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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性别歧视的斗争与反对阶级社会的斗争有诸多的相似点。首先，正如我们上文中所讲的，只有废除了阶级社会才能创造出必要的经济基础与文化动力，并且以此克服一夫一妻制被视为是社会的基础合法单位这一现状。通过社会来承担如今分配给家庭的任务，主要是女性的任务（抚养孩子），通过允许个人自由发展并且获得社会所能提供的最好的文化与经济资源，这将会使得人际关系与家庭关系逐渐从物质的需求中挣脱，走向浪漫与性关系的对应，从而消解目前存在的制度性歧视。

第二个原因是，绝大多数LGBT群体都是工人，青年，临时工与失业者，他们除了在工作场所中被压迫剥削，要为了工资与容身之处发愁以外，还要被自己的性取向与性别认同所压迫。因此，将反对这两种不公（即对工人的压迫以及对LGBT群体的歧视）的斗争联合起来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尤其是我们意识到这两种斗争的敌人是同一个的时候。此外，我们仍旧需要意识到反同情绪也是为了分化工人阶级——例如让异性恋工人认为尽管他们被压迫着，但是仍旧要优越于同性恋（多么令人满意！），就像种族主义歧视一样，右翼在这之中扮演的角色不言而喻。

任何认为这两条战线应该分开的人都落入了敌人的圈套。在LGBT斗争中，宣扬这种论调的往往都是有产者，他们没有经历过LGBT工人，青年所需要面对的物质问题。他们在事实上将运动局限于呼吁让政府进行微小的退让，这样的声音不会产生出多少噪音（对于政府而言的噪音就是人民的声音），也往往没有多少实际的意义。例如，在20世纪50年代的同性恋友好运动（在意大利和国际上）就是这样的情况，这一运动收到了在20世纪60年代和20世纪70年代活跃的同性恋解放运动的强烈批评，后者是在当时的阶级批判浪潮下以革命路线发展的。。

另一方面，需要指出的是二十世纪后半叶的LGBT运动与工人运动的决裂很大程度上有当时康米党领导层（这里应该特指苏联）的责任，他们在斯大林主义的堕落基础上采取了公开仇视同性恋的立场。这一立场只是在后期才有所缓和，而且对争取公民权利的斗争仅采取改良主义的观点，反映了其政治纲领的改良主义。

当然，情况并非总是如此。虽然马恩的著作里并没有明确提到同性恋，但旧德国社民党领导人曾经多次发表声明表示反对德国法律中对于同性恋的歧视与惩罚。

当马格努斯·赫希菲尔德在 19 世纪末成立科学人道主义委员会，以推动废除德国刑法典中将同性恋定为非法的第 175 条时，他的请愿书在 1898 年议会讨论时只得到了议会中的少数派社民党的支持，这并非偶然。1921 年，赫希菲尔德成立了性研究所，并组织召开了第一届性改革大会（一名苏联代表也参加了会议）。赫希菲尔德的工作标志着现代社会在科学辩论的基础上为同性恋去罪化所做的第一次巨大努力。赫希菲尔德本人认为同性恋是一种病态--或至少是非生理状态，但没有理由对其实施惩罚。（实际上他认为同性恋是第三性而并非是一种疾病ᕕ( ᐛ )ᕗ）

然而第175条并没有被废除，德国束棒对德国工人运动的胜利开启了黑色时期，这包括了对同性恋的无情镇压。性研究所1933年5月5日德国束棒青年团袭击的建筑之一，并且在广场上公开焚毁了图书馆中的所有藏书。德国束棒加重了第175条所规定的惩罚，导致了十万名同性恋被捕，六万名入狱，被送进精神病院或是强制绝育。同性恋与犹太人、社会主义者和康米党员一起被送往集中营。

第四部分结束，以上。
今天就先更新到这里，文章后续还有五个部分，我争取明天完成翻译。

因为和下午打开了博德之门所以一直打到凌晨一点才发现没有更新( ﾟ∀。)争取今天做出来后续五个部分的翻译( 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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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革命是工人群体在历史上首次掌握权力（如果我们排除1871年巴黎公社的短暂时期的话），这一革命不仅在政治和经济层面改变了数百万人的生活，也在家庭层面上改变了他们的生活。苏维埃政府赋予了女性与男性同等的权利，使离婚与堕胎合法化，同时促进了社会服务的发展，为女性从家庭责任中解放出来提供了经济基础：托儿所、公共食堂、洗衣店、日间医院、电影院、剧院等一系列设施。同时，伴随着沙皇刑法的废除，同性恋也被进行了去罪化。（在沙皇时期，同性恋会被除以重刑）

