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后的几天，甚至可以说是愉悦的。

我们去了一些游客扎堆的景点，拍了很多张集体照，在夜市上为了砍价轮流装可怜。

一切都被包裹在一层浅浅的、毛茸茸的快乐里，像糖霜一样撒在每一件小事上。

那个扑倒我的男生后来也没再提起那件事，甚至连眼神都没有多给我一个。

咬我耳朵的那个男生也是，他和所有人正常地说话、正常地笑。

我几乎要以为那只是我过度敏感而虚构出来的一秒。

直到那天早晨。

集装箱餐厅。就是那种把旧集装箱改造成咖啡馆的地方，铁皮墙上刷着薄荷绿的漆，地上铺着黑白格子的地砖，看起来又工业又文艺。

我们到的时候天才刚亮，整间餐厅只有我们几个人，灯光昏昏的，像隔了一层雾。

我们在吧台边上的长桌坐下，等着早餐端上来。

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注意到了那台设备。

它就放在靠墙的架子上，屏幕朝着我的方向。

也许是信号干扰，也许是蓝牙自动连接了什么东西，总之它就那样突然亮了。

像是有人在黑暗中划了一根火柴。

画面里的人是我。

我一眼就看出来了。

哪怕画面里的那个地方我从没去过，哪怕那个大厅白得像手术室，哪怕那些人我一个都不认识。

但我认得我自己。

我认得我肩膀那颗痣的位置，我认得我后颈那个微微弯曲的发尾，我认得我被按住时手指张开的角度。

那个大厅里站满了人。

他们围成一个圈，像看展览一样看着我。

画面正中间，有一个男人背对着镜头，他穿着深色的衣服，肩膀很宽，我看不清他的脸。

而我在他的身体下面，手脚都被按住，脸侧向一边，眼睛半睁着，像一具还没有完全死去的标本。

我不知道那是谁拍的。

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时候发生的。

我的身体没有任何被侵犯过的记忆，没有疼痛，没有淤青，没有任何一个细胞提醒我这件事情真实存在过。

可是我就是知道那是我。

那种知道，比任何证据都确凿。

屏幕突然就灭了。

也许是我碰掉了什么东西，也许是它自己关掉了。

我只记得我转过头去看向身边的人——她正端着杯子，在和别人说笑，睫毛在灯光下面投下一小片温柔的阴影。

我抓住她的手臂，握得那么紧，指甲都快陷进她的皮肤里。

我说：“我想出去买个烤红薯。”

我的声音一定是抖的，但我说得很平静，平静到我自己都觉得陌生。

我说我要出去买个烤红薯，在这个离那个白色大厅十万八千里的地方，在这个阳光很好的早晨，在这个所有人都还没有醒透的时刻。

她没有多问，放下杯子就跟着我走了。

我们走出去的时候，那两个男生刚好从洗手间方向走过来，和我们擦肩而过。

他们跟我们打招呼，我也跟他们打了招呼。

我甚至还笑了一下。

街角没有烤红薯。

于是我们买了烤苹果。

锡纸包着的苹果，烤得软塌塌的，中间挖了一个洞，填着黄油和肉桂粉。

我咬了一口，烫得眼泪一下就掉下来了。

我说是太烫了，她说她也是。

我们就站在街边，吸着鼻子，吃那两个滚烫的烤苹果，像两个被什么东西同时烫伤了的、同病相怜的孩子。

我没有告诉她我看到了什么。

不是不想说，是那些画面堵在喉咙里，像一块吞不下去的玻璃。

我说不清楚，也不敢说清楚。

因为一说出来，那些画面就变成真的了。

不说，也许还可以假装它只是我做的一个梦——啊，是啊，多么讽刺，这件事情本身就发生在一个梦里。

然后雷声就响了。

不是轰隆隆的那种闷雷，是那种“啪”的一下就在头顶炸开的、像天被劈裂了一样的雷。

我从那个集装箱餐厅、那个白色大厅、那个买烤苹果的街角，一瞬间被拽回了我的房间。

窗帘被风吹得鼓起来，床头灯还亮着，手机显示凌晨四点十二分。

我花了很长很长时间才确认，我真的在这个房间里，我真的躺在这张床上，那些人和那些事，没有一件真的在这个世界上存在过。

可是那种痛是真的。

那种被人观看的、被定格的、被留存在某段录像里的痛，像某种后遗症一样，跟着我从梦里出来了。

我甚至觉得它比梦里的感受更清晰——因为在梦里，我只来得及慌张，只来得及逃跑，只来得及用烤苹果去堵住那个快要从喉咙里涌出来的尖叫。

而在醒来的这一刻，安静得只剩下雨声的这一刻，所有那些来不及感受的东西，才一层一层地涌上来，像潮水一样把我淹没了。

我翻了个身，把脸埋进枕头里。

我想起那个白色大厅里的自己。

她的眼睛半睁着，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没有人知道她在想什么。

没有任何一个人，在那些围观的、审视的、满足的目光里，知道她在想什么。

我知道。

她在想：出去以后，我要买一个烤红薯。

不，烤苹果。滚烫的、加了黄油和肉桂粉的烤苹果。

咬下去的第一口会烫出眼泪，她就可以说，是被烫的。

这样就没有任何人会发现，她刚刚从一场溺水一样的窒息里，好不容易才浮上来。

窗外的雨声更大了。

我闭上眼睛。

明天醒来，这一切都会像梦一样被忘记的对吧——啊，它本来就是一个梦。

可是我会记得那个烤苹果的味道。

也许记得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