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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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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们，我们的眼前只有两条路，胜利或者死亡，而死亡不属于工人阶级！”


朋友们，我们的眼前只有两条路：坚持或者放弃。
而放弃不属于真正的行动者。

po也算是在理论上进行惊险的一跃了(`ヮ´ )

假期全用来行动了，回寝室路上看到小情侣散步有点羡慕。但一想到他们多半不知道能指与所指的滑动如何把历史悄悄自然化成神话，也不知道辩证法的正题反题如何用合题抛弃剩余，我那颗嫉妒又自卑的心就释然了……#Mythologies#Barthes#Dialectique#Aufhebung#Structuralisme
参考文献忘复制了( ﾟ∀。)

>>辩证法的神话

罗兰巴特的神话文化阐释植根于语言学与结构主义，能指与所指，两个词有够熟悉吗？

简单来说，神话的运作方式是能指的多层嵌套，但在过程中所指被隐藏与遗弃；就传播体验来可，神话是一个意图，但自身隐藏这个意图，把这个意图隐藏起来当作是自然的。

借用叶尔姆斯列夫的ERC意指符号体系。
E（能指）R（所指）C（意指）

神话的公式如下：
E1R1=C1
C1=E2
E2R2=C2

第一时刻能指1所指1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词汇表达关系即意指1。

第二个时刻，意指1被符号化了，成为一个新的能指。

第三个时刻，符号化的意指1作为能指2拥有了其他意思，形成了另一对关系意指2。比如：“辩证法”一词源于古希腊，表示二人争辩讨论，但现在提到辩证法，人们会想到黑格尔或许马克思，但显然不是那个原来的意思。

与拉康不同的是，就索绪尔而言能指与所指不可分割，相同组合、聚合关系中两种一一对应。拉康的能指本身就是一个神话意义上的能指，具备对所指的压制作用。

在C1=E2过程中，双方不对等，可以将他们展开来看。
C1（E1R1）≠E2
C1（E1R1）=E2/R1

意指2源自于能指1与所指1却舍弃了所指1，这只是一个表达惯性，它并没有否认自身的历史，当你试图溯源时可以看到清晰的轨迹。神话则反其道而行之，它强行令
C1（E1R1）=E2
于是E2成了个没有历史的自然概念，它没有所指没有意图，就像它告诉你那样浑然天成。

它让我想起一个近来最没品的笑话：

长征但是薛岳部下。

这和有些老年人的观念很相似，年轻人应该多吃苦，至于为啥你别管。

>>神话的辩证法

正题反题与合题不能完全与意指体系混淆，但至少我们能从中看出一些惊人的结构性相似。

意指暗示了每个表达都有一确切的元语言，这是不可能的，它永远只能是能指与所指的相对组合，且能指与所指的地位不对等，每次符号化都意味着丧失前一层的所指。

从这个意义上看，合题也不可能，他只是正题与反题相对的结合，每次合题都意味着扬弃，即不可被合题部分的隐藏与遗弃——当这种嵌套达到顶峰时理性的狡计也就出现了。

“理性既是狡诈的，也是强大的。狡计一般存在于这种中介性的活动中：它让对象们依照它们自己的本性相互影响、彼此消耗，而自身并不直接介入这一过程，却仍然只是将其目的付诸实现。”

绝对精神具备一种意识形态，即精神现象学中所描述的颠倒的形态，它作为主人自身不介入，却利用我们达成现实，一切的牺牲都是必要的，所有的发展都是有阵痛的……这都是历史的必然。

于是我们也能就此得出结论：绝对精神不是神，却是一个神话 。它试图产生一个永恒自在的同一来掩盖如下事实：不断扬弃不可被扬弃者，把历史变成自然，把偶然变成必然。

>>No.69521015
初读齐泽克的视差感觉很挫，根本就没什么新玩意，无非是把矛盾的不可调和做了更深一步的阐述，而且还扬弃了合题，不注重往更高阶段发展的可能

现在是明白了，齐泽克不是“所有时代”那种“高瞻远瞩” 野心勃勃，试图建立一套完整的体系（柏拉图，黑格尔）的哲学家

他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我们这个动荡，迷茫，痛苦，挣扎的时代的哲学家

而从这个基础发展起来的哲学观念和论述，足以使人发掘出真正的勇气，那种“抛去一切我还是得做些什么，因为我无法承担不做的代价”在我看来比起神话，是更能贴近真实历史的运作逻辑的。

欢迎来到实在界这个大荒漠……

意识形态幻象就像“太阳的东升西落”。
我们都知道，严格来说，是地球在转，不是太阳在“升起”。
但如果你每天早晨醒来都对自己说“这是地球自转的结果，太阳并没有升起”，你很难开始一天的生活。你需要那个“太阳升起来了”的幻象——它让你感受到“新的一天开始了”“我可以开始”。
区别在于：你知道它是幻象，但你仍然用它来组织你的生活。 你不需要否定它，你只需要不被它完全捕获。

当我们分析历史中的意识形态时，我们的目的不是“揭穿骗局”，而是“展示幻象的运作机制”——它如何被建构、如何被维护、如何失效、如何被替代。
我希望，读者朋友们可以在这之后锻炼出新的想法：
我现在正在被什么幻象所驱使？
我能不能在“知道它是幻象”的情况下，仍然用它的力量去推动有价值的行动？
当这个幻象开始导致灾难时，我能不能参与建构一个“更好的幻象”？

看到这里，你可能会问了，一个在资本主义学术圈如鱼得水、版税和演讲费拿到手软的人，凭什么谈革命？
这听起来确实很像“被招安”的剧本。齐泽克对此有过多次回应，他的辩护策略非常齐泽克：他直接翻转了指控，指出那些批评他被招安的人，才是真正的、最舒适的妥协者。
、

