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岁·1906年
这一年，沙皇终于有了一个杜马——然后他发现自己并不喜欢它。
安娜醒来的第一个念头是：今天不用再踮脚了。
她在床上翻了个身，把脸埋进羽毛枕头的凹陷里，枕头套昨天刚换过，有皂角和椴树花的气味。窗外有人在铲雪，铁锹刮过石板的声音很有节奏——嚓，停顿，嚓，停顿，像一只笨拙的啄木鸟在敲冻硬了的树干。
“安娜·康斯坦丁诺芙娜。”
叶莲娜的声音从门口传来。她用全名称呼她——这意味着今天有重要的事。
“父亲回来了？”安娜坐起来，头发缠成了一个结，挂在右耳朵后面。她睡觉总是不老实，叶莲娜每天早上都要花一刻钟梳理那些打结的头发。
“不是。是家庭教师今天到。”叶莲娜把她从被子里捞出来，用一条温热的湿毛巾擦她的脸。毛巾擦过额头、眼角、耳后、下巴——顺序从来不乱，这是第四年了，顺序从来没变过。“公爵昨晚从莫斯科发了电报。”
安娜闭着眼睛任她擦，忽然问：“他学会自己扣扣子了吗？”
叶莲娜的手顿了一下。“这不该你操心。”
“他是我父亲。我为什么不能操心？”
叶莲娜没有回答，把毛巾翻了一面，开始擦她的手。
一月初的彼得堡天亮得很晚。早餐端上来的时候窗外还是深蓝色的，煤气灯在餐厅里发出嘶嘶的声响，把每个人的影子拉得很长。安娜坐在高背椅上，脚够不到地面，两条腿在桌布下面晃来晃去。她的早餐是一碗燕麦粥、一片涂了黄油的黑面包和一杯热牛奶。面包的皮烤得有点焦了——厨娘阿加菲娅这几天心不在焉，因为她的儿子在普提洛夫工厂上夜班，每天回家时嘴唇都是青的。
管家站在餐桌旁边，手里托着一只银托盘，托盘上放着那封电报。电报照例很短，但这次不是三行，是五行。管家戴上眼镜，开始念：
“莫斯科事毕。明日返。为安娜聘得家庭教师一人——玛丽亚·安德烈耶芙娜·罗森，前斯莫尔尼学院教师。她将教授法语、文学与钢琴。我的左臂伤口已愈合，勿念。К。”
他把那个“K”字也念了出来——他每次都念。
安娜把面包掰成两半，把大的那一半放在盘子边上。“这个留给叶莲娜。”然后她喝了一口牛奶，上嘴唇留下了一道白色的弧线，她自己用袖子擦了。
“家庭教师严厉吗？”她问。
管家摘下眼镜。“电报上没说。”
“那她多大？”
“电报上也没说。”
“那电报说了什么有用的？”
管家的嘴角动了一下。他今年六十三岁了，在奥博连斯基家服务了四十一年，伺候过两代公爵。他以为自己对任何事都不会再感到惊讶了，但五岁半的安娜·奥博连斯卡娅用一句“那电报说了什么有用的”让他不得不重新审视这个判断。
“它说，”他把眼镜重新戴上去，“您将学习法语、文学与钢琴。”
“那它还是有用的。”安娜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