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天上课，晚上更

本书调查的出发点是布罗代尔的论点：历史资本主义的基本特点在它的整个生命期中，一直是资本的“灵活性”和“兼容性”同时呈现的形式。而不仅仅是兼容性在不同时间呈现的具体形式。
在此，我们要重申马克思关于资本的一般公式：MCM’。资本主义把资本投向会逐渐丧失灵活和选择自由的特定的“投入——产出”组合，为了在未来某一时刻获得更大的流动性和灵活性；资本主义机构偏好流动性，往往让现金周转中非同寻常的一大部分保持流动状态。
布罗代尔把“金融扩张”描述为某种资本主义发展的成熟标志：热那亚商人16世纪把钱借给西班牙国王的官僚高利贷、18世纪中荷兰人撤离商业成为“欧洲的银行家”、工业革命导致的货币供应过剩、福特—凯恩斯主义结束后的美国，都表明，每次资本主义的发展，通过打到金融扩张阶段，在某种意义上宣告了它已经进入了成熟期。
因此马克思关于资本的一般公式不光可以被看作是描述单个资本主义投资的逻辑，而且也描述了作为世界制度的历史资本主义反复出现的格局：物质扩张时期和金融再生扩张阶段的交替更迭。物质扩张时期，货币资本使越来越多的商品，包括商品化的劳动力在一个体系内运转；金融扩张阶段，越来越多的后壁资本从商品的形式中解放出来，成为流动资本并通过金融交易不断积累。这两个时期一起组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积累周期。
藉此引出本书的论述：我们将四个体系周期：热那亚、荷兰、英国、美国，这一系列周期互相重叠，虽然他们的持续时间越来越短，但都超过了一个世纪，于是，“漫长的世纪”这一概念便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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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国际体系起源于中世纪统治内部意大利北部的资本主义城市国家的地区性亚体系形成过程中。一直表现为资本主义和地主阶级统治的权力逻辑之间的对立，以及当时最重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周期性地通过重组世界的政治—经济空间来解决他们时间的矛盾。
这一体系有四个主要特征，第一，这种亚体系从本质上说是一种资本主义的战争和立国体系。商业资本主义寡头统治集团把握国家权力，其获取领土的目的只为了自身的贸易利益。
第二，对“均势”运用，中世纪的中央权威（教皇和皇帝）之间的均势推动了有组织的资本主义飞地在意大利北部出现、意大利北部城市国家之间的均势有助于维持他们相互之间分离和自治的状态、西欧出现的王朝国家之间的均势避免了地主阶级将资本主义萌芽消灭的情况出现。因此，均势对作为资本主义的统治方式的发展至关重要，通过这种机制，资本主义国家可以绝对的或是相对的将降低自身的保护成本。
第三，在战争中发展劳—酬关系，即将保护成本转变为税收，从而使战争可以自我支付。公民通过纳税来购买武装人员的服务，雇佣兵又会通过消费来将这些货币送回流通领域，从而达成武装暴力的商业化。不过这种新兴的体系只能维持较短的一段时间，因为这种“军事凯恩斯主义”的扩张受到了空间、成本等限制，降低了资本主义阶层纳税的意愿。
第四，资本主义统治者率先发展了密集广泛的驻外外交网络，通过先进的信息获取能弓更好地处理均势以便将保护成本降到最低。
因此，源于远程贸易和巨额融资的资本积累、均势的处理、战争的商业化、驻外外交网络的相互补充，使财富和权力开始在意大利北部的城市国家汇集。到了1420s，这些国家不仅在权力上发挥大国的作用，在经济上也不逊于其他王朝国家。由此表明，即使是小片领土，通过单向对财富而非对领土和人口的追求也可以成为权利中心。

