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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佩服肥哥涉猎之广、阅历之丰富、旁征博引，能在如此多角度展开，您的思想与远见理应是优于我的，但我们只是就事论事的普通的讨论，完全没必要扣上什么左派左翼的大帽子，而且跟学术讨论更是不沾边。如果非要说什么左翼左派，那这种以个体情绪个人感受为中心为依据展开行动的思路，左在哪？
针对第一点，首先我从来就没有说过跑路不是一种选择，我自始至终只是在论述它不是一种好选择，这种选择是一种下下策。基于此，所以有“我们不能建议每个人逃离”，而不是所谓不能逃离，这不是做选择题。你不能只截取我的半句话无视我的整个观点，肥哥你呼吁过一种“理性舒服”的讨论，但这种截取歪曲，实在算不得“理性舒服”。“在理解适应等等尝试之后逃离自然成为了选择。”在这一点是我们的观点是相通的，肥哥你没必要硬要在我的发言里找靶子。
其次，“事实上放走子女不也是父母主题的一种理解与妥协吗？”我们不该不加论述就得出这样的观点，这是极不负责的。我们可以大致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在漫长的交流摩擦，在痛苦漫长的真实沟通后，达成了共识。双方无法认同对方的选择，但选择“理解”对方的痛苦，“妥协”于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这个方案可以是暂时分开，各自冷静。但或许更常见的是另一种，子女用那套“原生家庭论”的模式，利用各种激进手段的方式，对父母进行无休止的控诉与绑架，使其在巨大精神压力与恐惧中，“我们没办法了，我们管不了了，你好自为之吧”，从而选择“放走”，这不是理解，与而是放弃与投降。
再者，你两眼一闭复读这不公平那不公平，你反复批判现实的各种不平等关系，反复推销在平等状态下应该怎样，然后就没了下文。如果你真的自认为左翼或者什么，你应该知道现实的不公是作为实践的起点。“父母拥有更多资本”，这是事实，是行动的起点，而不能是愤怒的终点，我们不能只是批判它，控诉它，要求它改变。我们无法避免，我们必须面对，我们必须尝试解决。我们把现实当作行动的起点，亦即承认家庭权力结构的不平等，正因为承认这一点，所以我们才主张个体必须行动，去自我分化，在不依赖他人改变的前提下，让自己站起来。而不能是把现实当作靶子，把批评当作行动，把逃避当作胜利。现实从来不会自动向任何一种“平等”“解放”屈服。
还有，看得出来肥哥你对那些痛苦的人都怀着极大的同情，这没错，他们是受害者，需要安慰和帮助，但他们仍负有行动的责任，这不是受害者有罪或者站着说话不腰疼。受害者的身份不能豁免一切责任，我们当然可以安慰他们那些过去的过错“不是你的错”，但他们仍负有对他们自己成长的责任。比如失去了幺幺的龚父，他首先是一个失去孩子的可怜父亲，我们可以也应当安慰他，孩子的事情不是他的错，他也是受害者，但他仍要依靠自己走出困境。
第二点，我再次澄清，不再赘述。我没说过不可以逃离，我的观点一开始就是是这种草率的逃离始终是下下策。
针对第三点，首先我从未主张剥夺任何人的知情权，也从未假定大众没有理性。我们讨论的从来不是“观众有没有能力看”，而是“展示者有没有责任想”。一个可能理性的观众，或许有能力从任何信息中提取养分，但这不能成为展示者可以不负责任地倾倒内容的理由。公共领域的传播伦理，首先是对传播者行为的约束，而不是对接受者智力的考验。
其次，我一开始就是从实际的公共伦理，从po的“绷不住”展开，我从没假定过大家理性不理性，一直在做假定的是肥哥您自己。而且你的假设曲折离奇毫无依据，你的刺痛-觉醒的链条，它无情无理地要求，一个原本就因创伤而痛苦的人，在被“优越展示”二次刺痛后，不但不会受限于任何负面情绪，反而必须像机器一样，要么选择“觉醒”输出“这是社会结构不公”，要么“打破优绩”，输出“我们都一样”。
还有，你一直想强调自主判断，但最后却有意无意的将它与信息堆砌等同。自主判断需要的是责任和立场，而不是足够的信息堆砌。人不是电脑，不是程序，靠输入信息来输出你的真理，这不可能。
多提一句，鼓吹“言论自由”“信息自由市场”的唯信息论已经诞生了半个多世纪，现实是，从上世纪末到如今，它带来的更多的是对人认知的摧残。这场跨世纪的骗局，用“信息平等”的谎言，来掩盖传播权力的不平等，互联网更是制造了一种”被看见”的“平等”的幻觉。
