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四。天还黑着。圣彼得堡的春天总也不来——它像一封被退回的信，在某个遥远的邮站搁置了，没有人知道它什么时候才能送到。涅瓦河上的冰层裂开又冻住，反反复复，像一颗拿不定主意的心。利季约内大街的路灯软弱无力，照不亮十步以外的路面，也照不亮十步以内的人心。
凌晨三点刚过，街角传来一声闷响。是靴子踩碎冰壳的声音。然后第二声、第三声，更多的靴子踩碎了更多的冰壳。
管家彼得·伊万诺维奇正趴在门房的桌子上打盹。人老了，瞌睡就像债主，你躲得过白天躲不过夜晚。他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还是个年轻小伙子，在奥博连斯基家的庄园里割草，刀刃划过草茎，汁液溅在手腕上，凉丝丝的。他梦见夏天的风吹过黑麦田，麦浪翻涌的声音像大海——不，像祈祷，像成百上千个女人在远处用听不清的词句祷告。他梦见已故的公爵夫人还活着，穿着一件浅灰色的连衣裙，站在麦田尽头，朝他招手。他努力想看清她的脸，但那张脸总是模糊的，像透过有水汽的玻璃去看一盏灯。
然后一声玻璃碎裂的脆响把他从梦里拖了出来。管家睁开眼，看见门房的窗户裂开了一道闪电般的纹路，裂缝正中间嵌着一块鹅卵石，大门外传来了撞击声。“开门！把值钱的东西都交出来！妈的——这破锁——”
厨娘阿加菲娅从厨房冲出来。她的围裙上还沾着面粉——她总是在不该揉面的时候揉面，仿佛面团是她与世界之间的某种缓冲物。她手里攥着一把切面包的长刀，刀身上还沾着面包屑。一个五十多岁的胖女人，头发花白，手指因为常年揉面而关节粗大，她这辈子做过的最勇敢的事，不过是去年圣诞节独自宰了一只不肯就范的鹅。此刻她站在楼梯口，把刀举在胸前，浑身发抖。
两个女佣跟在她身后。一个才十七岁，叫杜尼娅，从乡下来的，嘴唇总是干裂着，因为到了城里以后她喝不够水——不是没有水，是她不习惯随时可以喝水。另一个叫玛特廖娜，头发已经花白，在奥博连斯基家做了三十年女佣。
叶莲娜已经把孩子从床上捞起来了。
她把安娜裹进一条毛毯，安娜醒了，但她没有哭，也没有叫。五岁的安娜·奥博连斯卡娅——这个在风雪夜出生时就拒绝沉默的女孩——此刻只是睁着那双灰蓝色的眼睛，在黑暗里看着叶莲娜的脸。奶妈脸上有一种她从没见过的表情。这是一种比恐惧和愤怒更古老的东西：一个女人决定保护一个孩子时，连恐惧都会让路。
“楼下怎么了？”安娜问。
“有客人。”叶莲娜把嘴唇贴在她额头上，那两片嘴唇干裂而温热，“不请自来的客人。别出声，我的小鸽子。”
她把安娜塞进衣柜最底层。那衣柜是红木的，有安娜两个那么高，还没来得及放樟脑。叶莲娜把睡衣推到两侧，腾出一个刚好能蜷进去的空间，用一条旧披肩盖住了孩子的脚。
然后她从衣柜顶上取下一样东西。那是一把纳甘左轮手枪，枪管上有一层薄薄的锈，用拇指扳开击锤，把衣柜门合上，只留了一条缝。那条缝细得刚好能透进一线光，也刚好能让她在倒下之前看见孩子的眼睛。
“现在闭上眼睛。数到五百。”
安娜没有问“为什么是五百”。她也没有数数。她只是把脸贴在冰凉的法兰绒睡衣上，在黑暗中竖起耳朵。
然后她听见了衣柜外面那整个世界崩塌的声音。
宅子的大门被撬开了。门厅里涌入七八个裹着破旧羊皮袄的男人。他们呼出的酒气在冷空气中凝成白雾，酒气里还混着别的什么——是葱头，是隔夜的鱼腥，是劣等烟草在牙齿缝里发酵了一整个冬天之后的味道。他们带着斧头、撬棍、锈迹斑斑的军刺，甚至还有一把狩猎弩
厨娘阿加菲娅站在楼梯口，双腿抖得像筛糠，手里的长刀在空气中划出细小的弧线，刀尖反射着走廊尽头那盏唯一还亮着的蜡烛，光点忽大忽小，像一只正在熄灭的萤火虫。
“滚出去。”阿加菲娅说。她的声音在发抖，但每一个字都像钉子一样钉进了地板。“楼上没有值钱的东西。楼上只有孩子。”
匪首大笑起来。他的笑声在空荡荡的门厅里回荡，碰到了天花板上那盏摇摇欲坠的吊灯，又落回来，变成一种比哭还难听的声音。“没有值钱的东西？”他从腰间拔出一把斧头，“这一整条街住的都是你们这些贵族老爷，楼上没有值钱的东西？！”他向前跨了一步。靴跟踩在木雕碎片上，发出一声脆响，像踩断一根骨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