就其本身而论，漫长的20世纪不过是体系积累周期的其中一环，体系积累周期由四个周期组成，每个阶段都包括一个漫长的世纪，通过这个阶段，欧洲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开始将整个地球纳入一个密集交换体系。这些阶段都是相互重叠的、在前一阶段的金融扩张时期上升到欧洲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卓越的地位。
每个周期都包含三个时期：第一金融扩张时期：新的体制在旧的体制内部发展，这种发展是旧体制全面扩张和内部矛盾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新的积累体制巩固和进一步发展时期：它的主要机构促进和监督整个世界经济的物质扩张，并从中得到好处；第二金融扩张时期：这个全面发展的体制开始出现内部矛盾，为产生与之竞争的别的体制创造了空间，并因此持续下去直至一种体制最后成为新的占主导地位的体制。
我们把每次的金融扩张当作每个漫长的世纪开始的阶段，也将之称为这个占主导地位的积累体制的“信号危机”。这个时期体系积累过程的主要机构开始把越来越多的资本从贸易和生产转向金融买卖和投机，标志着它不再认为将剩余资本重新投资于世界经济的物质扩张中能够继续获利，同时认可通过更加专门从事巨额融资可以在时间和空间上延长它的在世界的主导地位。这种转变还可以起到更多作用：将物质扩张的末期描述成一种“秋天的迹象”，其组织者和促进者能够继续获得财富和权力。
但是这种时刻同时标志着危机加深和一种新的积累体制最终取代现有体制的前奏。我们将最终导致现有周期被取代的事件成为“临终危机”。如同所有周期一样，漫长的20世纪也包括三个明确无误的阶段：第一阶段开始于19世纪70年代，终于20世纪30年代，即英国积累体制的信号危机开始到临终危机结束；第二阶段始于英国临终危机结束到美国周期的信号危机开始，即1970年石油危机前后；第三阶段也就是1970s至今，距今为止，这一种危机还没有发生。（如果说美联储近期的加息和各种银行破产不在以后被当做危机开始，还有美国阿富汗战争的惨败和目前乌克兰战争的僵持持续拖垮美国的话。当然，永久战争经济、塔夫脱的警告、乔治凯南的遏制战略、美国军队脱离政治管理的逐利行为、民族主义情绪复兴和“斑点”的对外战略还有好多乱七八糟的东西有机会总结吧）

摩多摩多

回顾四个体系积累周期，我们发现周期从兴起、全面扩张到遭到取代的过程所需的时间越来越少。第一中计算方法是计算其“漫长的世纪”本身的长度。我们所谓的漫长的15—16世纪包括布罗代尔和沃勒斯坦的“漫长的16世纪”加上与之平行的“意大利”和“英法”的百年战争时期。它始于14世纪40年代的大危机，终于大约290年以后的热那亚人时代。漫长的17世纪始于1560年热那亚周期的信号危机，终于18世纪80年代荷兰体制的临终周期，大约持续了220年。漫长的19世纪开始于1740年荷兰周期的信号危机，终于20世纪30年代，仅仅持续了190年。
另一种衡量资本主义历史步伐加快的办法是比较历次信号危机的间隔时间，相比于前者的衡量方法，信号危机的时间远非临终周期那样容易被触发——后者源于巨额融资中权力和动荡共存的时间，很难确定是权力还是动荡决定的周期结束，而信号危机发生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统治相对稳定的时间段，更容易确定。因此通过前者来衡量确实更可靠：热那亚体制大约用了220年，荷兰体制大约180年，英国体制大约130年，美国体制仅仅间隔了100年。
虽然各个体制持续时间在逐渐减少，但是这些体制的主要机构的规模和组织复杂程度在不断增加，观察为各个体制的资本主义机构提供场所的“国家”（意指特定的地缘政治势力，并非单纯的独立国家）：热那亚共和国、联省共和国、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的规模即可。
热那亚体制兴起和全面扩张时期，军事实力、社会基础都很不稳定，（在更早的10-12世纪时期好像主要还在靠海盗什么的呢）在传统地缘实力中属于弱国，但由于拥有巨大且广泛覆盖的商业网络和金融网络，组成了超越地域的“国家”的热那亚资本家阶级可以同当时最强大的地主阶级统治国家平起平坐。热那亚人利用那些统治者对流动资本进行的竞争来实现资本的自我扩张。最终接管了西班牙王朝的财政，到达其积累周期最强盛的时期。
荷兰周期兴起和全面扩张的时候，联省共和国是一种大杂烩组织，结合了正在消失的城市国家和崛起的民族国家的特点。相比热那亚，联省共和国是一个更大、更复杂的组织，拥有足够从西班牙帝国手中独立并夺取其海上和陆地部分领土的帝国，同时能够分别抑制英法在海上和陆地的挑战。荷兰资本家在复现热那亚人的能力同时，又无需像后者一样从其他地主阶级统治势力中购买保护。
到达英国周期时，英国已经是一个全面发展的民族国家，同时在征服一个世界范围的商业和领土帝国。这让英国能直接支配世界范围内的人力和自然资源，所以在具备前代荷兰人的能力的同时，也无需依赖外国的、往往是敌对的地主阶级统治组织来从事的农业生产来维持对自己有利的商业活动。
美国在民族国家的基础上已然发展成为一个跨大陆的军事—工业联合体，对世界任何地方的不友好势力都拥有发出经济上乃至军事上将其扼杀的能力。由于其岛国性质、领土宽广、自然资源丰富，使其国内就拥有了英国需要对外寻找的资本主义自我扩张的市场。