在回应“抵抗即投降”等批评时，齐泽克提出了一个核心观点。他认为，那些站在权力缝隙中进行道德抗议（游行，喊口号）的人，其位置往往与体制“分配给民王抗议的空间太过契合”。
例如，反战游行本身可能反而证明了体系的“民王”与“包容”，成为大他者享乐的工具。
齐泽克认为，这种安全的抵抗恰恰是资本主义最欢迎的，因为它无害且能作为体系的安全阀。相比之下，他承认资本主义极其强大，像吸血鬼一样难以被彻底杀死。
他直言不讳地指出，当今许多反抗者根本没有能力提出真正能取代资本主义的构想。
所以，齐泽克的立场是：继续在体制内做那个不讨喜的、提出颠覆性问题的牛虻，而不是成为一个体制外道德上完美但政治上无用的安全左翼。


2024年，齐泽克授权国内博主将其著作做成付费网课，这引发了巨大批评，认为他言行不一。齐泽克的回应是：
1.他强调课程是他人基于其想法创作，并非他本人的作品，他只是授权并接受了一次采访。
2.他直言“酬金和版权是我生存的方式”，并指出自己以免费提供大量文本而闻名。
这体现了他“在体制内工作，但不为体制工作”的原则（或者你认为是笑话也可以）。他需要资金维持学术独立，以便继续他的批判工作。

所以，齐泽克确实是被招安了——他被资本主义的出版、教育和媒体体系所接纳。但他自己认为，这是一种策略性的潜伏。他占据了体制内的一个位置，然后用这个位置提供的话语权和资源，去说体制最不想听到的话。

这或许就是齐泽克版本的伪装。他不伪装成一个安全的左派，而是伪装成一个体制内格格不入的、讨厌的、不断提出不可能问题的病毒。他的担保不是来自体制的认可，而是来自他对自己所坚持的“视差”立场的信念：即使一切看起来都被收编了，那个真正的裂隙依然存在，而他要做的，就是不断地指向它。

我有个朋友说过这样一句话：“一个蠢人提出的问题可能需要十个聪明人去解决，而拉康和齐泽克是不断抛出问题的聪明人。”拉康和齐泽克无法革命，只能做革命者的老师，革命者之前的探索者，否定者。他们不断说“我们不想要什么”。在否定足够后，我们才能慢慢走向“我们想要什么”。

拉康和齐泽克都极其清醒地知道自己的局限。拉康晚年解散研讨班，说“精神分析是一种妄想”；齐泽克在无数访谈中承认自己“不知道如何组织革命”，他甚至说自己只是一个“症状”——一个资本主义体系内部不断发出噪音的、无法被消化的多余物。
他们不是列宁，不是毛，不是任何在街头、战壕、田野中组织群众的人。他们不能告诉你“明天该做什么”。他们能做的，是拆掉你脑子里那些已经被默认成常识的墙——让你看到民族是一个幻象、市场是一个幻象、历史必然性是一个幻象。
但拆墙之后，他们不会给你一张新地图。他们只会说：“现在你面前没有路了，你必须自己走出一条来。”
老师不能代替学生去走那条路，老师只能告诉学生“你脚下的那块地，其实不是地板，而是一层冰”。

真正的历史行动，往往是由那些不完全清楚自己正在做什么的人发起的。 他们不是蠢，而是没有被聪明所束缚。列宁在1917年四月提出立即夺取政权时，他面对的不只是敌人，还有党内大多数同志的反对。他手里没有一本历史规律手册告诉他“你一定赢”。他只是在那个具体的、充满不确定性的时刻，做出了一个“不知道后果”的决断。
事后回顾，我们可以把他描述为“伟大的革命导师”，但在那个当下，他只是做了一个冒险的人。这种冒险，恰恰是“聪明人”往往不敢做的——因为聪明人能看到更多的风险、更多的复杂性，然后选择“再等等”。

齐泽克的全部工作，可以理解为：帮助那些“蠢人”变得更清晰，而不是把“聪明人”变成行动者。
他不是在写革命指南，他是在写去除和建构幻觉的手册。
他说过：“哲学的任务不是安慰，而是打破舒适。”
——这是一个老师该做的事。
我也在这揣测一下：也许他现在的点位是无用而柔弱的。但如果他真的做了什么，结局可能是背后中枪自杀

( ›´ω`‹ )历史多多少少对这一点有证明

有关景观社会的补充

我们来聊点现实的好玩的，有一幅“蓝色方块中间一道白色竖线”的叫天堂之门的绘画，这玩意卖了2.1亿美元，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们真是疯了！——还是说，他们知道自己疯了，但依旧这么做？
“心甘情愿被骗”恰恰是当代意识形态运作的最核心机制。 我们不再问“为什么他们会这样”，而应该描述“他们如何通过‘假装不知’来维持整个系统的运转”。
这不仅仅是艺术市场的现象，这是齐泽克最爱剖析的“意识形态的终极形态”——不是“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而是“他们完全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但依然照做不误。”

