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严谨与勇气书写答卷
讲述人：“奋斗者”号全海深载人潜水器副总设计师 赵洋
我常想，是什么支撑着我们一次又一次向深海发起挑战？答案，就写在“奋斗者”号每一次下潜的航迹里。
作为水下机器人领域的研究者，我亲历了“蛟龙”号、“深海勇士”号，直到“奋斗者”号的跨越。担任“奋斗者”号控制系统负责人，我深知这份责任的分量。面临重量和体积限制远超以往的极限要求，我们团队夜以继日，突破了一项项关键技术，让控制性能跃升至国际先进水平。我深知，在万米的深海，任何一个设计错误都可能是灾难性的。我们团队把“严谨”刻进了骨子里——控制系统出所前，要连续12小时拷机运行，我就住在实验室，盯着每一个跳动的参数，不敢有丝毫懈怠。为了验证极端环境下的可靠性，我们反复模拟、测试、推翻、重来……
但仅有严谨还不够。2020年11月10日，为了验证装备在极限海深下的真实性能，我主动要求担任试航员，随“奋斗者”号向万米深渊进发。说实话，下潜途中，3个小时的寂静下降，舱外是无尽的黑暗，说不紧张是假的。但我们有勇气，而这勇气来自前期无数个严谨验证的日日夜夜，来自团队的彼此托付。
作为首批抵达世界最深处的中国潜航员之一，在10909米的马里亚纳海沟，我的激动之情难以言表。这次下潜，不仅刷新了中国载人深潜的纪录，更带回了来自万米海底的岩石、沉积物与生物样本，为全球科学家研究海沟形成、海底地质与生命演化提供了无比珍贵的实证，我们实现了中国人的壮举。
人生“归零”勇担当
讲述人：钍基熔盐堆核能系统研发团队
“最美科技工作者”徐洪杰的一生，有两次主动“归零”。
第一次，是1995年。那时他已在原子物理领域崭露头角，前途可期。然而，当国家需要建设第三代同步辐射光源——一个国际先进、但国内尚无建设先例的“超级显微镜”时，他毫不犹豫地转变了自己的科研方向。从原子物理专家变成同步辐射领域的学生，这一转身，就是15年。
第二次，是2009年。上海同步辐射光源建成，55岁的他本可以在功成名就后步入舒适区。可他又一次选择“归零”，转向核能领域的“无人区”——钍基熔盐堆。这是一种保障国家能源安全与可持续发展的未来核能方案，但国际研究已中断数十年，国内学科、队伍、条件几乎为零。有人劝他，他说：“能源若被‘卡脖子’，是致命的。”
这两次抉择，让他离传统评价体系中的“学术高产”越来越远。他把个人学术上的“晋升”全部放下，把科研生涯与国家战略需求紧紧绑在了一起。
建设上海光源，他“舍命一搏”：腿疾恶化需穿刺抽积水，他处理完就返回岗位；关键部件遇国外厂家“躺平”，他拍板“我们自己干”。研发钍基熔盐堆，他走“最难的路”：没有团队，他“就近转行、边干边学”；没有积累，就搭建平台从头做起。
2025年9月，连续超负荷工作的他倒在了岗位上。他留下的，是两座大国重器，两支数百人的建制化科研团队，一个“三步走”加小型模块化应用的钍基熔盐堆技术路线和一条自主可控的供应链雏形。
他用一生回答了什么是“将个人理想融入国家战略”。那就是，把国家的需要当作自己的方向。这也是他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
离研究对象越近越好
讲述人：上海交通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讲席教授 孔海南
退休后，我搬进了洱海东畔的一间公寓，在阳台上就可以瞭望洱海全景。我的毕生科学研究与洱海保护联系在一起，我离不开这片湖。
1998年10月，我第一次到洱海考察。坐船到湖心，看到了湖底的“水下森林”。我曾到过世界上许多著名的湖泊，但没有哪个比得上洱海给我的震撼大，那画面让我难忘。
可就是这样一个美丽的湖泊，当时暴发了大规模藻华。之前学界有个共识：湖泊水质达到二类水标准，不可能暴发藻华。洱海却打破了这个规律，这意味着它的污染发生机理不清，治理难度更高。
我心里清楚，做河流湖泊研究，离研究对象越近越好。治污项目一启动，我把团队所有师生带到洱海边，将实验室搬进农户房子里，我自己每年至少有200天驻守在洱海边。