因此，与热那亚相比，荷兰体制是通过恢复已被热那亚体制取代的威尼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战略和结构从而实现保护成本内部化的。英国则是以一种新的、范围更大、更加复杂的形式恢复了被荷兰取代的热那亚国际资本主义和伊比利亚全球地主阶级统治，实现了生产成本内部化。美国则是恢复了被英国取代的荷兰股份资本主义的战略和结构，实现了销售成本内部化。
这种反复恢复隔代周期的积累战略和体制的现象，在“世界—帝国”组织和“国家—公司”组织之间产生了一种如同钟摆似的前后运动，前者松散的体制类型，象征着完成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大部分地理扩张。后者则更为紧密，其任务更多是完成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和的地理合并而不是扩张。
当我们将这种摆动在同方向的时间对比时，就能发现，历史资本主义发展成为一种世界制度是以有政府和商业组织组成的更加强大的“世界—帝国”或“国家—公司”集团为基础的。这些集团能够扩大或加深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职能和空间范围的能力。但是，这种集团越是强大，它们所产生的积累机制的生命周期就越短。
这种模式——是积累体制力量增长和他们生命周期的缩短发生的关系模式使人想起了马克思的论点：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障碍正是资本主义本身。
（随着大工业的发展，现实财富的创造较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和已耗费的劳动量，较多地取决于在劳动时间内所运用的动因的力量……表现为生产和财富的宏大基石的……而是对人本身的一般生产力的占有……一旦直接形式的劳动不再是财富的巨大源泉，劳动时间就不再是，也必然不是财富的尺度，而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资本是处于过程之中的矛盾，因为它竭力把劳动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另一方面又使劳动时间成为财富的唯一尺度和源泉。这使得剩余劳动时间和必要劳动时间成为一对生死攸关的矛盾……它们是炸毁这个基础的物质条件。——《5758手稿》）
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每次扩张都是一种特定的组织结构为基础的，这种组织结构的生命力又渐渐遭到扩张本身的破坏：在不断扩张的活高水平赢利下，越来越多的巨额资本想要重新投资到贸易中去，于是越来越多的能够保持高水平的经济空间被用完。当商业和积累中心试图通过商业多样化来抵消日益减少的盈利的时候，他们消灭了自己处于的地理和功能优势——良好的市场被干扰，中心之间的合作被日趋剧烈的竞争取代，利润随之减少，最后摧毁了这种组织结构。

水一天哦，水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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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城市国家并没有尝试也没有足够实力改变中世纪统治体系，直到两个两个世纪之后的联省共和国才抓住机遇。
这种新形势的出现是因为欧洲权利斗争明显升级，他们试图降意大利北部城市纳入自己的统辖范围，或者阻止他人如此。由于地主阶级之间也存在着激烈的竞争，上述对城市国家的吞并无法成功。但是随着权利斗争的加剧，一些地主阶级开始寻求一种间接的方式来“收纳”这些城市国家——攻取这些财富和权利的源头，即远程贸易路线，地主阶级的地理扩张也随之开始。
这种斗争的加剧和范围的扩大二者相互促进，导致了一种循环——权利斗争中投入的资源规模越来越大，立国和战争的技术日益先进和昂贵。
最先在这种循环中获利的是西班牙，但是这种获利最终只成为了教皇用于挽救中世纪的统治，但欧洲斗争的升级早已让中世纪统治无法挽回。在这场斗争中，一些新兴的的权利实体开始出现，它们不同程度上将资本主义权利逻辑纳入到地主阶级统治逻辑之中，形成了一些稳定的帝国——英、法、瑞典等小型王朝国家。
随着冲突的升级开始超出中世纪体系的调和能力，这种冲突变成了一种负和游戏，体系范围内的冲突可以突然升级成对欧洲统治者集体权利的严重威胁——这也是统治者之间以前一级现在发生的武装冲突的直接结果。士兵数量的上涨随之而来的便是每个士兵的成本增加，这种保护成本的上升导致国民财政压力的激增，财政压力又带来了许多17世纪的起义运动。
伴随着保护成本的增加，意识形态的斗争也开始升级。“君权等于神权”等宗教理念也被反对者用来当做起义的工具，中世纪体系逐步崩溃。
最为致命的一点在于，统治者之间武装斗争的升级瓦解了跨越欧洲的贸易网络——正是这种网络得以维持他们的战争投资和国民生计。跨政治辖区的运输成本和风险的增加使物资从用于生计转移到提供战争。贸易中断和气候因素构成了17世纪普遍的合法性危机和社会、经济结构背景。
这种底层的动荡催生了欧洲统治者之间对于国民共同权利意识的提高，在这种情况下，联省共和国领导了一个巨大而又强劲的王朝国家联盟，旨在毁灭中世纪统治体系并建立一个现代化国际体系，最后成为一个霸权国家。
随着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合约》的签订，一种新的世界统治体系出现了：所有国家（至少是西欧）组成一个世界范围的政治体系，依赖国际法和权利平衡（均势）。同时建立了平民不参与君主之间的斗争的原则，无论君主之间的斗争如何，平民的贸易往来并不会因此影响。
（荷兰也借由合约的签订正式开启了第二个体系积累周期，不过由于其政治体制的特殊性，在合约生效的同时，其周期也开始进入衰落，衰落的原因会后续表明，先来挖坑(`ゥ´ )。）
这样17世纪早期的体系混乱被一种无政府状态秩序替代，私人企业的商业活动甚至在战争中也可以和平展开。这种出于资本积累而考虑重组政治空间的做法，不仅标志着现代国际体系的诞生，也标志着作为世界体系的资本主义的开始。

