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为大D老师工笔。不管看了多少百合我看这种还是会感叹爱的傻(つд⊂)
有点像张爱玲版卡罗尔？
白螺与红绸
——仿张爱玲笔意
她第一次看见白螺，是在朱家姨太太的堂会上。
那天落雨，戏台搭在花园里，雨珠子从棚檐上滚下来，像一挂断了线的珠帘。女人们坐在廊下打牌，旗袍下摆洇着一圈水渍，谁也不在意。白螺就坐在最末一张椅子边，穿一件素白旗袍，领口别着一枚银蜻蜓——振翅欲飞的模样，却钉死在布料上，倒像她自己。
白螺不爱说话，只爱笑。那种笑不是笑给人看的，倒像是心里藏着一件极私密的好事，时不时拿出来咂摸一下，嘴角便弯了。旁人觉着她温柔，唯有沁芳看出来，那温柔底下是铁做的骨——白螺打量谁的时候，眼睛里有一点冷冷的、掂量的光，像当铺先生拿指尖拈一块成色不足的银子。
沁芳是李家的三姨太，日子过得不坏。丈夫年纪大了，待她反倒客气，像待一件摆在玻璃柜里的玉器。可玉器是要人摸的，沁芳觉得自己都快蒙尘了。
那日堂会散了，众人挤在月洞门前等车。雨密了，白螺没有伞，沁芳便将自己的油纸伞递过去半边。白螺抬起头来看她，这回那笑是专给她的了——很慢地绽开，像一朵花叫你眼睁睁看着它开，躲也躲不掉。
沁芳忽然想起小时候在苏州，家里请了个绣娘教她刺绣。绣娘说，你绣一朵花，最要紧的不是花瓣，是花瓣底下那片阴影，有了阴影，花才像是活的。
白螺就是那片阴影。而她是那朵以为自己还开在枝头的、被人剪下来的花。
她们开始走动。起初不过是吃茶、看戏、逛百货公司。沁芳打牌输了钱，白螺不动声色地递过一把筹码；白螺说想吃南唐北李的栗子粉，隔天沁芳便打发人排了一下午的队。两个人都聪明，谁都不肯先说破。那点心思像一壶放在炭火上慢慢煨的水，底下火苗舔着壶底，水面上却只是冒着一层细密的白沫，咕嘟咕嘟，一壶心事就要滚了，偏又差那最后一口气。
事情的转机来得不像转机，倒像一记闷棍。
那天她们在法租界的公寓里听唱片。周璇的嗓子从留声机里淌出来，软得像一块要化不化的麦芽糖。白螺歪在沙发上翻一本画报，翻到一页停住了，忽然轻轻“啧”了一声。
沁芳凑过去看，是一张好莱坞女明星的照片，金发，红唇，眼睛里装着整个大西洋的风浪。
“这有什么好看的，”沁芳说。
白螺没有看她，只慢慢说了一句：“你看她的嘴唇，像不像我们上回在朱家吃的樱桃慕思？”
沁芳心里那壶水，忽然就滚了。她甚至听见了自己心里“噗”的一声，水汽顶开了壶盖。可她偏偏伸手，把白螺手里的画报抽走，翻了两页，指着另一张男明星的照片说：“这个才好看。”
白螺终于转过脸来看她。那眼神里有一点诧异，一点了然，还有一点——沁芳后来想了很久——像是心疼。仿佛白螺在说：你还在躲什么呢？你以为我看不出来？
那天从公寓出来，沁芳没有坐车，沿着霞飞路走了很远。梧桐叶子落了一地，踩上去沙沙地响，像无数张嘴在说悄悄话。她忽然想起第一次递伞给白螺的那天，自己袖口上绣着一朵芍药，粉白的，雨水打湿了，花瓣贴在手腕上，像一枚肉色的痣。
那天夜里她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变成了一条鱼，游在一条极窄的、只容得下一条鱼的小河里。河水是热的，烫的，像小时候发烧时额头贴着的热毛巾。她拼命往前游，游到尽头，是白螺的手掌心。
她醒过来，枕头上湿了一片，分不清是汗还是别的什么。
后来究竟是怎样发生的那件事，沁芳记不真切了。只记得又是雨天，白螺的公寓里拉着窗帘，唱片机坏了，没有人声，只有雨打在铁皮雨棚上的声音，密密的，慌慌的，像一万只蚕在啃桑叶。
白螺说：“你的头发上沾了东西。”
沁芳说：“什么？”