当普通人看到那幅极简画作标价2.1亿美元时，第一反应“这他妈是什么玩意？”——这个“什么玩意”的冲击，就是实在界的直接显灵。
在日常生活里，我们默认艺术市场（象征界）有一套“美”的标准。但当那个标准被压缩到“一条白线加蓝色方块”时，象征界的那套编码突然失灵了。你无法用“画得像不像”或“技术高不高”去解释那个价格。那个“意义缺失”的瞬间，就是实在界的硬核砸进了你的日常认知。
这幅画实际上成功占据了小客体a的位置，正因为其“空“，所以才能塞入无穷。
一般的商品，比如一斤大米，它有“使用价值”（吃），所以它的定价相对稳定。
这幅画的“使用价值”则是零（你无法用它做任何事）。但它作为“对象小a”，它成了一个纯粹的“欲望诱饵”。它不是用来“用”的，它是用来“被谈论”“被转手”“被投射意义”的。
为什么它能洗钱？ 因为洗钱的本质是“把非法资金的‘实在界’（黑钱）转码为合法账面的‘象征界’（合规收入）”。 这幅画提供了完美的空洞容器——你给它定价100万，它值100万；你给它定价2亿，它值2亿。因为它的符号价值完全悬浮在能指链上，没有任何所指能拉住它。
“每个买的人都相信自己是那个聪明人”——这正是当代投机市场里最纯粹的驱力（Drive）运作。
欲望（Desire）是什么？你真的相信这幅画有“艺术价值”，你想收藏它。这需要幻象。
驱力（Drive）呢？你知道它是垃圾，但你依然买它，因为你享受的是“参与这场击鼓传花游戏本身”。你享受的不是画，是在它涨到更大更高之前抛掉的快感。
今天的金融市场、NFT、甚至某些潮玩（Labubu、CCD相机），都已经被驱力彻底殖民了。人们不是在投资，他们是在进行一种重复性的、仪式化的享乐——买入、等待、卖出、再买入。
这个循环本身，就是当代资本主义版的死亡驱力——它不追求终点（终极价值），它只追求循环过程中的那个小幅震颤。
卖家知道这玩意就是蓝格子，买家也知道，但他们都心甘情愿——这比被骗更精妙。他们不是在无知中被骗，他们是在知情中故意悬置自己的知情。他们假装自己什么都不知道。
旧意识形态告诉你“上帝存在”，你信了。
新意识形态（齐泽克式）告诉你“这就是一条白线，没意义”。你听到了，你也知道。但当你看到它在拍卖行被重金砸下时，你会怀疑自己，想“那一定有我看不懂的东西”。
你明明知道它空洞，但被实在界冲击的你在回溯性建构时，会无意识地把空洞本身当作某种深层价值来崇拜。
这就是意识形态的物质化：它不再需要谎言，它只需要一个空虚的坐标，让所有人都围着一个空洞转圈，并假装那里有东西。

当然的，艺术符号也能用于辅助生产。有一副早期的很有名的苏俄海报作品叫红楔子打入黑墙，内容就是一个红色尖锐三角形把黑色的块戳出来一个巨大的白色的洞，用来说明红军势如破竹。
苏俄的构成主义海报简单，明了，清晰。他们设计优秀，影响久远，却不标榜自己是什么特殊，高贵的东西。他们就是艺术，他们没有价格，他们在广大人民群众最基础的日常生活里闪耀。
资本主义确实厉害！当今我们说现代主义的时候，大家多说德国的包豪斯。苏联的胡捷玛斯多在叙事里被“遗忘”掉了。
也许那些精神分析师们会说“他们被马列主义捕获了”——确实如此。然后呢？任何革命都必须建立一个新的象征秩序（新的法律、新的英雄叙事、新的日历），这本质上就是在建立一个新的“大他者”。但这里有一个极其关键的区分：他们是被捕获，还是在使用大他者作为临时工具？
如果他们认为“马列主义是终极真理，一旦实现就天下太平”，那他们确实被捕获了。
艺术家们知道苏俄政权不完美，但他们无法忍受旧世界的生活，而选择努力改变新世界的未来。当你明确知道大他者不存在时，你就不再是大他者的奴隶，而是它的合谋者。你知道它在骗人（至少不够完美），但你选择暂时相信它，因为它比“旧社会的垃圾”更接近你想要的未来。
这恰恰是齐泽克意义上的政治行动（Act）——它不是基于真理，而是基于决断。
包豪斯虽然也有左翼色彩，但它的设计哲学最终可以被资本主义市场收编为“工业设计美学”——你可以卖一把包豪斯风格的椅子给富人的客厅。
胡捷玛斯提出的“艺术与生产融合”则完全不同，本质上是要废除艺术作为奢侈品这一概念。它想把画家变成生产线的组织者，把画布变成建设的草图。
这套逻辑对资本主义市场是致命的——它无法被商品化，因为它拒绝被随意定价和个人收藏。
只要你打印出来这份海报出来，你就在核心意义上拥有了“原品”。
所以，资本主义的“胜利”不是证明了现代主义有多好，而是证明了它有能力抹除那些无法转化为商品的现代主义支流，只留下那些可以被挂在客厅墙上的部分。这就是意识形态的隐秘运作。
《天堂之门》的能指是无限滑动的。它可以被解释为“天国的光”“形而上学”“极致简约”，因此它可以被任何富人买去赋予任何意义。它是“商品”的完美形态。
《红楔子》的能指则是被钉死的。红色=红军，黑色=旧世界/白军，裂痕=革命的破坏与开辟。它不给你多义性的享受，它直接向你发出站队的邀请。它不是用来卖的，它是用来张贴的。
它不是在问你：“你觉得有纯粹的美和意义存在吗？”
它是在通知你：“旧世界正在被摧毁，你看着办。”
穿越幻象并不是不再相信任何东西，而是相信某样东西的同时，接受它可能是个谎言，并愿意为这个可能虚幻的东西付出行动。
那些构成主义艺术家可能会说：“我们知道共产主义可能是一个不能完全实现的符号，但我们画下红楔子，做出优秀产品设计草图的那一刻，我们感到旧世界的墙壁确实在我们面前裂开了一条缝。我们不关心100年后包豪斯是否更出名，我们只关心今天。”