起初，资本积累体系完全基于并从属于权力体系，能追求利润的必须是强大的国家，然而，随着积累体系不断扩张，最后涵盖全球的时候，它们越来越脱离并支配权力体系。
我们把金融扩张的周而复始看作从中世纪后期到我们时代的资本主义历史某一中主要的表现形式，也是世界范围资本积累过程中的机构和结构发生根本性转移的漫长时期。金融扩张可以看座一个宣言，不仅宣布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一个特别发展阶段已经成熟，而且宣布一个新的阶段已经成熟。
我们把13世纪和14世纪初贸易扩张末期开始的金融扩张看作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发展的起点，而这一时期也是所有体系积累周期末期最主要的特点——资本家之间的竞争开始变得十分激烈。

意大利北部城市国家（佛罗伦萨、米兰、威尼斯、热那亚等）
那几个积累中心的关系一直是合作关系，不同城市在商业中的劳动分工不同，防止了他们在商业扩张中互相干扰，而且建立了互为补充的强大环节——使得一个城市的成功成为另一个中心的有利条件。这种处于雏形阶段的重商主义经济在贸易和工业层面一样，大宗贸易组织得比小宗贸易更加完善——单独的贸易或企业中心是“一个更大实体的组成部分”。
在城市国家制度中，“更大实体”是指一批数量更大、种类更多的政治上独立的贸易中心。随着中心的增多，商品的品种增多，这有利于减少经营的风险，重商主义经济体制的演变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寻找减少风险的途径的过程。
随着中心的数量增加，竞争压力必然增加，但只要贸易扩张处于上升阶段，竞争的压力仍然是一种潜在的压力。这种竞争调节了一个由众多资本主义中心组成的“商业兄弟会”成员之间的关系，他们按每个中心对整个贸易的贡献来分配利润总额。但是，究竟多少资本投入进入可以保证不造成大幅度利润的减少，始终是无法预估的问题，当利润和投入出现巨大的比例失调，中心之间的竞争会立刻变为一场混战。即当他们之间的贸易发展开始受到限制之后，其中的斗争才可以爆发。
1400年前后威尼斯和热那亚之间长达40年的战争最后以《都灵合约》宣告结束，威尼斯将热那亚逐出了地中海东部最好的市场；米兰、佛罗伦萨等城市之间都互有争斗，最终以1454年的《洛迪合约》宣告结束。该合约确立的意大利北部的均势，于此同时北部的这几个城市开始在欧洲政治舞台上充当大国的角色，但它们之间的分裂和对立也在不断持续。
地理因素决定了每个单独的城市国家都长时间处于敌人的包围之中，追逐利润开始比以往任何时刻都以追逐权力为坚实基础。在这种背景下，资本主义作为历史社会制度诞生了。城市国家内部以及相互之间的资本家们的竞争日趋激烈，这种竞争越来越与去哪里斗争相互交融。这是正当“意大利的”百年战争，城市国家们面临比以往更加严重的财政危机——由军事支出和公共债务积累的利息为主要因素。这导致了城市国家进一步“让渡”给金融利益——这时意大利北部金融扩张的第二个特点，即通过把剩余资本转移到资助战争，即把无法通过贸易获得利润的钱财用于资助武力来接管竞争者的市场或领土。
随着将资本投入战争的利润日益减少，这种征服和侵吞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受到限制——更大、更难以征服的个体之间会开始相互抗争；敌对国家大部分资产和未来岁入也已经抵押给了金融利益，征服变得无利可图。最后导致重商主义国家内部的战争只会破坏利润。

