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溪谷村的疯丫头，能吃能睡，粗野而坚强。”这是村里的老神父对她的评价，那是一个胡子拉碴的胖老头，鼻头因劣质葡萄酒而红得发亮，有时也充当调停人、买卖契约的代理人、兽医与乡村教师。每当夜幕降临，他从小酒馆里醉醺醺地走出去做晚祷。克洛琳达学着大人的样子划十字，他总是摘下帽子，在油腻的棕黑色长袍上擦擦手，从兜里摸出一块硬面包，或是一把炒熟的大麦。有时他会问上一句：“你姐姐的病怎样了？”然后摸摸鼻头，咕哝着上帝保佑，走进小教堂。日复一日的乡村生活缺乏准确的报时，老神父做晚祷的时间就是入夜的开始。
老神父曾认真地对她说，好心的人，辛劳的人，怀有善心的人，死的时候是安详的，因为他们的灵魂正被上帝接引到天国去。她并不相信这种说法，半年前，老神父被一个逃难至此的灾民当街捅死，他的尸体瞪大双眼，充满惊恐和不可思议，连一句遗言也没留下。在他死后，村民们将教堂和地下室洗劫一空，仿佛老神父这些年克扣了无数捐纳税款，但空荡的小教堂破败灰暗，最值钱的东西是一本羊皮纸的《神恩录》，其中夹着一张欠本村皮匠3个银币的欠条。没有人深究洗劫死者财富的行为，乡下生活是贫穷的代名词，丰年才略有存粮，一遇水旱兵匪就要饿死。
捅死老神父的灾民瘦得只剩一把骨头，不知从何爆发出惊人的力量，追上他用了两个人，按倒他用了三个人，将他捆起来用了六个人，一个牧羊人在夺下他的刀时被割下了食指，而他所抢到的不过是一块黑面包。村民们将他打得半死，关在教堂的地下室第二天再做处理。当太阳再次升起，人们发现他死在地下室的台阶上，皮肤泛着青黑色，皮下充斥着黑色的、焦油般黏稠的脓血——瘟疫就这样静悄悄地出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