完研更(つд⊂)没有病亖只是懒癌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