“我也明知白驹过隙，逝者如斯，又值改革开放的大潮汹涌，我们必须以审视的眼光看待不适应我们获得更快发展的一切并对其进行改革。未来可能讲更有意思的话，著更其完美的文，做更其壮丽的事业，但今天只是今天，未来也只是今天的未来……对于后来者或许也有些微意义一若留下探索，后人总结；若留下经验，后人咀嚼；若留下教训，后人借鉴；若留下失误，后人避免。我亦断定此书会被人遗忘。遗忘乃是大好事，足以证明我们前进得很快。”

“注重裂隙，因为没有任何系统可以完满”在拉康-齐泽克的框架里是正确的。但这个启示一旦试图从个体自我审视转向集体政治行动，就会暴露出它结构性的软肋。
“裂隙”是绝佳的诊断工具，但它天然地回避了“缝合”与“组织”的沉重义务。
“演讲的口误”、“政策里不对劲的感觉”、“听讲带来的莫名其妙的感受”——这些确实是实在界在象征界表面留下的划痕。齐泽克的所有政治分析，本质上都是把社会文本中的这些划痕放大成巨幅特写。当总统在演讲中突然语塞，当股市在毫无预兆时崩盘，当“人权宣言”无法覆盖难民潮——这些裂隙暴露了“大他者（意识形态）”的虚伪一致性。
这套方法论的巨大价值在于：它让任何试图宣称“历史终结”或“社会完成”的宏大叙事都无法安稳入眠。 它是一种“永久的揭穿机制”，在这个意义上，它确实指向了“改造”的必要前提——即绝不能被任何现存的系统彻底收编。

但问题恰恰在于，第一步之后，第二步该如何迈出？
当你抓住一个裂隙（比如区别待遇导致的社会愤怒）时，你确实解构了“人人平等”这个象征界的虚假同一性。但接下来，你面临一个极其沉重的问题：“如何把这种愤怒组织成一种新的、不依赖旧权力的力量？”
齐泽克的工具箱里，有强大的拆解工具，但几乎没有任何关于构建的蓝图。精神分析家们极其警惕“缝合”（因为他们认为缝合往往意味着新的极权幻象），但这种警惕导致了政治上的无限期悬置——永远在批判，永远拒绝建立新的权威，最终滑向一种精致的无为。
裂隙政治是一种防御性的政治，它擅长阻止最坏的事情发生，但它很难主动去建设一个更好的秩序，因为它对任何秩序本身都抱有一种病理性的恐惧。

当你把“裂隙”绝对化时，它就变成了一个新的幻象。“永远不要相信任何系统，永远去追逐裂痕。”
如果我们把这个指令当作绝对的普遍法则来执行——那么在政治实践上，它会导致一种永恒的反叛崇拜。你会变成那种永远无法与任何政党、任何工会、任何具体改革方案合作的纯粹批判者，因为你总能从中找到裂隙。
这种状态可谓 “癔症的政治化”。你永远在向大他者（现任政府、现行体制）质问“你到底要我怎样？”，但你拒绝提供任何替代方案。这种姿态在理论上是“清醒”的，但在现实政治中，它往往被资本和既得利益者用作维稳的工具——因为一个永远在争论、永远无法形成共识的左翼，对建制来说毫无威胁。

“裂隙是诊断与反思的起点，但它必须服务于‘在承认裂隙不可消除的前提下，依然敢于进行暂时性的、不完美的缝合’。”一个成熟的、介入现实的政治主体，不应该只满足于“发现权力系统在说谎”。他需要在看清所有谎言之后，依然有勇气去推动一部“不完美的法案”，或加入一个“不纯洁的政党”并尽力净化它。

