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闿运这也太乐了，于中古诗学，识见不逮船山之什一。就如图中所示，王闿运建议把“梢梢枝早劲，涂涂露晚晞。南中荣橘柚，宁知鸿雁飞”四句改成“北寒妾已知，南心君不见”。——从表意来看他的意见完全正确，这二十个字确实可以浓缩成鲍令晖的十个字，鲍令晖还写得更巧妙一些。
但另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一定要写“梢梢枝早劲”这二十个字？首先，宫城内种植橘树是南朝都城的城市规划之一，许嵩《建康实录》卷九注引《苑城记》：城外堑内并种橘树。而南中，传统来说是蛮荒之地，但“橘生湘水侧”、“橘柚在南国”、“独有凌霜橘，荣丽在中州”，在南朝人认知内，橘树是南土最为荣丽的风物，具有一点异域感。开头两韵虽然在“抒情效率”上不高，但把自己所处的“宫城”和友人所处的“南中”塑造成了互相隔离的独立时空，这对于后面的叙述非常重要。
况且“梢梢枝早劲，涂涂露晚晞”钩连着一个更古早的传统，刘向《九叹•逢纷》：白露纷以涂涂兮，秋风浏以萧萧。而末尾四句：“春草秋更绿，公子未西归。谁能久京洛，缁尘染素衣。”很容易看出是把王孙芳草和陆机风尘染衣的语典绾结在了一起，春草的无情不仅在于“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的物序推移，更在于它不会像人一样，受到世俗的侵染，墨子染丝之泣、陆生尘衣之叹对于春草都不存在，它只会在一个悖论的时空，一片梦土——诗人幻想中遥远的南中——愈发萋萋离离，长青不灭。
同时，“西归”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抽象用词，它出自《桧风·匪风》：谁将西归？怀之好音（我们知道中古语境中朋友的赠诗被称为“好音”，如“齐此笃爱，惠予好音”、“惇仁泛爱，锡予好音”，考虑到这首诗的酬赠性质，它必然是使用这个语典），而匪风的开头：“匪风发兮，匪车偈兮。顾瞻周道，中心怛兮。”和前引刘向《九叹•逢纷》是主旨一致的。
疏通完上述典故，我们就可以确定，这首诗的抒情主旨其实在于，在“逢纷”之时，“归”与“不归”含义的倒转：“游兮不归”的王孙，置身于丧失时序、乐而忘返的梦土，而身在家乡的诗人反而迷失。
——如果我们按照田晓菲那个“猜猜当时人读到这首诗会怎么想”的吹逼思路（虽然她对庾信“日晚荒城上，苍茫馀落晖”的解释我部分地存疑，容择日另文叙述），那么“谁能久京洛”就是一句非常异质的形容：一般来说，“久京洛”是客子的语气，而自幼生长在京城的诗人说这种话是很奇怪的。但因为前面制造的悖论时空，我们现在已经可以充分理解这层含义：当“不归”和“归”的价值转换，异乡成之为梦土，那故乡当然也已经完全被置换成无归属感的荒原。
按王闿运的建议，大概整首诗都只能重写，因为他已经把核心的思路以“抒情效率”为理由抽离掉了。这种现象在明清诗话中屡见不鲜，说到底是后世读诗很难回到初唐李善注那个思路：疏通典故，注意典故之间的联系。大部分人宁愿重意、重气、重神韵而不是重训义。而六朝诗歌恰恰是始终借助典故背后的强大传统来扩充诗歌的审美与表意功能。想想这群明清人连谢朓诗都看不懂，那看不懂庾信江淹就更是由来有固然，以后看他们胡说八道也不用虚空索敌生闷气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