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球赛气笑了，写点东西，讲讲美国的加尔文宗相关的一些东西。
加尔文宗的神学体系以“上帝主权”为核心，衍生出独特的世俗职业观。加尔文认为，做官执政、经商赢利、放债取息、发财致富和担任神职一样，都是受命于上帝，财富不是罪恶，而是蒙恩的标志。
著名的“郁金香”教义体系（TULIP）概括了加尔文宗的核心信仰：全然的败坏、无条件的拣选、有限的代赎、不可抗拒的恩典和圣徒得蒙保守。
为缓解这种焦虑，信徒必须通过世俗成就来证明自己是上帝的“选民”，从而将宗教热情转化为经济活动的动力。
马克斯·韦伯将这种新教伦理概括为“入世禁欲主义”，与天主教的“出世禁欲主义”相对。
>>这种入世禁欲主义使宗教世俗化，同时又将世俗生活宗教化。
17世纪，加尔文主义者中最激进的一群人——清教徒开始大规模移民北美，建立了第一批盎格鲁-撒克逊殖民地。他们希望在这片新大陆上实践自己的宗教、文化和社会理想。
加尔文宗的“预定论”在美国发生了世俗化转变，演变为美国的“天定命运”或“例外论”观念。根据加尔文的说法，人们只能通过两个外在的标志来辨别其是否“被上帝选中从而得救”：可见的道德行为和物质上的成功。
例外论就是所谓的“American exceptionalism”，认为美国是天命所钟。
随着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特别是机器大生产的普及，现代工业资本主义形成了一种既定秩序，使得资本主义不再需要宗教精神的支持。
履行天职中作为经济强制所导致的结果的外源性的力量开始接管了对资本主义的控制，而履行天职中作为内生性的精神和文化价值观只能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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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资本也随着被放出，深刻影响了美国的社会价值观。随着越来越多的人通过金融业成为巨富，对金融的崇拜成为美国文化的组成部分。
著名金融记者迈克尔·刘易斯曾以为他于1989年出版的《说谎者的扑克牌》可能会激起人们对华尔街的愤怒，但结果却适得其反：“一些人将此书当作了进入华尔街的行动指南”。
“贪婪是好的”这一观念随之从华尔街蔓延至美国乃至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成为一种社会与文化现象。
加尔文宗的作用更多是破坏性的而非建设性的，它打破了传统天主教的束缚，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了障碍，并且没有提供控制资本扩张的伦理框架。
并且，随着金融的扩张，新自由主义也诞生了。
>>于是，金融资本已如脱缰野马，不仅主导着美国经济，还渗透到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
这些金融起家的华尔街精英与富豪，也便成为了所谓的“新圣人”了，也就是与旧有的“蓝血贵族”区别的“新贵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