于是，在贸易扩张停止后的斗争中，贸易中心内部和互相之间会逐渐发展出一套新的合作形式。这种合作与贸易扩张开始时的合作不同在于，结构方面存在的压力从微弱转变为激烈。因此，只要在这时阻止各个中心把贸易利润重新投入到进一步的贸易扩张，就可以增加贸易的获利和安全程度。“扩张过程中表现的活力不可能马上消失，它不应再被用来创造新的贸易方式，而是在安全和富裕的情况下转向其他领域……完成贸易扩张后，佛罗伦萨和威尼斯才成为文艺复兴的发源地，真是因为这些果实……”布罗代尔用了同一个比喻——“秋天的迹象”，来描绘金融扩张，这也是体系积累周期的另一个典型特点。
一方面，大肆消费文化产品是那个不利的商业局面的直接结果，投资艺术比投资商业更加有利可图，另一方面，发扬一些神秘共性更可以动员民众参加城市国家之间的战争，再者，这也是相互竞争的商人派别的直接结果，“建立华贵的气魄成为一下家族区别于另一些的策略。”
就城市国家制度而言，大肆消费文化产品是立国过程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们不能依赖比较传统的当权派可以获得的自发的效忠，于是必须通过强化社区的自我意识来赢得并保持那种效忠。随着贸易扩张中城市国家不断增加的领土和人口，效忠的问题重新显现，注重艺术和学问成为获得国内外效忠的最好手段
由于统治集团由商人和“专业人员”组成，他们大多有辩论的经验，于是辩论和外交的力量在军事层面开始被认同，这种信念很可能因为对古典文学重新产生兴趣为得到加强，这种信念也反过来加强了人文主义。
语言日益代替刀剑而又从未完全替代刀剑成为获得权力的手段，但是如果没有金融力量作为基础，前者都不足以建立欧洲世界经济中未来的国际体系原型。在资本主义发展成一种世界性制度的过程中，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做出的最具决定性的、最持久的贡献是在巨额融资领域之中。在这个领域里，第一体系积累周期的机构和结构形成了。

巨额融资的形成

阿尔卑斯山脉以外第一批广泛的金融交易，是由锡耶纳商人进行的，他们是作为教皇的税务官来到英格兰和几个北方王国。成为教皇的银行家的优势在于可以经手世界上最大的流动资本——佛罗伦萨企业在巨额融资方面起到的带头作用，是建立在为罗马利益上进行的宗教贸易和为其自身利益进行的羊毛贸易基础之上的。
“国际金融和布匹生意同时得到广泛发展，他们将外国到期的债款转变成羊毛；接受羊毛作为贷款的抵押；允许外国对教皇的负债通过羊毛来偿还；他们顺便向封建领主那里寻求贸易特许，尤其是羊毛市场的垄断地位。”
羊毛贸易成为推动佛罗伦萨的金融体系向欧洲扩张的主要因素，随着增长比率减缓、盈利下降、西欧开始兴起的地主阶级统治国家之间的权力斗争，佛罗伦萨的商人找到了流动资本更好的缺口——随着欧亚贸易扩张的停止，不仅城市国家体系内部之间开始激烈的斗争，欧洲其他国家之间的斗争也开始加剧。【“意大利的”百年战争发生的那个世纪，也是爆发“英法”百年战争（1337-1453）、天主教会体系“大分裂”（1378-1417）、北欧战争、伊比利亚半岛爆发无政府主义和政治混乱。在此，汉萨同盟的实力衰弱，荷兰的财富得到积累。】

英法战争
“英法”百年战争对佛罗伦萨巨额融资的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在之前的贸易扩张中，英格兰成为了意大利和佛兰德斯制造中心最大、最优质的羊毛产地。羊毛贸易的扩张最终成为了支配英国社会的强大的商业动力。商业不仅对立国活动有所影响，对战争也有。英国在1310年至1329年银币铸造的减少表明了英国经济随着羊毛贸易萎缩带来的巨大影响，英国统治者认为他们需要用扩大领土的办法来弥补羊毛贸易的缩水来维持自己立国和战争的能力。
由于在行使立国和战争的职能方面英国已经习惯于依赖不断扩大的外币供应——上述20年间英国国内银币超过90%是通过重铸外国银币得来的，英国统治集团认为需要通过战争来获得他们已经无法通过贸易来获得的东西。【英国勾结卡斯蒂利亚王国，对佛兰德斯实施羊毛出口禁运，然后发起进攻，在坎桑德战役（1337）中打败了佛兰芒人。这时英国恢复了对佛兰德斯的羊毛出口，条件是价格的上涨和佛兰芒人要对爱德华三世直接提供贷款。】最终佛兰德斯的织布工业宣告破产——佛兰德斯的织布工人一方面受到禁运和军事介入的威胁，一方面被鼓励前往英国。英国的成就在于成功移植一个工业，通过使用国家实力和对原料来源的控制，以牺牲佛兰德斯利益为代价，实现地区经济繁荣。
而英国布匹的发展也仅仅在于移植了一个工业，这种移植是跟经济全面衰落一起进行的——在佛罗伦萨羊毛减产的背景下，工业的移植是不可避免的。佛罗伦萨的减产正是资本逻辑的一种表现——资本只应投入到能获得足够利润的地方。随着贸易体系中的压力不断增加，资本从采购、加工、销售向更加灵活的投资形式转变——为债务提供资金。这并不倾向于形成某种“均势”，而是重大经济、政治、社会动荡的表现和根由。

