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分结束，以上。
今天就先更新到这里，文章后续还有五个部分，我争取明天完成翻译。

因为和下午打开了博德之门所以一直打到凌晨一点才发现没有更新( ﾟ∀。)争取今天做出来后续五个部分的翻译( ﾟ∀。)

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革命是工人群体在历史上首次掌握权力（如果我们排除1871年巴黎公社的短暂时期的话），这一革命不仅在政治和经济层面改变了数百万人的生活，也在家庭层面上改变了他们的生活。苏维埃政府赋予了女性与男性同等的权利，使离婚与堕胎合法化，同时促进了社会服务的发展，为女性从家庭责任中解放出来提供了经济基础：托儿所、公共食堂、洗衣店、日间医院、电影院、剧院等一系列设施。同时，伴随着沙皇刑法的废除，同性恋也被进行了去罪化。（在沙皇时期，同性恋会被除以重刑）

布尔什维克的观点是，性行为是私人领域的行为，因此不应该收到惩戒或是管制，除非它伤害了他人。（例如涉及到胁迫与暴力）在俄罗斯的科学讨论中，同性恋仍然被视为一种疾病——当时的其他国家也一样——然而这并没有造成歧视的产生。在苏联政府对这一问题的态度的具体例子中，我们可以举出一位苏联代表参加赫希菲尔德的性改革大会，以及 1918 年任命公开为同性恋者的格奥尔基·奇切林为外交政委。考虑到时代背景，这些在当时都是绝无仅有的。

传统家庭开始被社会变革所影响，男性与女性都被要求参与到社会生活中，对于青年们而言，他们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传统家庭权威，人们开始追求新的社会关系（包括情感关系与性关系），这种追求尤其体现在青年群体中。然而，革命带来的改变，甚至是家庭和性关系的根本变化，很快就遇到了革命所面临的孤立无援和经济困难所带来的问题。物质资源太有限，无法提供其他选择：公共服务的质量往往很低，人们不得不倾向于回到旧的家庭结构中。与此同时，斯大林主义式的官僚主义占据了主导，这意味着与列宁，托洛茨基和十月革命的理想的决裂。

这一现象导致了两种结果。其一，由于在更先进的社会上发展家庭和感情关系的物质基础匮乏，导致了传统家庭卷土重来；即便在最好的情况下也需要几十年才能改变。其二，斯大林政权从家庭和传统道德观念的回归中看到了让政权稳定的方法，特别是加强权威观念（首先是家主对子女的权威）的工具，而这种观念也得到了积极的推广。

托洛茨基在《被背叛的革命》中写道：
“家庭的胜利复兴与卢布的复兴同时发生——多么巧合啊！——这是国家物质和文化破产的结果。领导人没有公开说‘我们仍然太贫穷和无知，无法建立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主义关系，我们的子孙后代将实现这一目标’，而是强迫人们重新拼凑破碎的家庭外壳，不仅如此，还要在极刑的威胁下，将其视为胜利的社会主义的神圣核心。很难用肉眼衡量这种倒退的范围。”
（《被背叛的革命》，第 7 章，家庭、青年和文化，家庭中的热月政变）。

这一进程也改变了人们对于同性恋的态度。政权已经不再依靠这些自发克服了对于同性恋偏见的城市无产阶级，反而开始依靠小资产阶级与欠发达的远东地区。（例如在1925年的土耳其斯坦，苏联刑法典增加了一条针对同性恋的惩罚条款）933 年至 1934 年，恢复了禁止男性同性恋关系的规定，并可判处监禁。1935 年，离婚受到严格限制；承认自由伴侣关系的条款被废除；1936 年，堕胎再次被定为非法。如果用托洛茨基的话来说，“家庭之信条 ”已成为 “社会主义胜利的基石”，那么被视为对家庭造成威胁的同性恋则成为资产阶级堕落的恶习。这种反同的立场在后来深深影响到了国际上的其他康米党，危害到了本该自由发展的，能够成为革命助力的同性恋运动。

