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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怪,重读一遍铜雀台诗,感觉朱晓海也未必是过度联想。南北朝士族多为门户计,在政治斗争中本无一定的向背,宣城弃萧子隆而转投齐明帝,斯亦人品不足称者。然而诗题云“谢谘议”,文选李善注云“谢谘议璟”,案之梁书,谢璟于隆昌中为骠骑谘议参军,萧鸾为骠骑大将军则秋七月事,冬十月则登基为帝,则此诗必然作于七月到十月之间,萧子隆死则九月,算来时间差距不大。朱晓海另一条论据是文选将此诗归为“哀伤”子类,而文选哀伤子类的诗歌均有具体的哀伤或悼亡对象,假设这首诗单纯为宫怨之作,似应入“乐府”或“杂诗”,此说也有一定道理。但朱晓海拆分字句来解释诗意,牵比附会,终觉勉强。
魏晋以来政治讽喻之作,大多文取指达,不能以字句求之。例如阮籍咏怀,颜延之、沈约的注释以文意、串讲为主,初唐李善注从之,唐代五臣注则专注于意象对应的“隐藏含义”,几乎搞成密码学。实则咏怀诗“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主要陈说死生变化世事浮沉之理,既然道理被陈说明白了,具体的政治黑暗自然也寄寓其中,未必需要逐字逐句去解释。所以江淹仿照阮籍作诗劝谏刘景素,自己的说法也是“又赋诗十五首,略明性命之理,因以为讽”,用意并不在于指出具体的危险,而在于“略明性命之理”。或者说,问题背后的死生、性命、兴亡、浮沉被陈说了,问题也就能得到文学意义上的反映和解决,这可能是魏晋以来诗人秉持的一种原则,也与当时的玄言风尚有关。如鲍照拟行路难中“秋思忽而至”一首,可能是感慨晋恭帝之死,最后也归为“念此死生变化非常理,中心恻怆不能言”。同理此诗,既然完成了文学上的抒情,可能它的目的也就达到了,倒不需要特别纠结诗句有无具体的“讽刺对象”。而到后来的庾信,因为大量使用典故,“密码学”的诠释法可以生效。死生之理在庾信这里就不再是至高的规律,反而更近似他对人事愤懑的一种发泄和绝望。庾信写“鼎湖去无返,苍梧悲不从。徒劳铜雀妓,遥望西陵松”,含义就非常显豁,事实上庾信几乎自己构建了一套意象密码体系,拟咏怀中很多篇章都能解读出具体的历史事件,或许说明魏晋以来的诗歌转型差不多就此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