布尔什维克的观点是，性行为是私人领域的行为，因此不应该收到惩戒或是管制，除非它伤害了他人。（例如涉及到胁迫与暴力）在俄罗斯的科学讨论中，同性恋仍然被视为一种疾病——当时的其他国家也一样——然而这并没有造成歧视的产生。在苏联政府对这一问题的态度的具体例子中，我们可以举出一位苏联代表参加赫希菲尔德的性改革大会，以及 1918 年任命公开为同性恋者的格奥尔基·奇切林为外交政委。考虑到时代背景，这些在当时都是绝无仅有的。

传统家庭开始被社会变革所影响，男性与女性都被要求参与到社会生活中，对于青年们而言，他们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传统家庭权威，人们开始追求新的社会关系（包括情感关系与性关系），这种追求尤其体现在青年群体中。然而，革命带来的改变，甚至是家庭和性关系的根本变化，很快就遇到了革命所面临的孤立无援和经济困难所带来的问题。物质资源太有限，无法提供其他选择：公共服务的质量往往很低，人们不得不倾向于回到旧的家庭结构中。与此同时，斯大林主义式的官僚主义占据了主导，这意味着与列宁，托洛茨基和十月革命的理想的决裂。

这一现象导致了两种结果。其一，由于在更先进的社会上发展家庭和感情关系的物质基础匮乏，导致了传统家庭卷土重来；即便在最好的情况下也需要几十年才能改变。其二，斯大林政权从家庭和传统道德观念的回归中看到了让政权稳定的方法，特别是加强权威观念（首先是家主对子女的权威）的工具，而这种观念也得到了积极的推广。

托洛茨基在《被背叛的革命》中写道：
“家庭的胜利复兴与卢布的复兴同时发生——多么巧合啊！——这是国家物质和文化破产的结果。领导人没有公开说‘我们仍然太贫穷和无知，无法建立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主义关系，我们的子孙后代将实现这一目标’，而是强迫人们重新拼凑破碎的家庭外壳，不仅如此，还要在极刑的威胁下，将其视为胜利的社会主义的神圣核心。很难用肉眼衡量这种倒退的范围。”
（《被背叛的革命》，第 7 章，家庭、青年和文化，家庭中的热月政变）。

这一进程也改变了人们对于同性恋的态度。政权已经不再依靠这些自发克服了对于同性恋偏见的城市无产阶级，反而开始依靠小资产阶级与欠发达的远东地区。（例如在1925年的土耳其斯坦，苏联刑法典增加了一条针对同性恋的惩罚条款）933 年至 1934 年，恢复了禁止男性同性恋关系的规定，并可判处监禁。1935 年，离婚受到严格限制；承认自由伴侣关系的条款被废除；1936 年，堕胎再次被定为非法。如果用托洛茨基的话来说，“家庭之信条 ”已成为 “社会主义胜利的基石”，那么被视为对家庭造成威胁的同性恋则成为资产阶级堕落的恶习。这种反同的立场在后来深深影响到了国际上的其他康米党，危害到了本该自由发展的，能够成为革命助力的同性恋运动。

第五部分完，以上。
没想到你个浓眉大眼的居然是托派。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阶级斗争普遍式微的时期，一些同性恋群体发挥了领导作用，就像上文中所写的一样，他们积极与政府对接，试图以温和的态度来换取微小的让步，但收效甚微。在经历了社会斗争的低潮与同性恋运动的衰败后。在1969年的纽约，随着石墙运动的爆发，同性恋运动再次（或者说，在某种意义上，第一次）作为群众运动爆发了。在6月28日到29日晚，警察对一家同性恋酒吧（石墙旅店）进行了十余次袭击——这一行为被认为是例行公事——但在最后，他们首次遭到了群众的抵抗，这次事件演变成了一起有上千人参与的，持续两天的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