第五部分完，以上。
没想到你个浓眉大眼的居然是托派。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阶级斗争普遍式微的时期，一些同性恋群体发挥了领导作用，就像上文中所写的一样，他们积极与政府对接，试图以温和的态度来换取微小的让步，但收效甚微。在经历了社会斗争的低潮与同性恋运动的衰败后。在1969年的纽约，随着石墙运动的爆发，同性恋运动再次（或者说，在某种意义上，第一次）作为群众运动爆发了。在6月28日到29日晚，警察对一家同性恋酒吧（石墙旅店）进行了十余次袭击——这一行为被认为是例行公事——但在最后，他们首次遭到了群众的抵抗，这次事件演变成了一起有上千人参与的，持续两天的战斗。

“石墙起义”改变了同性恋运动的面貌与其性质，它不再是一个由科学家与委员会组成的小团体，也不再认为同性恋是异常，而是以其身份自豪。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到20世纪70年代的阶级斗争浪潮影响下，我们可以看到运动逐渐左转的重大改变，而且这其中还出现了一些自称革命者的小团体，尽管他们的理论基础混乱而且并不一致。

在“石墙事件”后，1969年7月初，同性恋解放阵线在美国成立。该组织采取反资本主义与第三世界的立场，相当支持黑豹党的斗争。一些国家也出现了类似的组织：例如1970年成立的英国解放阵线，这一组织聚集了数百名积极分子，但随后在政治上四分五裂；法国的同性恋革命行动阵线（FHAR）还有比利时的同性恋革命行动（MHAR）。

1971年，意大利同性恋联合革命阵线（FUORI，意大利语缩写为OUT）成立。其他的意大利同性恋解放团体并没有多少人，都灵，米兰和罗马的三个组织各自都只有一百多人（这三座城市有着极大的政治格局差异）。最初，FUORI的报纸每月在报刊亭出售，印刷数不过八千份。

1972年4月5日，FUORI在圣雷莫市举行了第一次示威游行，意在反对世界性学大会，这一大会的目的是讨论同性恋的原因与治疗方法。在其议程中，有学者提议对同性恋施加轻微但足以造成疼痛的点击，并且配上裸男而非裸女的图片，另外的疗法则是部分性切除脑组织。

在会场外，数十名活动家举着写有“把你们的电极塞进自己的脑子里吧，精神医生！”的标牌，并喊着“我们是正常的！”这一口号。在会议厅中，FUORI的成员安杰罗·佩扎（Angelo Pezzana）在发言的开头表示“我是同性恋，而且我很开心我是同性恋。”这次示威代表着同性恋运动的转折点，也标志着与部分温和的同性恋支持组织的决裂。

追求与工人运动的联系是很重要的：在该报刊（即FUORI报刊）的创刊号上，编辑部成员呼吁“革命者（异性恋）同志们首先了解同性恋的现况。”这是因为“性压抑（sexual repression）是任何压迫性制度最首要，最狡猾与最危险的征服手段（subjugation）”。FUORI激进分子们写道，“我们认为，进行性革命与各国已经开始的政治革命并不冲突。”

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政治上无比混乱而且不协调一致的组织，但它却在物质环境的推动下走向了社会完全革命的道路。如果劳工运动能有马克思主义的领导，那么它就能够为这种变革提供一个具体的理论基础，并结合一个能够将反对资本主义剥削的斗争与反恐同的斗争结合起来的革命纲领。与之相对的是，改良派和斯大林主义者却对这种姿态予以了公开的敌对态度。

圣雷莫示威游行的几周后，1972年5月1日，FUORI 罗马分部与其他团体一起在鲜花广场组织了一次示威游行，“庆祝欢乐，反对工作与追求性解放”。此时，一群非议会的左派活动家来到了这里，“他们宣称自己是Potere Operaio（工人力量，一个意大利极左组织）的成员”大喊着“从鲜花广场上赶走基佬”的同时向活动参与者泼水。

圣雷莫示威游行的几周后，1972年5月1日，FUORI 罗马分部与其他团体一起在鲜花广场组织了一次示威游行，“庆祝欢乐，反对工作与追求性解放”。此时，一群非议会的左派活动家来到了这里，“他们宣称自己是Potere Operaio（工人力量，一个意大利极左组织）的成员”大喊着“从鲜花广场上赶走基佬”的同时向活动参与者泼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