裂隙是呼吸的缝隙，但人不能只活在缝隙里，人需要在地面上搭建一间能遮风挡雨的房子。这间房子注定会漏水，但那不是我们拒绝盖房，修房的理由。

我们从上面引自法兰克福出版的小册子的那段话里，已经看到“左派”何等坚决地提出“不作任何妥协”的口号。这些无疑是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并且愿意做马克思主义者的人，竟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真理，这实在使人感到可悲。请看看1874年恩格斯反驳33个布朗基派公社战士的宣言时说的话吧（恩格斯同马克思一样，都属于那种少见的和极少见的著作家，能做到每一巨著中的每一句话含义都极为深刻）：
“‘……〈布朗基派公社战士的宣言中说〉我们所以是共产主义者，是因为我们要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在中间站停留，不作妥协，因为妥协只会推迟胜利到来的日子，延长奴隶制的时期。’
德国共产主义者所以是共产主义者，是因为他们通过一切不是由他们而是由历史发展进程造成的中间站和妥协，清楚地看到并始终不懈地追求最后目的：消灭阶级和建立不再有土地私有制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制度。33个布朗基主义者所以是共产主义者，是因为他们以为，只要他们愿意跳过各个中间站和各种妥协，那就万事大吉了，只要──他们确信如此──日内‘干起来’，政权落到他们手中，那么后天‘就会实行共产主义’。因此，如果这不能立刻办到，那他们也就不是共产主义者了。
把自己的急躁当作理论上的论据，这是何等天真幼稚！”（弗·恩格斯《公社的布朗基派流亡者的纲领》，载于德国社会民王党的报纸《人民国家报》1874年第73号，引自《1871─1875年论文集》俄译本1919年彼得格勒版第52─53页）
恩格斯在这篇论文中对瓦扬深表敬意，说瓦扬有“不容争辩的功绩”（瓦扬和盖得一样，在1914年8月背叛社会主义以前是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影响极大的领袖）。但是，恩格斯对他的明显的错误却没有放过，而作了详尽的剖析。当然，在年纪很轻、没有经验的革命者看来，以及在甚至岁数很大、经验很多的小资产阶级革命者看来，好像“容许妥协”是异常“危险的”，是不可理解和不正确的。而许多诡辩家（那班十二分“有经验的”政客）也正像兰斯伯里同志所提到的那些英国机会主义领袖那样，议论什么“既然布尔什维克可以作某种妥协，为什么我们不可以作任何妥协呢？”但是，在多次罢工（我们只拿阶级斗争的这一种表现来说）中受到教育的无产者，对恩格斯所阐明的这一极深刻的（哲学上的、历史上的、政治上的、心理学上的）真理通常都能很好地领会。每个无产者都经历过罢工，都同可恨的压迫者和剥削者作过“妥协”，那就是，在自己的要求完全没有达到，或者只得到部分的满足时，也不得不去上工。每个无产者由于处在群众斗争和阶级对立急剧尖锐化的环境里，都看到了下列两种妥协之间的差别：一种是为客观条件所迫（罢工者的基金告竭，没有外界援助，陷于极端饥饿和苦难的境地）而作的妥协，这种妥协丝毫不会削弱实行这种妥协的工人对革命的忠诚和继续斗争的决心；另一种是叛徒的妥协，他们贪图私利（工贼也实行“妥协”！），怯懦畏缩，甘愿向资本家讨好，屈从于资本家的威胁、利诱、劝说，捧场（这种叛徒的妥协，在英国工人运动史上，英国工联领袖作得特别多，然而所有国家的几乎所有的工人都见到过这种或那种形式的类似现象），却把原因推给客观。
当然，有时也可以遇到异常困难复杂的个别情况，要花极大的气力，才能正确断定某一“妥协”的真实性质，──正像有些杀人案件，很难断定这些杀人行为是完全正当的、甚至是必要的（例如正当防卫），或者是不可原谅的疏忽，或者甚至是经过精心策划的谋害。当然，在政治上有时由于各阶级和各政党之间的（国内的和国际的）相互关系异常错综复杂，有许多情况判断起来，要远比判断什么是罢工中的合理“妥协”，什么是工贼、叛徒领袖等等的叛卖性“妥协”，更为困难。如果要开一张包治百病的丹方，或者拟订一个适用于一切情况的一般准则（“不作任何妥协”！），那是很荒谬的。为了能够弄清各个不同的情况，应该有自己的头脑。党组织的作用和名副其实的党的领袖的作用，也正在于通过本阶级一切肯动脑筋的分子1 所进行的长期的、顽强的、各种各样的、多方面的工作，获得必要的知识、必要的经验、必要的（除了知识和经验之外）政治嗅觉，来迅速而正确地解决各种复杂的政治问题。
幼稚而毫无经验的人们以为，只要一承认容许妥协，就会抹杀机会主义（我们正同它并且必须同它进行不调和的斗争）和革命马克思主义或共产主义之间的任何界限。假使这些人还不懂得，无论自然界还是社会中，一切界限都是变动的，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都是有条件的，那么除了通过长期的训练、培养和教育，让他们取得政治经验和生活经验以外，就没有别的办法可以帮助他们。重要的是在每个个别的或特殊的历史关头，要善于从实际政治问题中识别哪些问题上表现出某种最主要的而且是不能容许的、叛卖性的、危害革命阶级的机会主义的妥协，并且要竭尽全力揭露这种妥协，同它进行斗争。在两个同样进行抢劫、进行掠夺的国家集团间进行帝国主义战争（1914─1918年）时，这样的最主要的、基本的一种机会主义，就是社会沙文主义，也就是主张“保卫祖国”，在这样一场战争中“保卫祖国”，实际上就等于保卫“本国”资产阶级的强盗利益。在大战以后，保卫掠夺性的“国际联盟”；保卫同本国资产阶级订立的直接或间接的联盟而反对革命无产阶级和“苏维埃”运动；保卫资产阶级民王制和资产阶级议会制而反对“苏维埃政权”──这些就是不能容许的叛卖性妥协的最主要表现，这些妥协合在一起就是危害革命无产阶级及其事业的机会主义。
德国左派在法兰克福出版的小册子里写道：
“……凡是同其它政党妥协……凡是实行机动和通融的政策，都应当十分坚决地拒绝。”
也真奇怪，这些左派既抱着这种见解，却没有坚决地斥责布尔什维主义！德国左派不会不知道在布尔什维主义全部历史中，无论在十月革命前或十月革命后，都充满着对其他政党包括对资产阶级政党实行机动、通融、妥协的事实！
为了推翻国际资产阶级而进行的战争，比国家之间通常进行的最顽强的战争还要困难百倍，费时百倍，复杂百倍；进行这样的战争而事先拒绝采用机动办法，拒绝利用敌人之间利益上的矛盾（哪怕是暂时的矛盾），拒绝同各种可能的同盟者（哪怕是暂时的、不稳定的、动摇的、有条件的同盟者）通融和妥协，这岂不是可笑到了极点吗？这岂不是正像我们千辛万苦攀登一座未经勘察、人迹未到的高山，却预先拒绝有时要迂回前进，有时要向后折转，放弃已经选定的方向而试探着从不同的方向走吗？而那些如此缺乏觉悟、如此没有经验的人（如果这真是因为他们年轻，那还算好：上帝本来就让青年在一定的时间内说这类蠢话的），居然能得到荷兰共C党内某些党员的支持（不管是直接或间接的，公开或隐蔽的，完全或部分的支持，都是一样）！！
