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夜里，宅邸里所有人都没睡。管家在走廊里检查壁炉，叶莲娜为行李做最后检查。公爵在书房里独自待到了后半夜，只有伏特加瓶里不断下降的水位记录着时间的流逝。
他在日记里留下了那一夜的记录：日记本被摊开在书桌上，蓝墨水的字迹在烛光下干涸得很慢：
“……我从未像此刻这样憎恨‘沙皇’这个单词，只要是读出它，我的灵魂就会变得无力。尼古拉二世·亚历山德罗维奇将在十三年后命令我的孩子走上和他一样的道路，这一切只是为了延续一个他恐怕活不到二十岁的、流血不止的男孩的血统链。上帝，原谅我这样想。我害怕的不是敌人，而是我自身这无法熄灭的对君主的忠诚。我憎恨它，我憎恨我自己不得不继续拥有它。”
这段话被用蓝墨水写在日记本上。很久以后公爵的女儿才读到它，久到那时她已经能理解每一个字所代表的重量。
关于皇储的血友病——当时除了沙皇夫妇和极少数御医外，几乎没有人知道。帝国唯一的法定继承人患有血友病的消息被视为“国家机密”，被严密封锁。阿列克谢出生不久便被检查出罹患了血友病。但流言已经像潮水渗过船舱的裂缝一样渗进了宫廷内部——有人说皇后在寝宫里整夜哭泣，有人说沙皇已经连续几天没有出现在晨会上。公爵是在总参谋部听到了一个御医酒后失言的片段：“那个孩子……一直在流血，无法凝固。”
他的拳头在橡木桌面上砸出了闷响，不是因为愤怒，而是因为他发现自己在那一刻想到的竟不是忠诚。他竟感到如释重负——一个可怕的、不该出现的念头。皇储活不长久，这意味着那个婚约也许永远不会兑现，那个在利瓦季亚宫许下的诺言也许将随时间的流逝而自然变为一纸空文。但他的女儿将不需要嫁给一个无法停止流血的男孩。
然后他为这个想法感到了羞耻。比羞耻更深的是恐惧——他对君主的非个人性的、绝对忠诚的瓦解，在他体内引发了一场比任何战争都更致命的缓慢崩坏。他不是因为皇储即将死去而感到如释重负，而是因为女儿不需再被绑缚在那条光荣的链条上。但一个恐惧紧随其后：我竟在否认自己效忠的君主所选择的继承人。那我还是一个忠臣吗？她想到几年前他，忽然想起了四年前利瓦季亚宫的暮色和黑海灰蓝色的海水。那时沙皇坐在柳条椅里，用冰层下细流般的声音说出了那个承诺——“她将同朕的儿子订婚。”那时，那个“儿子”还不存在于这个世界上。但也许，他想，也许皇后这一胎就是个女儿呢。也许沙皇四年前的承诺只是海风中的一个音节，吹过就散了。
那一晚，他坐在书桌前，一杯接一杯地喝着伏特加，直到第一缕晨光从窗帘的缝隙间渗进来，照亮了军帽上那个双头鹰的金色徽章。他把帽子翻过来，让徽章扣在桌面看不见的那一面，然后起身走了出去。
窗户没有关严。风吹进书房，把那本摊开的日记翻到了前一页，那上面只写了一行字：
“……愿上帝保佑俄罗斯。它比我更懂得该如何保佑。”
四天后，沙皇尼古拉二世带着皇后亚历山德拉·费奥多罗芙娜走进了海军武备中学的礼堂。七百名学员排列成方阵，靴跟在橡木地板上磕出一片齐整的回响。沙皇走到他们面前，用他那永远柔和、永远缺乏威严的嗓音说了一句话——
“向前四步。”
一百二十八名尚未毕业的高级准尉生迈出了那四步。他们全是名门之后，俄罗斯帝国的世袭贵族，袖口上的金线还没有缝好，就已经被编入了即将启程的太平洋舰队。后来有人回忆那天的场景，说沙皇看着那些年轻的面孔时，眼底有什么东西闪烁了一下，也许是某种预感。
公爵呆在旁边，一言不发。典礼过后，公爵找到沙皇，以军人的身份请求调往前线。
“你是侍从武官，”沙皇说，“你应该留在这里。”
“陛下，”公爵说，“我是一名军官。”
他没有说出口的下半句话是：我宁愿死在战场上，也不愿意看着我的女儿嫁给一个注定夭折的孩子。
沙皇批准了。他被任命为满洲军总司令部的联络官，负责协调前线部队与圣彼得堡之间的通讯。这是一份危险的差事——意味着他必须乘坐火车穿越西伯利亚大铁路全线，然后在满洲的泥泞和风雪中奔波于各个战场之间，在炮火和溃败中维持将军们与沙皇之间那一根日益脆弱的信息纽带。
九月，公爵已经抵达了满洲。他的火车穿越了整个西伯利亚，在无尽的白桦林和冻土之间奔驰了整整两周。哈尔滨车站的月台上挤满了从西伯利亚大铁路运来的士兵和马匹，空气里弥漫着煤烟、马粪和伏特加的气味。公爵穿着一件厚重的军大衣走下火车时，满洲的秋风正从松花江的方向吹来，带着黄土和枯草的腥味。他闻到了。那种气味将在他此后数年的余生中反复出现。与此同时，他的女儿的童年正在继续。她没有参与战争，但她参与了这一年秋天所有微不足道的小事。
她不再数楼梯了，她最近喜欢上了另一件事：
每隔一个月，管家会从收发室取回一封来自远东的信，信上盖着军邮的戳记。每次把信封放在五屉柜上时，他都会朝育儿室的方向看一眼，然后对那个四岁就学会了等待的孩子摇摇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