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雅典，城邦时代以前与城邦体制刚刚形成的最初，社会管制下的男同性恋行为包括了自由的成年公民（基本上都是25岁以上）与自由的男性青少年（12到17岁之间）的恋童关系（原文真的这么写的），这一关系的目的主要在于教育青少年确认他们的公民地位以及让他们成年。性关系是这种关系的一部分，这来自于更加古老的成年仪式。这样关系中的角色是固定的，成年人往往是积极的追求者，而男青少年则是顺从与害羞的那人，只有当追求者的意图被明确后才会屈服。（原文真的是yield。。。）这种关系往往会持续到年轻的一方成年，在经历了一段禁欲期之后再去扮演另一角色，直到结婚。与奴隶发生关系是被禁止的——因为这没有任何教育意义，奴隶注定无法成为公民——同时，在理论上，成年男性之间的关系也是不被允许的。这样的成年男性与男青少年的关系在婚前普遍存在，只有在少部分情况下才会持续到婚后。在另一方面，女性被锁在家里，不被允许加入社会活动与生活中，女同性恋关系被人厌恶，尽管她们确实存在，尤其是在教育年轻女性的学校里。（比如莎孚这样教育家开设的学校）几世纪以来，男同性恋关系的扩散与角色分工的模糊促使了这种社会偏见的消解。

在罗马，性被视为是男性统治的象征，因此公民（即便是年轻的未成年人）在性行为时扮演被动的角色也是不被允许的。男同性恋关系被认为是完全合法的，前提是公民那顺从的伴侣是男妓或是奴隶——斯卡提尼亚（Lex Scatinia，BC3世纪或2世纪）禁止了对于年轻的自由男性进行性骚扰，同时也禁止了他们扮演被动的角色，并且会对此除以罚款。而在帝国时期，由于希腊的影响，类似希腊的恋童关系也逐渐传播开来。伴随着管制的放松，被动的性行为在自由民，男妓，奴隶之间也逐渐蔓延，其中包括了凯撒与奥古斯都这样的人物。随后，从公元4世纪开始，同性恋行为开始被法律现实，被动性行为将会被阉割（342AD），再到火刑（390AD），之后是死刑（438AD），一直到所有同性恋行为将会被一视同仁的除以死刑。（533AD）

由于原文在雅典和罗马这两段无意中模糊了公民和自由民的用词，所以有的地方如果有误请指出。

基督教成为主流宗教在压制同性恋上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他们是第一个将同性恋行为定义为“反自然（against nature）”的宗教，这一概念仍旧存在在现今的宗教道德中。这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因为在此之前，即便人们反对同性恋，也不会将他们视为是反自然的，而是希望加强家庭的稳定性与对社会的作用，并且认为这是人口增长的必需品。查士丁尼一世首次提出了对同性恋进行惩戒（divine punishment）这一观点，并且在《查士丁尼法典》中实施。对同性恋的压制与基督教的禁欲观点是相辅相成的，根据这一观念，只有为了生育进行的性交才是被允许的，因此必须压制不被控制的通奸与性交。（在这之前社会普遍的接受通奸，当然，仅限男性）

在这几段简短的历史回顾中我们可以发现，同性恋与双性恋始终存在，但最重要的是对于不受管制的同性恋关系（例如在希腊与罗马的女同性恋关系，成年公民之间的关系），即那些更接近于我们现代社会意义上的同性恋关系，施加了限制。而很显然，这种关系在历史上始终存在。

其次，我们可以发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于性的态度存在着不同的社会规范，这代表着所谓“传统家庭”的概念并不存在什么依据，更不用说现在所坚持的双方互相忠诚的一夫一妻制传统家庭。这种模式甚至在采用它的基督教时期也只是一种理想。男性通奸和卖淫的社会也有所不同，它经历了无数的变革，而且根据地区和经济的不同存在着。（只需要思考一下过去农民的大家庭（extended family）和现代白领的核心家庭（mononuclear family）就可以明白这种改变了）

第三，也是最后一点，我们需要注意到这些规范并非是性和情感自由的表现。首先，女性与奴隶被完全排除在外，只有某些行为才是被允许的，另外的则会被禁止，而且，至少在希腊（其实应该是雅典），恋童是一种社会制度，并不考虑其公民与男孩实际的性取向与他们在这一过程中会感到的不适。

因此，这些法律实际上是对情感、家庭和性生活不同形式的管制，包括在违反合法行为时采取镇压，而什么行为被视为合法取决于社会结构。

同时，考虑到一些因素，我们可以断言，一般来讲的对非异性恋行为(同性恋，双性恋etc）的压抑在人类历史上以不同的强度和不同的限制程度出现过。其目的是稳定家庭关系，尤其是确保一夫一妻制家庭的稳定。