在无产阶级进行了第一次社会主义革命之后，在一国内推翻了资产阶级之后，这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在很长时期内，依然要比资产阶级弱，这只是因为资产阶级有很广泛的国际联系，还因为在这个推翻了资产阶级的国家里，小商品生产者自发地、经常地使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复活和再生。要战胜更强大的敌人，就必须尽最大的努力，同时必须极仔细、极留心、极谨慎、极巧妙地一方面利用敌人之间的一切“裂痕”，哪怕是最小的“裂痕”，利用各国资产阶级之间以及各个国家内资产阶级各个集团或各种类别之间利益上的一切对立，另一方面要利用一切机会，哪怕是极小的机会，来获得大量的同盟者，尽管这些同盟者可能是暂时的、动摇的、不稳定的、不可靠的、有条件的。谁不懂得这一点，谁就是丝毫不懂得马克思主义，丝毫不懂得现代的科学社会主义。谁要是没有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和在各种相当复杂的政治形势下，在实践上证明他确实会运用这个真理，谁就还没有学会帮助革命阶级去进行斗争，使全体劳动人类从剥削者的压榨下解放出来。以上所说的一切，对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前和以后的时期，都是同样适用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过，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卡尔·考茨基、奥托·鲍威尔这类“正宗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最大错误和最大罪恶，就是他们不懂得这一点，不善于在无产阶级革命最紧要的关头按此行事。马克思以前时期的俄国伟大的社会主义者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常说：“政治活动并不是涅瓦大街的人行道。”（涅瓦大街是彼得堡一条笔直的主要街道，它的人行道清洁、宽阔而平坦。）从车尔尼雪夫斯基那时以来，俄国革命家由于忽视或忘记了这个真理，遭受过无数的牺牲。我们无论如何要使西欧和美国的左派共C党人和忠于工人阶级的革命家，不至于像落后的俄国人那样，为领会这个真理付出如此昂贵的代价。
在沙皇制度被推翻以前，革命的俄国社会民王党人曾经多次利用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帮助，那就是说，同他们作过多次实际的妥协；在1901─1902年间，在布尔什维主义产生之前，旧《火星报》编辑部（当时参加这个编辑部的有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得、查苏利奇、马尔托夫、波特列索夫和我）就曾同资产阶级自由派政治领袖司徒卢威结成正式的政治联盟（时间固然不长），同时却善于不间断地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及其在工人运动内部反映出来的任何最微小的影响作最无情的斗争。布尔什维克一直奉行这个政策。从1905年起，他们一贯坚持工农联盟，反对自由派资产阶级和沙皇制度，同时从来也不拒绝支持资产阶级去反对沙皇制度（例如在第二级选举或在复选时），从来也没有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停止对农民的资产阶级革命党，即对“社会革命党人”作最不调和的斗争，而是揭露他们的面目，揭露他们是冒充社会主义者的小资产阶级民王派。
1907年，在杜马选举中，布尔什维克曾同“社会革命党人”结成短期的正式政治联盟。1903─1912年期间，我们不止一次地和孟什维克形式上同处在一个统一的社会民王党内，每次都有好几年，但是从来没有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停止跟他们这些对无产阶级散布资产阶级影响的人和机会主义者作斗争。
在大战期间，我们同“考茨基派”即左派孟什维克（马尔托夫）以及一部分“社会革命党人”（切尔诺夫、纳坦松）作过某些妥协，同他们在齐美尔瓦尔德和昆塔尔一起开过会，发表过共同宣言，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停止和削弱对“考茨基派”、对马尔托夫和切尔诺夫的斗争（纳坦松死于1919年；他当时已是一个非常靠拢我们、跟我们意见几乎完全一致的民粹派“革命共C党人”）。
正当十月革命的时候，我们同小资产阶级的农民结成了一个非正式的、但又非常重要的（而且是非常成功的）政治联盟，我们未作任何修改就全盘接受了社会革命党的土地纲领，也就是说，我们作了一次明显的妥协来向农民证明，我们并不想用多数票压他们，而是愿意同他们妥协。同时，我们曾经向“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建议结成（而且不久就实现了）正式的政治联盟，请他们参加政府；但是在缔结布雷斯特和约以后，他们破坏了这个联盟，到1918年7月甚至举行了武装暴动，继而又进行武装斗争来反对我们。
因此，很明显，德国左派因为德国共C党中央想跟“独立党人”（“德国独立社会民王党”，即考茨基派）结成联盟，便加以攻击，在我们看来是极不严肃的，而且这种攻击明显地证明“左派”是错误的。我们俄国也有过同德国谢德曼之流类似的右派孟什维克（他们参加过克伦斯基政府）和反对右派孟什维克而同德国考茨基派类似的左派孟什维克（马尔托夫）。
1917年，我们明显地看到工人群众逐渐离开孟什维克而转向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6月举行的全俄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我们只占代表总数的13%，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占大多数；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俄历1917年10月25日）上，我们已占代表总数的51%。为什么德国工人有同样的、完全相同的从右向左的转变趋势，却没有立即增强共C党人的力量，而首先增强了中间政党──“独立”党（虽然这个党从来没有过任何独立的政见和任何独立的政策，而只是摇摆于谢德曼之流和共C党人之间）的力量呢？
很明显，原因之一就是德国共C党人采取了错误的策略，德国共C党人必须大胆地老老实实地承认这个错误，并且学会纠正这个错误。这个错误就是否认有必要参加反动的资产阶级议会和反动的工会，这个错误就是以多种形式表现出来的“左派”幼稚病，这种病症现在已经暴露出来，这就可以更好更快地把它治好，对于机体会更有益处。