白螺的手指伸过来，在她的鬓边停了一瞬。那手指凉凉的，指甲修得极短，圆润的，像一颗颗剥了壳的荸荠。沁芳忽然抓住那根手指，抓住了，又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就那么攥着，攥得手心里全是汗。
白螺没有抽回去。她低下头看她们交握的手，很轻地笑了一下。那笑声比周璇的唱片还轻，轻得要从耳朵眼里滑出去。
“你攥疼我了，”白螺说。
沁芳松了手。白螺的手背上留下了几道红印子，在她白得近乎透明的皮肤上，像雪地上落了几片桃花瓣，好看得不像真的。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白螺站起来，走到窗边，把窗帘拉开一条缝。雨光映在她脸上，那层温柔的面具碎了，露出底下真实的、几乎是疲惫的脸。
“沁芳，”她说，“你明天不要来了。”
沁芳坐在沙发上没有动。她忽然想起五岁那年，奶妈带她去庙里烧香，她跪在蒲团上，仰头看观音菩萨的脸。菩萨低眉，慈悲的，也是无情的。她问奶妈，菩萨为什么不看我？奶妈说，菩萨看了你，你就该走了。
现在白螺看她的那一眼，就是菩萨的那一眼。
她走出公寓的时候，雨已经停了。弄堂口卖馄饨的老头正在收摊，热气从锅里蒸腾起来，白茫茫的，什么也看不清。她站在那里，觉得自己的身子是空的，像一把被人抽走了伞骨的油纸伞，只剩一层薄薄的纸壳子，风一吹就要皱。
回到家，丈夫在客厅看报，头也没抬：“吃过了？”
“吃过了。”
她上楼，走进浴室，把水龙头开到最大。镜子里的女人梳着最时兴的卷发，穿着一件裁剪合身的墨绿丝绒旗袍，耳朵上两颗翡翠坠子摇摇晃晃。她把脸凑近镜子，看见自己的嘴唇——涂了最新买的口红，色号叫“午夜巴黎”。
午夜巴黎。可是巴黎从来没有过午夜，午夜也从来没有到过巴黎。
她忽然想起白螺说的樱桃慕思，想起那枚钉死在领口的银蜻蜓，想起那只伸过来又缩回去的、凉凉的、剥了壳的荸荠一样的手指。
她打开水龙头，捧了一捧冷水泼在脸上。水珠顺着下巴往下淌，滴在墨绿的旗袍上，一滴，两滴，像眼淚，又不是眼淚。
楼下电话响了，女佣接了，喊了一声：“三太太，您的电话。”
她没有下去。
电话又响了两声，断了。整个公馆安静下来，静得能听见壁炉里木炭坍塌的声音——红的塌下去，白的亮起来，红的又塌下去。她忽然觉得这声音像极了一个人笑着笑着忽然不笑了，嘴角慢慢地、慢慢地掉下来，掉成一个没有表情的弧度。
原来最可怕的笑，是没有声音的笑。原来最可怕的爱，是还没有开始就结束了的东西。
窗外的月亮升起来了，惨白的，薄薄的，像一片被人咬了一口的糯米年糕。沁芳关了灯，在黑暗里坐着。月光从窗帘的缝隙里漏进来，窄窄的一道，正好落在她交叠的双手上。
她忽然想起一件事：白螺说她的头发上沾了东西。可是她今天出门前洗了头，仔细对着镜子检查过，什么也没有。
白螺为什么要骗她呢？
这个念头像一根极细的针，慢慢地、慢慢地扎进她的心口，不疼，只是酸。酸得她弯下了腰，把脸埋进膝盖里。
月光照着她的后背，照着她微颤的肩膀，照着那件墨绿旗袍上渐渐干涸的水渍。夜一点点地深下去，像一只巨大的、温热的手掌，把她整个人轻轻合在掌心。
可是那只手也凉了。
她始终没有接到那通电话。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第七天，她去朱家打牌，旁人说起白螺，说她去了香港，走得急，谁也没告诉。
沁芳摸了一张牌，是一只白板。她把牌翻过来看了看，光滑的，空白的，什么都没有。她把它打出去，说了一声：“白板。”
满桌的人都笑了，说这句牌叫得巧。她也笑了，笑得恰到好处，笑得不早不晚，笑得像一个真正什么也不懂的女人。
只有她自己知道，那只白板，是她这辈子打出去的最重的一张牌。
重得她再也翻不动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