傻子起义
这种经济动荡在14世纪40年代打到高潮，爱德华三世拖欠了佛罗伦萨银行家巨额贷款，该贷款用来入侵法国。由于佛罗伦萨的银行家已经深陷资助英国王室的行为之中，收回前一次贷款的最好方法只有再为爱德华提供新一笔贷款，使他有能力继续利用征服领土和移植工业来支付利息和原本的贷款。不到2年时间，爱德华就宣布自己无力偿还，从而引发了欧洲信用体系的大危机，大规模的挤兑、破产出现。
这场危机严重扰乱了佛罗伦萨普通投资者和工人的生活，城市集团中原有派别的斗争加剧，随着1348年起黑死病的流行，导致商人阶级统治开始变得不稳定。这种背景下，解放劳动阶级的运动开始出现，底层工人开始要求提高工资，这种斗争随后发展成1378年“傻子”起义。
雇主开始关闭工厂，使大批参加暴动的工人变成无法解决温饱问题的游民，很快抑制了这一次无产阶级起义。当游民开始游行和抢夺粮食时，上层工人又被领导起来对他们进行打压。“14世纪佛罗伦萨的斗争，构成了近代劳资矛盾的第一章，而资本可以轻而易举地赢得胜利，这展示了资本的对手当时以及后来一直面对的重重困难。”

该运动的总结
这种困难形成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拥有比他的对手大得多的流动性和灵活性——资本主义组织远不像王国、商业群体那样，在面对过大竞争压力而转移资金的过程中受到权力和生计考虑的约束。当竞争造成的商业贸易和生产方面的资本盈利开始减少，而权力斗争能够使巨额融资盈利时，他们便开始把剩余资金从前者向后者转移。
受到这种转移影响最大的是佛罗伦萨的工人阶级，就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而言，工人阶级已经是“多余”的了。他们在1378年迅速起义并夺取权力，不但没有抑制反而加强并最后巩固了这一势头——一方面，这次起义暴露了佛罗伦萨上层工人和下层工人阶级之间的根本利益冲突；另一方面，佛罗伦萨的资本家阶级开始形成一种结束争吵并严格统治工人阶级的共识。
14世纪令佛罗伦萨底层工人阶级陷入贫困的那种势头正在给上层工人创造大量的财富——由于对战争物资的需求增加，造船业、军火工业的利润增加；资本向文化产品以及奢侈品的投入抢占了粗布的市场。对于较高的技术和劳力的需求增加，而普遍物资的生产各个国家又能够自给自足，佛罗伦萨的底层工人成为多余。资本家阶级成功利用这种矛盾，对上层工人的生计进行更积极的保护，并完全不关注底层工人，他们迅速成为一只剩余劳动力流动大军，在文艺复兴的高峰时期为自己的生存而拼命。

美第奇家族

富有的商人家族对佛罗伦萨实行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寡头统治，直到美第奇家族接管了政府，建立了事实上的君主统治。可以说，上文提及的那场危机为美第奇家族创造了低价“收购”佛罗伦萨共和国的机会，在此过程中，美第奇家族能够成为欧洲巨额融资的领先组织，有四个方面值得关注
第一，美第奇家族的财富是在14世纪40年代危机的混乱中创造的，在危机中幸存后，迅速填补了上文破产公司后留下的空缺。他们不仅拥有跨越整个欧洲世界经济的关系网，而且在海外建立了很多分支机构。
第二，其家族的巨大扩张，是建立在一种积累战略为基础上的，他们优先考虑与政府的金融交易，最有利可图的是罗马，不仅在于其手中巨大的流动资本，而且因库利亚家族不断的欠债使得美第奇家族在全欧洲神职人员的贷款得以如期收回。
第三，美第奇家族在商业层面的洞察力远超同时期所有欧洲其他团体，甚至后来的历史和社会学家。他们认为美第奇家族对文化和奢侈品的过度消费导致其家族资本投入远少于利润，如果他们将这些资本转向投资于金融、商业、工业活动，那么将大大减少当时的资本短缺的局面——正是短缺的局面使得资本家之间的竞争、佛罗伦萨的工人阶级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同时使得罗马和其他一些欧洲政府对美第奇家族财政援助的需求持续下去。
第四，欧洲主要政治结构在14世纪下叶表现的独特的政治“均势”。14世纪40年代的资本家失败的真正原因是把钱过早的投入到巨额融资中，无论是为英国提供贷款的公司还是英国本身都没有意识到资本主义和即将出现的地主阶级统治这两种力量的基本关系。美第奇家族出现在巨额融资的舞台上时情况则大不相同，危机在巨额融资的结构中造成空缺，使得幸存的银行家在资本市场的地位提高；黑死病的爆发让人们成倍地给教会捐款，极大地增加了罗马的资金流动；罗马教廷随后出现的分裂也让美第奇家族跟好控制库利亚。