德国“独立社会民王党”内部，显然是不一致的：其中除那些已经证明不能理解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意义，不能领导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机会主义老领袖（如考茨基、希法亭，看来克里斯平、累德堡等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如此）以外，还有一个左翼，即无产阶级一翼已经形成，并且正在非常迅速地发展着。该党数十万无产者党员（党员总数似为75万）正在离开谢德曼而迅速靠拢共C党人。这个无产阶级一翼已经在“独立党人”莱比锡代表大会（1919年）上提议无条件地立即加入第三国际。如果害怕同该党的这一翼“妥协”，那简直是可笑的。恰恰相反，共C党人必须寻找而且必须找到一种同他们妥协的适当形式，这种妥协一方面可以促进和加速共C党人同这一翼实现必要的完全融合，另一方面丝毫不妨碍共C党人对“独立党人”机会主义右翼进行思想上和政治上的斗争。要找到这样一种适当的形式，大概是不容易的，然而只有骗子才会向德国工人和德国共C党人许诺一条“容易”致胜的道路。
如果“纯粹的”无产阶级没有被介于无产者和半无产者（一半依靠出卖劳动力来获得生活数据的人）之间、半无产者和小农（以及小手艺人、小手工业者和所有的小业主）之间、小农和中农之间等等为数众多的形形色色的中间类型所包围，如果无产阶级本身没有分成比较成熟的和比较不成熟的阶层，没有乡土、职业、有时甚至宗教等等的区分，那么资本主义便不成其为资本主义了。由于这一切原因，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无产阶级的觉悟部分，即共C党，就必须而且绝对必须对无产者的各种集团，对工人和小业主的各种政党采取机动、通融、妥协的办法。全部问题在于要善于运用这个策略，来提高无产阶级的觉悟性、革命性、斗争能力和致胜能力的总的水平，而不是降低这种水平。
顺便应当指出：布尔什维克为了战胜孟什维克，不仅在1917年十月革命以前，就是在此以后也需要采取机动、通融、妥协的策略，自然，我们所采取的这种策略是靠削弱孟什维克来促进、增进、巩固和加强布尔什维克的。小资产阶级民王派（包括孟什维克在内）必然要动摇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动摇于资产阶级民王制度和苏维埃制度之间，动摇于改良和革命之间，动摇于喜爱工人和畏惧无产阶级专政之间等等。共C党人的正确策略，应该是利用这种动摇，决不是忽视这种动摇；既然要利用这种动摇，那就得对那些转向无产阶级的分子，在他们转向无产阶级的时候，实行让步，看他们转的程度，来决定让步的程度；同时要同那些转向资产阶级的分子作斗争。由于我们运用了正确的策略，我国孟什维主义已经而且还在日益瓦解，顽固的机会主义领袖陷于孤立，优秀的工人和小资产阶级民王派中的优秀分子，都转入我们的阵营。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所以“不作任何妥协，不实行任何机动”这种操之过急的“决定”，只会有害于加强革命无产阶级影响和扩大革命无产阶级力量的事业。
最后，德国“左派”十分固执地坚持不承认凡尔赛和约，这也是他们的一个明显的错误。这种观点表述得愈“庄重”、愈“神气”、愈“坚决”、愈武断（像克·霍纳所表达的那样），结果就显得愈不明智。在现时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下，仅仅唾弃“民族布尔什维主义”（劳芬贝格等人的）那种竟然主张同德国资产阶级结盟对协约国作战的荒谬立场，是不够的。应当认识到，苏维埃德国（如果苏维埃德意志共和国不久就可以成立的话）在一定的时期内必须承认和服从凡尔赛和约，不容许这样做的策略是根本错误的。当然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当谢德曼之流还呆在政府里、匈牙利苏维埃政权还没有被推翻、维也纳的苏维埃革命尚有可能去援助苏维埃匈牙利的时候，在当时这样的条件之下，“独立党人”提出签订凡尔赛和约的要求是正确的。“独立党人”当时实行的机动和灵活是很不好的，因为他们多少替叛徒谢德曼之流分担了责任，多少离开了同谢德曼之流进行无情的（和十分冷静的）阶级战争的观点，而滑到了“非阶级的”或“超阶级的”观点上去。
然而，现在的局势却显然是这样的：德国共C党人不应当束缚自己的手脚，不应当许诺，共C党人一旦取得胜利，就一定废除凡尔赛和约。这是愚蠢的。应该说：谢德曼之流和考茨基之流干了一系列的叛卖勾当，阻碍了（就某种程度上说简直是断送了）同苏维埃俄国和苏维埃匈牙利结成联盟的事业。我们共C党人则要采取一切办法去促成和准备实现这个联盟，至于凡尔赛和约，我们完全没有必要一定而且立刻加以废除。能不能顺利地废除这个和约，不仅取决于苏维埃运动在德国的胜利，而且取决于苏维埃运动在国际上的胜利。谢德曼之流和考茨基之流阻碍了这个运动，而我们却要帮助这个运动。这就是问题的本质所在，这就是根本的差别所在。既然我们的阶级敌人、剥削者、他们的走狗谢德曼之流和考茨基之流，放过了加强德国及国际苏维埃运动、加强德国及国际苏维埃革命的许多机会，那么，这种罪责就应该由他们来承担。德国的苏维埃革命会加强国际苏维埃运动，而国际苏维埃运动则是反对凡尔赛和约、反对整个国际帝国主义的最强大的堡垒（而且是唯一可靠的、不可战胜的、威震全球的堡垒）。硬要迫不及待地把摆脱凡尔赛和约一事放在第一位，放在使其它被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摆脱帝国主义压迫的问题之上，这就是市侩的民族主义（很合乎考茨基、希法亭、奥托·鲍威尔之流的身分），而不是革命的国际主义。在欧洲任何一个大国，其中包括德国，推翻资产阶级将是国际革命的一大胜利，为了这种胜利，如果有必要，可以而且应当容忍凡尔赛和约存在一个较长的时期。既然俄国一国为了革命的利益能够忍受几个月布雷斯特和约，那么苏维埃德国在同苏维埃俄国结成联盟的情况下，为了革命的利益在更长一段时间里忍受凡尔赛和约决不是不可能的。
法、英等国帝国主义者挑动德国共C党人，给他们设下圈套：“你们说你们不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吧。”而左派共C党人不善于随机应变，同诡计多端而且目前比他们强大的敌人周旋，不会回答敌人说：“现在我们要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了”，却像小孩子一样上了这个圈套。事先就束缚住自己的手脚，公开告诉那个目前武装得比我们好的敌人，我们是否要同他作战、什么时候同他作战──这是愚蠢行为，而不是革命行为。当应战显然对敌人有利而对自己不利的时候，却去应战，那就是犯罪；革命阶级的政治家如果不善于实行“机动、通融、妥协”，以避免显然不利的战斗，这样的政治家是毫无用处的。
——不做任何妥协吗？《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

