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57391313
高标跨苍穹，烈风无时休。
自非旷士怀，登兹翻百忧。
方知象教力，足可追冥搜。
仰穿龙蛇窟，始出枝撑幽。
七星在北户，河汉声西流。
羲和鞭白日，少昊行清秋。
秦山忽破碎，泾渭不可求。
俯视但一气，焉能辨皇州。
回首叫虞舜，苍梧云正愁。
惜哉瑶池饮，日晏昆仑丘。
黄鹄去不息，哀鸣何所投。
君看随阳雁，各有稻粱谋。

没看懂最后一句什么意思……毕竟我只有刻进DNA的以此南浦夜，重此北门愁。方圆既龃龉，贫贱岂怨尤……

>>No.57391607
草不好意思发错了( ﾟ∀。)这种没想好的碎碎念一般不放在这个串，我申删一下

把青青陵上柏和少陵的翳翳桑榆日对读实在很想哭……青青陵上柏，磊磊涧中石。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斗酒相娱乐，聊厚不为薄。驱车策驽马，游戏宛与洛。这是最典型的汉魏诗，人生如寄，及时行乐，乐往哀来摧心肝。汉魏诗真是高不可及，世界伊始，万物本无名姓，尚需指指点点。南朝人不可能像汉魏那样谈生死，生存华屋处，零落归山丘。先民谁不死，知命复何忧。南朝人太优美了，优美得全无心肝。南朝人墓志铭里很少有挥斥生死万物奔流的超脱，也不大有对黑暗的切身战栗，都是一些美丽的辞藻。谢朓给海陵王写墓志铭，“风摇草色，日照松光。春秋非我，晓夜何长”。墓志铭里出现风声松树一般都是很凄冷的，“松悲鹤去，草乱萤生”，但是谢朓的描述把色彩和温度略掉了，后面又写春秋非我，让人疑心他写的实质是很美的风景，春草秋晖，光色摇曳，死的痛苦不在于生的残忍，而在于美的无情。这个海陵王真是个可怜人。就是个小孩子，被权臣逼死了。后来南梁皇帝萧纲也让人逼死了，他有文采，能自己给自己写墓志铭。他就写：怳忽烟霞散，飕飂松柏阴。幽山白杨古，野路黄尘深。终无千月命，安用九丹金。阙里长芜没，苍天空照心。这首诗很特别，它的视角不是一个帝王在奔赴自己永弃万国的一死，只是一个人在静静凝视自己死后的一切。他开头学陶渊明，“荒草何茫茫，白杨亦萧萧。严霜九月中，送我出远郊”，最后也如陶，看到了死的凄凉，更看见凄凉之后的荒芜。但是萧纲比陶渊明多一点自怜自赏，他就是特别自怜的一个人，“孤飞本欲去，得影更淹留”，所以写死也像电影一样徐徐摇开一个长镜头，夏多布里昂有一篇小说，女主角临死前说：“等我死后，夕阳照在我的墓碑上，该有多么的美！”萧纲可能也这样想过，所以他不说托体同山阿。南朝人里不太一样的大概就是鲍照，南朝配不上鲍照。鲍照写一首游仙诗，前面是“暂游越万里，近别数千龄。凤台无还驾，箫管有遗声”，最后一句是“何时与尔曹，啄腐共吞腥”，力透纸背的戾气。鲍照其实怕死，他写松柏篇讲自己死后亲人如何，自己的鬼魂又如何，絮絮叨叨，无穷无尽。他怎么能不怕死，他被上天赋予了这样蓬勃的少年意气和英雄气概，生命于他远比对当时的一般人珍贵，但是没有人让他挥霍，滚烫的血流不出去，囤积为脓液反过来销蚀骨肉。对鲍照而言只有死是人世最大的公平，所以他怕死又迷恋死，迷恋死又怕死，刎绣颈，碎锦臆，绝命君前无怨色。握君手，执杯酒，意气相倾死何有！千龄兮万代，共尽兮何言。所以我讲鲍照写生死比起阮陶还是功利性的，他有他的恨和怨。魏晋之后写生死不可能不功利，因为最初的迷惘哀伤已经被吞咽下去了，去者不可追。南朝人的功利就是寒素的恨和贵族的美，到死都要恨，到死都欣赏美，这一步迈不过去。而到唐代，生死其实是一个可以对坐晤谈的老友，人生如逆旅，“人何世而弗新，世何人之能故”，然而一个人也能见识很多的死，朋友的死、故旧的死，史册里古人的死，所以竟有什么不平等的呢？所以我的一生自有其万古不磨之高贵，我之喜怒哀乐聚散离别无不可歌诗。我前几天读成都府这首诗，真的就特别伤心，我可能就是为了读一点这样的文字而活到今天的。深夜情绪管理不好，明天我肯定后悔自己矫情，所以不分段了。就这么多没头没尾的话堆在一块吧。喧然名都会，吹箫间笙簧。信美无与适，侧身望川梁。鸟雀夜各归，中原杳茫茫。初月出不高，众星尚争光。这不是崇高的孤独，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也不是人间的寂寞，夜雨滴空阶，晓灯暗离室。这就是独自一个人与世界的晤谈，接受了天地遥不可及的广袤，也得到了身为人类的平等。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虽则自古有羁旅，我何苦哀伤。