所以，肥哥你的机械的“刺痛-觉醒”，可能是因为你对信息在公域传播全程的低估和简化。在信息的生产端，故事被看见，本就是特权的产物，他有着传播的意图（所以我们不排除这故事是中介软文），不能将这些简单的认为是中立的能被人采用的原材料。而在信息的传播端，我们不能简单的理解为信息被传播了，实际上，媒介并非中立，介质并非理想，其中充斥了平台算法与商业逻辑，去系统性地放大那些猎奇的、能煽动焦虑的、服务于“逃离主义”消费的内容，我们也不能无视传播的固有风险，简单认为“刺痛”是安全可控的试剂，无视它在现实中必然会造成的二次伤害。重要的是在信息的接受端，我们不能去假设所有人都是纯粹的、能在任何打击下进行冷静思辨的“理性经济人”。这完全剥离了人的情感、尊严和对共情的需求，也忽略了更关键的一点，观众并不是一张白纸。一个正在遭受同样苦难、却无力逃离的人，看到“优越展示”时，他不是在接受一个中立生产中立传播的“新信息”，而是在被这个信息反复刺激旧伤口。他无法像一个超然的分析问题，因为他自己就是问题的一部分。
针对第四点，我依旧要澄清一下，我从未主张剥夺任何人的知情权，我所要讨论的，始终是责任。把我们对责任的讨论降格成所谓“禁止”“限制”“自由”“展示”这种肤浅话题是不应当的。您没意识到的是，您批评的禁止限制的例子和您主张的自由展示是一体两面。批评前者，因为他不自由，鼓吹后者，因为他自由，但问题不在自由，关键是责任，二者都是对认知的影响或扭曲，都是对公共伦理的不负责任。前者不负责任，因为它宣称为你好，我们批评它，后者不负责任，但他代表自由，我们保护它，原则在哪里？
针对最后一点，我还是那句话，我一直以来表达的是跑路是一种选择，但它不可能是最优选，它几乎只会是下下策。我一直强调的是责任--对社会的公共责任，对家庭的责任，对个人的责任。您这段话是非常不负责任的，这是一个一个复杂的、涉及多方责任的伦理问题，而不是一个非黑即白的、关于个人选择的赌局。
你暗示肥哥们回避阶级问题，但一直回避混淆阶级问题的一直是你自己。你能看到阶级，但你没有把阶级问题引入我们的讨论，所以肥哥你总是曲解我的观点。你想讨论阶级，但你忽视了逃离成本的阶级属性，富哥的“水硕逃离”背后是家庭提供的安全网，即使失败也有一条的退路。而另一些人的“逃离”可能意味着掏空父母积蓄、背上沉重债务，是一场没有回头路的生存赌博，这类负债水硕的新闻层出不穷。如果选择独自去外地工作生活，这比前者明智，也符合我们说的消极治疗，但当事人要面对的新环境的适应，新关系的建立经营，要重建的身份定位，对经济状况的控制这些都是成本。更不需要说富哥的这种逃离不会对家庭造成多大负担，而后两者，逃离家庭的子女，失去子女照顾的父母，更可能的结果是分崩离析的家庭。你又无视了“公共展示”本身的阶级属性及其带来的阶级伤害，反而声称这是揭露现实启发思考，又抱怨大家不够理性。在这里，你的“阶级”只是术语，你对公共伦理的认识完全缺失的。
无论左派右派前派后派，你应该知道，我们讨论事情必须有一套系统的坚实的认识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肥哥原谅我用词可能太激烈，你的整个发言像是梦到哪句说哪句，你要求情绪必须得到尊重，大家是脆弱的个体，但转身又要求大家要配和你的刺痛觉醒论，去做一个从痛苦中觉醒的理性的超人，这种近乎变态的心理转换是非常矛盾的。你承认阶级差异，还暗示肥哥们无视阶级差异，但转头又用“痛苦是普适的”包装“逃离”，抹平回避逃离背后的阶级差异。你要打破优绩社达的虚伪，但行动却是展示优越这种社达逻辑。你批评家庭的压迫，批评系统不公，但一到行动上，就是逃离。你在微观层面，把个人感受放到第一位，在宏观上又要求大家做一个深度思考的理性人。这些自相矛盾的观点不可能出现在同一个坚实的理论体系中。
而且肥哥你总是对我的观点有诸多断章取义、偷换概念、滑坡立靶，我们讨论自我分化不等同与否定逃离，我们讨论公共伦理并非对个人指责，我们讨论传播责任并非取消知情权。如果确是我没讲清楚，肥哥可以指出来，不太应该用这种方式。
最后，你说这印证了左翼的两种思潮。这种碎片化的、个人为先的叙事结构，是后现代主义的典型特征。后现代这种去责任化的堕落思潮，也算左翼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