正如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所写的一样，家庭并不是一个一直存在的稳定制度，最近的几项人类学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在狩猎采集阶段，女性的作用非常突出，因此社会是母系社会。经济、食物和工具的管理以及子女的养育都是在结社这一层面进行的。而由于对动物的驯化，促使了农业革命与生产资料的成果进入到了男性手中，父权制与阶级社会正式产生，为了确保父权的继承，一夫一妻制婚姻成为新家庭结构的基础。由此产生了对妻子和子女的所有权意识，这种意识今天仍然如此普遍，影响着数十亿人的生活。

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了对于女性的压迫，对女性在社会中的边缘化以及对女性性行为的压制，这也使得女性沦为了单纯的生育工具（主要职责为照顾家庭与子女），并且伴随着家庭和社会的结构性演变成为历史的与结构的内容。另一方面，对一夫一妻制家庭中非生育的性行为的态度，取决于这些行为可以在多大程度上被认为是对作为制度的家庭的威胁。在不同时期，女同性恋被以不同的程度进行压制（并不仅限于上文中提到的几种）。无论如何，我们可以说只要一夫一妻制的家庭被视为社会的基础与合法感情和性行为的唯一模式，基于性取向的社会歧视就不可能被改变。

第三部分完成，以上。
这作者在人类学方面有点过分的民科而且西方中心主义

反对性别歧视的斗争与反对阶级社会的斗争有诸多的相似点。首先，正如我们上文中所讲的，只有废除了阶级社会才能创造出必要的经济基础与文化动力，并且以此克服一夫一妻制被视为是社会的基础合法单位这一现状。通过社会来承担如今分配给家庭的任务，主要是女性的任务（抚养孩子），通过允许个人自由发展并且获得社会所能提供的最好的文化与经济资源，这将会使得人际关系与家庭关系逐渐从物质的需求中挣脱，走向浪漫与性关系的对应，从而消解目前存在的制度性歧视。

第二个原因是，绝大多数LGBT群体都是工人，青年，临时工与失业者，他们除了在工作场所中被压迫剥削，要为了工资与容身之处发愁以外，还要被自己的性取向与性别认同所压迫。因此，将反对这两种不公（即对工人的压迫以及对LGBT群体的歧视）的斗争联合起来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尤其是我们意识到这两种斗争的敌人是同一个的时候。此外，我们仍旧需要意识到反同情绪也是为了分化工人阶级——例如让异性恋工人认为尽管他们被压迫着，但是仍旧要优越于同性恋（多么令人满意！），就像种族主义歧视一样，右翼在这之中扮演的角色不言而喻。

任何认为这两条战线应该分开的人都落入了敌人的圈套。在LGBT斗争中，宣扬这种论调的往往都是有产者，他们没有经历过LGBT工人，青年所需要面对的物质问题。他们在事实上将运动局限于呼吁让政府进行微小的退让，这样的声音不会产生出多少噪音（对于政府而言的噪音就是人民的声音），也往往没有多少实际的意义。例如，在20世纪50年代的同性恋友好运动（在意大利和国际上）就是这样的情况，这一运动收到了在20世纪60年代和20世纪70年代活跃的同性恋解放运动的强烈批评，后者是在当时的阶级批判浪潮下以革命路线发展的。。

另一方面，需要指出的是二十世纪后半叶的LGBT运动与工人运动的决裂很大程度上有当时康米党领导层（这里应该特指苏联）的责任，他们在斯大林主义的堕落基础上采取了公开仇视同性恋的立场。这一立场只是在后期才有所缓和，而且对争取公民权利的斗争仅采取改良主义的观点，反映了其政治纲领的改良主义。

当然，情况并非总是如此。虽然马恩的著作里并没有明确提到同性恋，但旧德国社民党领导人曾经多次发表声明表示反对德国法律中对于同性恋的歧视与惩罚。

当马格努斯·赫希菲尔德在 19 世纪末成立科学人道主义委员会，以推动废除德国刑法典中将同性恋定为非法的第 175 条时，他的请愿书在 1898 年议会讨论时只得到了议会中的少数派社民党的支持，这并非偶然。1921 年，赫希菲尔德成立了性研究所，并组织召开了第一届性改革大会（一名苏联代表也参加了会议）。赫希菲尔德的工作标志着现代社会在科学辩论的基础上为同性恋去罪化所做的第一次巨大努力。赫希菲尔德本人认为同性恋是一种病态--或至少是非生理状态，但没有理由对其实施惩罚。（实际上他认为同性恋是第三性而并非是一种疾病ᕕ( ᐛ )ᕗ）

然而第175条并没有被废除，德国束棒对德国工人运动的胜利开启了黑色时期，这包括了对同性恋的无情镇压。性研究所1933年5月5日德国束棒青年团袭击的建筑之一，并且在广场上公开焚毁了图书馆中的所有藏书。德国束棒加重了第175条所规定的惩罚，导致了十万名同性恋被捕，六万名入狱，被送进精神病院或是强制绝育。同性恋与犹太人、社会主义者和康米党员一起被送往集中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