虽然教会资金流动倍增，随后遇到分裂，这虽然对美第奇家族确立巨额融资中的领导地位十分重要，但在体系条件中最持久，也是最重要的变化，是英法战争导致的为流动资本的竞争。由于英法战争是在法国的领土上进行的，英国对于法国的商业领先地位首先得到削弱，英国军队短时间内对法国农村造成灾难性的影响，但长远看来，军队的掠夺行为增加了日常生活中买卖的作用，也就提高了法国政府的税收。
一旦敌对行动停止，那么资本家巨额融资最好的时间很快就会结束，但只要有相互抗争的地主阶级统治存在，其对流动资本的需求就可以为商业和金融经济业务创造了巨大的机会。美第奇家族抓住机会成为了欧洲最富有的家族之一，也越深陷于政治事物中，逐渐停下自己的商业和金融活动，从单纯的贵族阶级中蜕变出来。

这种蜕变并不表示无法适应变化中的商业条件，而代表着非常成功地适应了变化之后仍在商业中占主导地位。这种现象最明显、应对这种贸易逆境最成功的城市是威尼斯，其大陆帝国为贵族提供了土地、公司、官职，消蚀了他们在商业方面进取的精神，使他们失去活力，从商业家变成食利者。
于是资金从贸易活动向政治活动中转移、资本主义精英逐渐退出贸易而成为贵族，标志着追求利益的成功，但这种蜕变表明了这些精英分子在之后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扩张中扮演完全被动的角色。他们的资金被立国活动充分吸收，失去了大部分灵活性，他们在积累财富和获取权力的成功也让周围的地主阶级统治组织开始效仿。
当这些“现代化的”地主阶级力图把贸易从城市国家转向自己的领地或直接征服后者的时候，后者不得不花费更多财富来保护自己。大发现和由此引起的贸易扩张就是前者的努力创造的结果，这种意志与城市国家的统治和资本家阶级相悖，却又一个重要的例外，这就是热那亚的资本家，它积极地促进、关注这次贸易扩张，并从中得到好处，开启了所谓的第一个体系积累周期。

14世纪下叶，随着竞争压力和权力斗争的升级，投资于贸易不再盈利的剩余资本变成了流动资本，被用来支付城市国家不断增加的公共债务。因此，城市国家的资产和岁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与他们的资本家阶级脱钩。随着1407年圣乔治商行的成立，一个由私人债主组成的对国家财政控制的机构出现了。由于热那亚金融资本主义的发展从一开始就与众不同，私人债主接管国家财政并不表示金融资本开始接管共和国政府。
在热那亚，资本“以各种形式、确切的和现代的技术”得以发展；资本逐渐控制每项经济活动，银行逐渐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从而形成了一个同时参与工业、商业、金融的现代大资本家阶级。区别于其他国家，只有热那亚的资本主义是朝着建立市场这种日趋灵活的积累战略和结构发展，其根本原因在于热那亚的资本主义源于贵族，和前意识地吞并了周围的农村。
不过这些吞并行为只是将辖区内分割成了众多采邑，被土地贵族所掌握，随着投资于贸易的盈利减少，土地贵族着手于“恢复封建制度”，把资金撤回用于雇佣军队和掠夺土地——热那亚政府在军事上完全无法管理那些土地。
对于威尼斯来说，把剩余资本从远程贸易转向投资于占有土地和立国方面，是由城市的商人阶级提倡和组织的，这种行为使他们手中的剩余资本得以保值，同时巩固了他们国内外的权力。这种行为在热那亚则是由土地贵族提倡和组织的，这种行为对他们来说只是作为对领土和人口控制权的一种手段。这种转化对热那亚的商人没有人任何好处，也阻碍了热那亚商人沿着威尼斯或佛罗伦萨的道路成为贵族阶级，迫使他们让手中的大部分剩余资本变成流动资本。
因此，圣乔治商行的成立可以说是热那亚资本家阶级自行组合的关键时刻，热那亚的国家债务膨胀、城市国家之间的竞争不断升级使得城市的金融利益的实力得到加强，但还不足以战胜土地贵族。所以圣乔治商行的成立使得热那亚政府的私人债主联合了起来，从而接管了热那亚政府的岁入管理权，进而夺走了财政大权。

