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瓶药的价格，足以掏空一个中产家庭的全部积蓄。”这样的描述在美国医疗场景中并不罕见。2025年，美国FDA批准的首款间充质干细胞药物Ryoncil公布定价：单次静脉输注19.4万美元，完整疗程费用高达155.2万美元（折合人民币超1100万元），成为全球最昂贵的细胞疗法之一。
而这并非孤例。2021年，美国新药的上市价格中位数已达每年18万美元，而在肿瘤治疗领域，每年治疗所需药品价格超过10万美元已司空见惯。更有基因疗法药品价格高达350万美元，用于治疗B型血友病成人患者。
在美国销售的新药当中，有近85%是在全球范围内率先销售，这些新药在其他发达国家的上市时间平均要落后美国一年左右。这种“首发优势”为药企提供了定价权。
在美国的医药市场上，高价原研药已成为常态而非例外。根据彭博社的统计数据，2020年，美国平均每人在药品上花费约1300美元，远高于其他发达国家。更为严峻的是，在一项调查中，五分之一的美国成年人表示，由于费用原因，他们未能完成规定的疗程。这一比例是德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其他发达国家的两倍。
>>美国药品定价机制复杂性的一个典型表现是药品福利管理者（PBM）系统。
>这些中介机构理论上会代表医疗保险计划与制药公司展开药品价格谈判。
2016年，美国主要的药品福利管理者不足30个，但其中3个最大的机构市场占有率达到了78%，覆盖了1.8亿人。
【请打开你的灵视】
药品福利管理者代表医疗保险计划与制药公司谈判，理论上应为客户争取最低药品价格。
但实际操作中，制药公司可能向药品福利管理者提供“财政激励”，使其支持价格较高的药品，并阻止竞争对手。
这种不透明的折扣与回扣方式，扭曲了药品定价机制。2017年，美国规模最大的药品福利管理者的收入比最大的药厂还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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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成为转折点。里根政府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大幅削减公共医疗投资，并全面降低对医疗医保行业的监管，导致股东驱动、营利性的“管理式医疗”全面兴起。这一模式的核心是保险与医疗服务结合为一体，商业保险公司成为关键性的核心角色。
在过去20年，美国医疗行业经历了垂直整合的浪潮。一些医疗公司已经成为横跨医疗保险、医疗服务和药品流通及零售的巨无霸。联合健康、CVS和信诺三大医疗集团已将上下游全打通，形成了封闭的生态系统。
数据显示，近十年来，美国前九大健康综合体花费了3250亿美元购买了大量的医疗上下游企业。这种整合使得医疗综合体几乎控制了从保险到医疗服务的所有环节，形成了强大的垄断力量。
>>在PBM系统下，药厂想要药品进入医保目录，必须支付高额回扣。这些回扣最终被计入药价，转嫁给消费者。例如，一款肾上腺素注射药Epipen售价超过600美元，其中334美元是支付给PBM的回扣，而成本不超过35美元。
这个在术语中叫做政策捕获（policy capture）。
>>各个医疗利益集团通过金钱、人脉、制度优势形成保护网，利用美国政治制度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漏洞，严重限制了联邦政府进行医疗改革的空间，虽然联邦政府也不一定真的会进行这样的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