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烧烤的秘密
## 一
事情要从今年夏天说起。
七月末的时候，我接到老张电话，说发现了一家特别好的烧烤摊，在城郊结合部一条快要拆迁的老街上，老板是个五十多岁的沉默男人，烤出来的东西“有小时候的味道”。老张是我们几个里最会吃的，他说好，那大概是真的好。
第一次去是周五晚上。摊位支在一棵老槐树下面，几张矮桌，塑料凳子，炭火熏得人眼睛疼。老板不怎么说话，偶尔抬头看一眼客人，又低下去翻他的串。我们点了羊肉、板筋、韭菜，还有一份烤茄子。
苏那天也在。她是我们圈子里唯一的女孩子，在疾控中心上班，平时话不多，但那天她盯着菜单看了很久，然后问老板：“有脑花吗？”
老板抬起头，看了她一眼。那个眼神我现在还记得——不是意外，也不是拒绝，更像是一种确认。他点点头，说：“有。”
那是我们第一次吃到那家的烤脑花。用锡纸包着，上面铺了厚厚一层蒜蓉和剁椒，打开的时候热气扑上来，香得人发晕。苏吃了一口，眼睛就亮了。
“这个，”她说，“这个不一样。”
## 二
之后我们每周都去。苏每次必点脑花，老板每次都给她做，但渐渐地我们发现一件事：有那么两三个客人，老板会从后厨端出不一样的版本。不是锡纸包着的，是放在黑色的小瓦罐里，盖子一掀，连我们坐得远都能闻到一股奇异的香气——和我们吃的蒜蓉味不同，那是一种更沉、更厚、隐约带着一点甜的气息。
苏让我去问老板要那个瓦罐的。
我趁着结账的时候，装作不经意地说：“老板，我看你给那桌做的脑花不一样啊，我们也想尝尝那个。”
老板正在收钱的手顿了一下。他没有抬头，但捏着钞票的手指紧了紧。
“那个，”他说，“那个是别人提前订的。你们吃的这个，也好吃。”
他说话的时候没有看我。他的眼睛盯着我身后的某处，好像在确认什么。
后来我们又试了几次，甚至让苏自己开口。老板每次都很为难，推脱说材料不够、做起来麻烦、客人订的不能给别人。但苏坚持，最后他终于点了头。
“下周五，”他说，“给你们留一份。”
那天的脑花我们等了很久。端上来的时候，苏迫不及待地打开瓦罐，但只吃了一口，她的表情就变了。
她放下筷子，看着我，说：“不对。”
“什么不对？”
“味道不对。”她把瓦罐推过来，“你尝尝。”
我尝了。是好吃的，蒜蓉、剁椒、花椒，该有的都有，但确实和之前闻到的那个香气不一样。少了点什么，又多了点什么。我说不上来，但苏说不对，那大概就是不对。
## 三
苏开始留心这件事。
她让我注意观察老板的操作，看能不能发现什么。我观察了几天，没什么结果——后厨在棚子后面，老板每次进去都拉着帘子，什么也看不见。
但有一天，苏说她看到了东西。
那天我们走得晚，其他客人都散了，老板在收拾桌子。苏说去上厕所，绕到棚子后面，回来的时候脸色发白。我问她看见什么了，她摇头，说回去再说。
后来她才告诉我：她在后厨外面的垃圾桶里看见一个塑料袋，袋子里装着白色的碎块，不是猪脑，比猪脑大，形状也不对。她想凑近看，老板突然从棚子里出来，站在她身后问：“找什么？”
她吓得够呛，随便应付了两句就跑了。
“我觉得不对。”她说，“我想办法弄一点去化验。”
那个塑料袋第二天就被收走了。但苏有耐心，她又等了一周，终于在一个收摊后的深夜，从垃圾桶里翻出了一小块——只有指甲盖那么大，冻得硬邦邦的，混在血水和油污里。她用随身带的采样管装好，第二天送去了单位。
## 四
我不知道她化验出了什么。或者说，我不知道她化验的过程发生了什么。
只记得那天下午她给我打电话，声音很紧，说：“你来我单位一趟，有事。”
我到的时候她在门口等我，脸色惨白，嘴唇上没有血色。我问她怎么了，她不说话，把我拉到路边一辆车里，关上门，坐了足足两分钟，才开口。
“我报警了。”她说。
“报警？”
“那个东西，”她盯着挡风玻璃，“不是猪。”
我等着她说下去。但她没有。她只是反复说：“我报警了，我报警了。”然后让我开车送她回家。
第二天，那家烧烤店就被查封了。我不知道警察查出了什么，但坊间的消息传得很快——有人说是罂粟壳，有人说是违禁添加剂，还有一个说法，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说从送检的样品里检出了人的成分。