治理洱海是个系统性工程，流域内的山、水、林、田、湖、草、沙各项生态因素需要重新控制，一、二、三产业需要重新规划，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需要根据生态容量调整。20年来，我们团队共计1000余人次驻守一线，完成野外样品采集3万余次，分析水质指标16万余次。在不断的实践中，我们探索出了湖泊治理的“洱海模式”。
2017年6月的一天，在洱海边的阳溪河口，我突然发现水里有个小白点，拿起望远镜一看，发现是海菜花。这种白色小花，对水质要求极度苛刻，是洱海水质最好的风向标。那一瞬间，我的眼泪流了下来。
守护绿水青山，需要一代代人久久为功。2019年，我捐出积蓄设立“洱海保护人才教育基金”，希望更多年轻人接过这一棒。
民之所盼是最大动力
讲述人：青海玉树州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推广研究员 宋仁德
玉树地处青藏高原腹地，平均海拔4000多米。算起来，我到这里已整整40年了。我至今记得，1986年大学毕业申请到玉树工作，从西宁到玉树坐车走了4天3夜。
初到玉树，高寒缺氧让我头晕气短。但我很快发现，自己来对了地方。当地牧民重要收入来源的牦牛与藏羊，面临“三低”问题——繁殖率低、出栏率低、收益率低，严重制约牧区发展。我给自己立了一个目标：让草原上的每头牦牛、每只羊都成为牧民的“钱袋子”。
破解难题的关键，是品种改良。品种是产业的根基，只有培育出优良品种，才能打响品牌、提升效益。我带领团队走遍玉树，收集优良品种资源，建立完善的品种档案，创新提出“选种—培育—推广”一体化模式与玉树牦牛“种业带动模式”，构建起玉树牦牛“三级繁育体系”。
采样、做调研、分析数据，是那些年每天的日常。一个牦牛日常行为的研究，需要采集牦牛48小时的行为数据。有一次数据采集，我整整72小时没有合眼。困得不行时，就喝功能性饮料，一天喝了20多罐。
在对牦牛、藏羊等品种进行分析后，我发现“玉树牦牛”和“扎什加羊”具有独特的高寒适应性和优良肉质。为保护和培育这两个品种，我建立选育核心群和扩繁群，制定科学的选育标准和技术规范。如今，“玉树牦牛”和“扎什加羊”已入选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并通过品种审定，成为玉树畜牧产业的“金字招牌”。
回望这40年，我再次为当初的选择而庆幸。草原上的牧民需要我，而搞科研的我，更离不开这片草原。
时代所需是科研方向
讲述人：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航空和机器人电池技术中心部长 金海族
大学毕业后，我进入广东东莞一家公司，当时公司稳居消费电池领域领头羊位置。2012年，公司决定开拓动力电池新业务，但工作地点在福建宁德。一边是繁华都市，一边是山区小城；一边是成熟领域，一边是几乎从零起步的新兴方向，我内心挣扎了很久。最终下定决心往前走，去看看更大的天地。
当时行业里的传统思路是“单点优化”，死磕材料本身的能量密度，比如把正极材料的电压往上提。可电压一高，材料就产气，电池鼓包成了一道过不去的坎。我们试了上百种设计和配方，换来的却是接二连三的失败。
一次失败可以重来，十次失败还能咬牙坚持，可当上百次实验都倒在同一个地方时，绝望是真的会从心里长出来的。有一阵子，我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这条路到底走不走得通？
不甘心始终围绕在我心头。我开始思考，为什么非要死磕材料？能不能在材料、结构、工艺每一个环节都“挤”出点创新？于是，我提出了“材料—结构—工艺”协同创新的思路。
又是上百个日夜的摸索。2014年，我们终于成功研制出高比能锂离子电池，能量密度实现跨越式突破。后来，我们又在此基础上开发出新型结构动力电池包，实现规模化量产，为电动汽车走进普通家庭助力。
创新没有终点。当前，新能源发展进入一个更高速增长期。我又带着团队一头扎进新的“无人区”——为低空飞行器和具身智能机器人研发专用电池。尽管技术路径还不清晰，挑战比当年只大不小，但我心里充满期待。因为我一直相信，时代需要的、百姓觉得有用的，就是科研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