“坚挺的货币”这一思想在19世纪的英国达到顶点，并在20世纪的美国学术界找到了最坚定的支持者，但是最先把这种思想付诸实践的是15世纪的热那亚。这种实践的中心要旨是，“真正的货币”的存在，对于资本积累过程是必不可少的。资本主义组织需要一种坚挺的、可靠的记账单位来计算他们的商业活动和金融活动的盈利和亏损。
如果没有这种标准，那么它们就会成为金融错觉的牺牲品，反之则有机会利用别人的金融错觉来进行买进借入和卖出借出并从中获利。因此1447年通过了一项法律，要求跟货币兑换的所有商业活动必须以固定重量的金币来报账，这种记账单位很快转变成“真正的货币里拉”，也被成为“可以兑换的货币”

无论是政治动乱还是支付手段，都不仅是本地条件产生的，然而这只是热那亚成功的一小部分原因，真正重要的是欧亚贸易体系的解体——这也正是在13-14世纪热那亚积累财富的地方。其中的主要路线有两条，一是通往中国的中亚贸易路线，二是在前者的黑海“终端”建立的半垄断的地位。[只要蒙古帝国能保证路线的安全和畅通，热那亚能在黑海地区的军事优势，热那亚的商业就能良好发展。随着蒙古帝国的衰落，中亚路线开始失去竞争性，安全性开始降低；同时随着奥斯曼帝国在小亚细亚的崛起使热那亚的军事优势不复存在，热那亚的商业机构面临改组。]
于是热那亚开始把经济的中心转移至黑海地区，然而随后的《都灵和约》的签订加强了威尼斯对南线亚洲贸易的控制权，热那亚逐渐失去黑海和地中海东部地区的控制。[欧亚贸易扩张的停止使得热那亚相比其他城市国家受到更大的影响——欧洲的‘百年战争’令米兰的金属贸易获利、巨额融资的进行和优质纺织品的消耗使佛罗伦萨的商业受到交好的保护、威尼斯则赢得了和热那亚对黑海的争夺。]随着热那亚远程贸易体量的缩小，其通往中国的中亚路线迅速关闭；奥斯曼帝国、威尼斯、加泰罗尼亚——阿拉贡势力对其地中海贸易的封锁，迫使热那亚的土地贵族撤离商业领，将经商的利润投资到古里亚地区的土地、城堡、军队方面。
这种做法会加深积累过剩的危机，然而这不是热那亚的资产阶级面临的所有问题——他们同时正在失去保护。热那亚的资产阶级从没有足够的自身力量来组织从事远程贸易需要的保护，这些保护都是由热那亚的土地贵族所承担的。随着热那亚在前几个世纪建立的军事——贸易体系的解体，土地贵族撤离商业领域；一方面，热那亚商人拥有大量货币、信息、贸易技巧、关系，另一方面，他们在这个日趋他们在日趋敌对的世界上失去保护。热那亚的资本家急需找到解决办法。
在这种情况下，一大部分热那亚资本家重新投入国内贸易。而热那亚积累体制中这种向内挤压的局面，正是引起上述倾向——政治动荡、支付手段过剩、新的货币技巧的出现的重要因素，这也是15世纪热那亚的主要特点。


然而在热那亚内部，应对这场危机的体系重组正在进行，届时在16世纪，热那亚的银行家将变成欧洲最强的资本家阶级。热那亚的军事——商业势力被土耳其和威尼斯挤出地中海东部和黑海；在地中海西北部的势力也遭到加泰罗尼亚——阿拉贡的遏制，不过热那亚的资本在伊比利亚半岛挫败了加泰罗尼亚的资本。在14世纪80年代的那场危机中巴塞罗那的许多私人银行倒闭，被热那亚接手，酷似14世纪40年代危机时美第奇家族利用巴迪和佩鲁奇垮台的机会，只是范围更大。

15世纪热那亚商人需要的是扩大他的商业空间以至于足够容纳他的巨额融资和多余人员，伊比利亚则需要谋求权力，二者相得益彰。充分利用自身在地中海西南地区的市场只是一种治标剂，只能缓解向内挤压和衰落的速度，为了解决这场危机，热那亚必须做出突破。而长期以来，为了牟取利益，热那亚的资本家一直在探索非洲的西海岸——这是由黄金对白银的比率的上涨驱使的，在1350年左右随着黄金对白银的比价回落之后停止，并在1450年前后随着比价上涨重新开始。但这种探索地图之外的世界的行为完全无法估算得失，迅速失去了资本家的支持。
由此可见15世纪的热那亚资本家阶级正处于一种根本性的两难境地，一方面，随着远程贸易机会的失去，国内陷入了激烈的竞争，使得其积攒的世界范围的商业网络失效，而且这种竞争也无利可图；另一方面，开辟同等规模的远程贸易路线风险极大而且无法估计——获利原理本身限制了热那亚资本的自我扩张，从而使它面临自我灭亡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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