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里奥和我开始保持了一种晚上不把电话机电源拔掉而只把铃声关掉的习惯。电话机的数字答录机每收到新信息都会亮一次。录音机的双闪灯与天花板上烟雾警报器的红色电池灯形成了一种有趣的交错,两种灯光在每七次电话灯亮时会同步闪烁一次,之后又慢慢以一种视觉多普勒效应错开。两种非切分闪灯之间的时间关系可以在空间上被翻译成椭圆形的代数公式,我能想到。佩木利斯花了两个礼拜把一整本实用考前数学辅导书灌进了我脑子里,用的是他自己的课余时间且不求任何回报,这件事上他几乎慷慨得可疑。之后,韦恩事件以后,这些小辅导课停止了,佩木利斯自己也来去匆匆,已经错过了两顿饭且好几次没确认我们的用车需求就开着拖车出去很长时间。我甚至没有尝试把电视电脑旁边电话机电源上快速的单次闪烁算进去;这就成为某种微积分了,而哪怕佩木利斯也承认我的天分不够学任何超过代数和圆锥曲线的东西。
每年11月,在互依日和亚利桑那图森的沃特伯格邀请赛之间,学校都会为赞助人和校友以及波士顿地区的朋友举办半公开性质的表演赛。比赛之后是半正式的鸡尾酒会以及食堂里举行的舞会,球员被要求洗了澡穿上半正装出席,与赞助人们进行社交。其中有些人除了检查我们的牙齿什么都想干。去年希思·皮尔逊穿着红背心、戴着酒店行李员的帽子加上一条毛茸茸的尾巴出现在晚会上,拿着一台小风琴,邀请赞助人们玩他的风琴,自己则到处蹦蹦跳跳嘻嘻哈哈。查·塔很不高兴。整个筹款活动是查尔斯·塔维斯的创新。查·塔在公共关系和刺激投资上远远比父亲本人出色。表演赛和晚会可能是查·塔自己整个学年的最高潮。他敲定11月中是筹款的最佳时期,天气还不那么糟糕,税年将近结束,但有着能把人榨干的行善需求的美国假日季则还没开始。过去三个财年,筹款所得几乎资助了春季的东南部巡回赛和6月到7月的欧洲红土比赛(terre-batu-fest)。
表演赛包含两个性别AB队所有球员,总是对抗某个来自国外的青少年球队,使得筹款活动有种爱国主义气质。虚构的说法是这场比赛是国外球队某个模糊的美国巡回赛的一站,实际上查·塔通常都会让外国选手飞过来,且花了不少钱。我们过去与来自威尔士、伯利兹、苏丹和莫桑比克的球队交手过。怀疑的人会指出对手缺乏任何网球方面的竞争力。去年与莫桑比克的比赛尤其像是枪打火鸡,70比2,观众和赞助人中出现了一种糟糕的排外种族主义情绪,其中一些人很高兴地把比赛与墨索里尼的坦克压过埃塞俄比亚长矛手做类比。得伴之年的比赛对手会是魁北克青少年戴维斯杯和怀特曼杯的队伍,他们从蒙特利尔德维尔M. I. A.³⁴⁶到来尤其让斯特拉克和弗里尔翘首以待,他们声称魁北克的青少年怀特曼杯女孩通常与世隔绝,没多少看到异性的机会,因此会因为各类型的跨文化交流开阔眼界。
然而,在这样的大雪中任何东西准时降落在洛根机场都接近不可能。
风也在各种通风管道中制造出响亮的悲鸣。马里奥说“嗑”,有时候则说“斯基(ski)”,试图发声。我突然意识到,如果我不能期待独自在隧道里抽一口烟斗的话,那么我每天醒来都会觉得那天没有什么重要或值得期待的事情。我又单脚站了几分钟,朝我前一天晚上放在电话旁边地上的咖啡罐子里吐口水。隐含的问题是,鲍勃·希望是否已不只是一天的高潮而是其真正的意义。这有点让人沮丧。我11月用来增加握力的宾州牌4号球在窗台上。我已经好几天没带也没捏球了。似乎没人注意到。
马里奥给了我电话铃声和答录机的控制权,因为他拿听筒很困难且他收到的留言都是从妈妈们那里打来的内线电话。我很享受在答录机上留下各种不同的语音信息。但我拒绝在背景里加上音乐或者经过数字处理的娱乐电影片段。恩菲尔德网球学校的电话都没有视频功能————又一个查·塔的决定。在查·塔的领导下学校的荣誉准则、规则手册以及程序手册几乎比以前多了三倍。可能我们房间最好的答录机信息是奥托·斯蒂斯的查·塔模仿秀,他花了80秒列举了为什么马里奥和我不能听电话的原因以及概述了我们对我们不能接听电话所造成的所有通话者的情绪的可能反应。但这80秒的留言过了段时间就不好玩了。我们这个礼拜的语音信息是“这是哈尔·因坎旦萨脱离躯体的声音,他的身体现在不能……”之类的,加上标准的请在嘟声后留言的信息。这毕竟是诚实节制周,比起留下最普通的“这是哈尔·因坎旦萨……”似乎来得更真实,因为打电话的人听到的显然是我在答录机里的录音而不是我本人在说。这一观察还要感谢佩木利斯,很多年来有过很多不同室友的佩木利斯始终用同一条递归信息————“这是迈克·佩木利斯的答录机的答录机;迈克·佩木利斯的答录机很遗憾不能为迈克·佩木利斯留下一阶信息,但如果你愿意在拍手声后留下二阶信息的话,迈克·佩木利斯的答录机会……”这种方式现在已经越来越无趣,他的朋友或者客户都受不了了,谁也不愿意等到那无聊的东西结束来留言,佩木利斯觉得没什么,因为没有任何重要的通话对象会蠢到把自己的名字留在佩木利斯的机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