人脑的成分。
## 五
苏从那天起就不对劲了。
她请了长假，把自己关在家里，不见任何人。我去看过她几次，她给我开门的时候眼神是散的，说话前言不搭后语。有一次她突然抓住我的手，指甲掐进我的肉里，问：“你记不记得，我吃了几次？”
“什么几次？”
“那个，”她说，“那个瓦罐的，我吃了几次？”
我说只有一次，就是最后那次，之前的都没吃到。她盯着我看了很久，松开手，靠在墙上笑了一下。
“一次就够了。”她说。
后来我才知道她在查什么。库鲁病，也叫笑病，是朊病毒引起的一种病，只在新几内亚的食人部落里出现过。当地人吃死去亲人的脑子以示纪念，然后病毒就在部落里传播，潜伏期可以长达几十年，一旦发病，先是头疼关节疼，然后走路不稳，再后来控制不住地笑，最后痴呆、瘫痪、死亡。
苏在疾控工作，她知道这些。
## 六
入秋以后，烧烤店的事渐渐没人提了。老板不知所终，那条街也拆了，盖起了新的楼盘。
但苏的情况没有好转。
她去医院做了检查，抽血、脑脊液、核磁共振，能做的都做了。医生说一切正常，没有任何异常。但她不相信。她说那些检查查不出朊病毒，确诊只能靠尸检——切下脑组织在显微镜下看，看有没有那些海绵一样的空洞。
她开始记日记。不是普通的日记，是身体日记。每天几点头疼，几点腿麻，几点走路的时候晃了一下，几点笑的时候觉得脸有点僵。她记下来，然后拿给我看，问我觉不觉得这些症状在加重。
我看不出来。我什么都看不出来。
但她看我的眼神越来越奇怪。有一次我给她送饭，她盯着我的手看了很久，然后问：“你今天洗手了吗？”
我说洗了。
“用什么洗的？”她问，“肥皂还是洗手液？洗了几遍？”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 七
前几天她又给我打电话，让我过去一趟。
她站在门口等我，穿着睡衣，头发乱糟糟的。客厅的茶几上摊着一堆打印出来的论文，全是关于朊病毒的。她让我坐下，然后自己也坐下，盯着我看了很久。
“我想通了。”她说。
“想通什么？”
“那个瓦罐里的，”她说，“不是猪脑。”
我点头。
“是人脑。”她说。
我没有说话。
“但人脑不是关键。”她往前探了探身子，压低声音，“关键是，那些人——老板给瓦罐的那些人——他们是什么人？”
我不明白她的意思。
“他们不是普通的客人。”她说，“他们是……怎么说呢，是食客。但不是吃的那种食客。是吃人的那种。”
她开始给我讲她的推论：那个烧烤摊不只是烧烤摊，那个老板不只是老板。那些拿着瓦罐的人，他们来这里不是为了吃，是为了确认——确认那个味道还在，确认那个东西还在，确认自己还在。
“但那个东西是什么？”她问我，“它从哪来？它在哪？它还在不在？”
我不知道。
“它在。”她替自己回答，“它就在这儿。”
她指了指自己的脑袋。
## 八
我走的时候她站在门口送我，忽然又喊住我。
“你下次来，”她说，“带一份烤脑花来。就是普通的，锡纸的那种。”
我说好。
“我就是想对比一下，”她笑了笑，“看看我现在还吃不吃得出那个味道。”
她的笑容在走廊的灯光下显得有些奇怪。嘴角往上扯，眼睛却没有动。我想起库鲁病的另一个名字：笑病。患者会控制不住地笑，一直笑，直到死。
但那只是论文里写的。她还没有确诊。
她只是害怕。
我也害怕。
## 九
入冬以后，苏搬走了。她没告诉我去了哪里，只发了一条消息，说换了个城市，换了份工作，一切都好。
我不知道她是不是真的相信那个“一切”。
我有时候还是会想起那个烧烤摊，想起那个沉默的老板，想起他看苏的那个眼神——不是意外，也不是拒绝，更像是一种确认。
他在确认什么？
也许他在确认她是不是那个味道的客人。也许他在确认她会不会变成瓦罐的客人。也许他在确认——她什么时候会回来。
我不知道。
但有时候半夜醒来，我会突然想起她最后说的那句话。
“它就在这儿。”
然后我会坐起来，在黑暗里待很久。
什么也不想。
只是坐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