po下次把引用放前面吧，这样在中间突然插入大量引文和原文混淆分不太出来，读着混乱( ﾟ∀。)
富文本格式能对引文显示格式做区别，岛上正文和引文看着一样区别不了啊

>>No.69541800
引文看到一半还很奇怪，po的文本风格和排版习惯怎么突然变得跟伊里奇那么像。看到最后才发现就是引用导师的原文( ﾟ∀。)7

>>No.69541800
合理( ﾟ∀。)之后确实得这么干

>>No.69542145
喜欢伊里奇叔叔的超大段落吗
看的人要( ﾟ∀。)了

我想在这里多谈谈齐泽克的意识形态里的所谓犬儒主义实践。
齐泽克认为，以前马克思说“人们不知道为啥但这么干”，而现在变成了“人们知道了但还是这样干。”我不是想反对他，但我总感觉，齐泽克的这个论点实际上并不专属于现代。

我们拿陈胜，吴广起义来说。客观条件是已经迟到了，去了是死，不去也是死。于是两个人决定编写谎言，比如鱼腹里头塞纸，还有晚上怪叫大楚兴陈胜王之类的玩意。

问题就在于此：跟着陈胜，吴广起义的徭役者们真的有那么傻？我不这么认为。他们很可能也一辈子没见过神或鬼，不谈怪力乱神。他们是否实际上知道，他们在被骗？但他们依旧决定接受骗局，揭竿而起？就此，起义燃烧了整个大秦。我们说，英雄出于人民，对历史有巨大推动作用，但我们是否也同时忽视受教育低的，还未受到彻底改造的无产者在面对重大历史转折时展现出来的那个“心照不宣”的共识——也就是所谓犬儒的意识形态？

陈胜吴广的鱼腹书、篝火狐鸣，就是一种典型的“知道但仍然在做”的实践：陈胜吴广知道那是编的——他们自己写的。但那些被征召的徭役者，他们是否知道？他们可能没有亲眼看到鱼腹书被写出来，但他们很可能也知道那不是一个真正的天意——因为他们从小到大见过太多谎言、听过太多传说、经历过太多欺骗。他们不会真的相信鱼会说话。但他们仍然跟随。这不是因为他们傻或迷信，而是因为他们 知道那是假的，但仍然选择把它当作真的来行动——因为那个假的东西，提供了一种联合的可能性。所有人都知道“去也死，不去也死”。而陈胜吴广制造了一个天意的叙事——鱼腹书、狐狸叫。它不是真理，而是一个信号。徭役者可能并不相信鱼会说话。但他们接受这个信号，因为它提供了一个可以一起行动的理由。

这里的“犬儒主义”不是“我知道是假的，所以我不干”——那是现代犬儒主义者的“退缩”。这里的“犬儒主义”是：“我知道是假的，但我仍然用这个假的东西来组织我们真实的反抗。”这是一种对幻象的政治性使用。它不是“被欺骗”，而是“选择被骗”。

农民和工人们在一开始，不一定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可能不完全理解“剩余价值”或“阶级斗争”。但他们“知道”一件事情：加入红军，日子有盼头；不加入，就活在地狱里。
这个“知道”不是一种“理论信念”，而是一种“实践判断”。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为一个 “被共同使用的幻象”——它提供了一个叙事框架，让“分田分地”这个具体利益可以被理解为“历史的方向”。人们可能不完全相信那个叙事，但他们愿意“使用”那个叙事来组织自己的行动。

“信念”不是行动的前提，行动本身才生产出“信念”的合法性。 人们不是因为“相信”才行动，而是因为“行动”才逐渐产生“相信”。
以往消极的犬儒主义说“我知道是假的，所以我不干。”
现在齐泽克的犬儒主义则能积极地被诠释为： “我知道是假的，但我仍然用这个假的来组织真实。”
意识形态不是“欺骗大众”的工具。在许多关键的历史时刻，它是一种“被共同使用的虚构”，一个让原本孤立、无力的人们能够联合起来的“信号”。陈胜吴广的鱼腹书、朱元璋的“明王出世”、辛亥革命的“驱除鞑虏”——它们都不完全是“真理”，但它们都组织了一场真实的反抗。那些跟随的人，不一定“相信”那些话，但他们“使用”那些话来改变自己的处境。这种“知其假而用之”的实践，是一个被反复使用的古老智慧。它提醒我们：意识形态不是“思想”的产物，而是“实践”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