昨日读《玉台新咏校正》，是书考校精审，评点清畅，实明清难得之古籍校本。然亦有可商榷或增补之处，聊举数条于下。

卷四疑王融以字行乃避齐和帝萧宝融讳。
俺寻思：南朝人二名不偏讳。案之南史，与王元长同时之王肃弟亦名王融，亦为琅琊王氏，为太子中庶子，与王元长同朝为官，故元长以字行。

卷四谢朓《夜听妓》：寸心传玉腕。注云：腕，宋刻作鋺，误，今从本集。
俺寻思：此处“鋺”通“盌”，不应作“腕”。按南朝冶游，男女私事，往往以碗为凭信。江淹《学梁王兔园赋》：“碧玉作盌银为盘，一刻一镂化双鸾”。吴均《续齐谐记•清溪庙神》：“脱金簪以赠文韶，文韶亦答以银盌、白琉璃匕各一枚。”谢朓《金谷聚》：“渠椀送佳人，玉杯邀上客。”知一时风俗如此。

卷五丘迟《答徐侍中为人赠妇》：光景不可奢。注云：“不可奢”三字未详。
俺寻思：奢则赊也，谢庄《山夜忧》：“沈痾白发共急日，朝露过隙讵赊年。”赊年，即长年。光景不可奢，云光景岂能长久。

卷五沈约《少年新婚为之咏》：还家问乡里。注云：盖“乡里”指所出之田墅。
俺寻思：南朝人称妻为“乡里”。《南史•张彪传》：“彪知不免，谓妻杨呼为乡里曰："我不忍令乡里落佗处，今当先杀乡里然后就死。"杨引颈受刀，曾不辞惮。”“还家问乡里”，即还家问妻也。

卷六王僧孺《捣衣》：下机骛西眺，鸣砧遽东旭。
俺寻思：王僧孺写诗极喜对仗，上有“万行朝泪泻”，下则“千里夜愁积”，前书“二八人如花”，后必“三五月如镜”，此句“下机”对“鸣砧”、“骛”对“遽”，又日旦见于东方称“旭”，月夕见于西方称“朓”，以理度之，“西眺”或应作“西朓”，与“东旭”相对。

卷六王僧孺《春怨》：如见蜘蛛屋。注云：“如见”二字费解。
俺寻思：或用张协《杂诗》“青苔依空墙，蜘蛛网四屋”之意，言我见此房室，如见景阳杂诗之蜘蛛网四屋也。

卷九王筠《行路难》：犹忆去时腰大小，不知今日身短长。批注：太犯玄晖《捣衣》，殆偶然不检而暗合也。
俺寻思：未闻玄晖有《捣衣》，恐此谓谢惠连《捣衣》之“腰带准畴昔，不知今是非”，“玄晖”应作“惠连”。

>>No.56917556
首夏犹清和，芳草亦未歇。
水宿淹晨暮，阴霞屡兴没。
周览倦瀛壖，况乃陵穷发。
川后时安流，天吴静不发。
扬帆采石华，挂席拾海月。
溟涨无端倪，虚舟有超越。
仲连轻齐组，子牟眷魏阙。
矜名道不足，适己物可忽。
请附任公言，终然谢天伐。

>>No.57780491
天伐→夭伐，网页复制太不靠谱了囧

>>No.57929664
草不好意思又发错串了( ﾟ∀。)申删申删

>>No.57780491
猿鸣诚知曙，谷幽光未显。
岩下云方合，花上露犹泫。
逶迤傍隈隩，迢递陟陉岘。
过涧既厉急，登栈亦陵缅。
川渚屡径复，乘流玩回转。
苹萍泛沉深，菰蒲冒清浅。
企石挹飞泉，攀林摘叶卷。
想见山阿人，薜萝若在眼。
握兰勤徒结，折麻心莫展。
情用赏为美，事昧竟谁辨？
观此遗物虑，一悟得所遣。

大谢好可爱TVT

因为ToME4新DLC还不出，饥渴难耐地来搬运以前的吐槽撒气。

欧美学者对南朝中后期文学的研究充斥断章取义和削足适履，还要自标榜为“慈悲”“理解”，实在有点让人想笑。

即以《声色：永明时代的宫廷文学和文化》这本书来说，作者对部分诗句的解释奇怪又牵强，而且缺乏起码的写作背景认知。任何一个读过南齐书和文选李善注的人都知道谢朓《酬王晋安》的大致写作背景：京城的混乱，齐明帝的杀戮，政局的急剧动荡。尤其考虑到王晋安和谢朓后来都死在政治斗争中，诗句多少有悲哀的谶言意味。结果作者居然认为这首诗表达的情绪是“宫廷诗人的拘束沉闷”，大抵天天看自己朋友故主亲人被杀是很拘束沉闷，得亲自入狱给大家整点好活才劲吔。

假设作者不愿意“知人论诗”，把诗句放在历史语境下去考察，其实也没什么。关键问题在于，作者对诗句本身意象的含义也不敏感，以至于完全弄不懂诗人想表达的情绪。或者说，作者本身没有精准阅读中古诗歌的能力，他依靠的是另一本汉学著作， Richard B. Mather 的 The Age of Eternal Brilliance Three Lyric Poets of the Yung-ming Era (483-493) 。

这个The Age of blablabla，其实就是永明体三位主要作家，沈约、王融、谢朓诗歌的英译版，悲催的是，这个干翻译的老外颇有些文化疏隔，以至于搞出无数喜感翻译。即以王融诗句为例，“魏后状木亦足悲”，译者完全搞不清“魏后”是何许人也，遂翻译为“魏国的王后”，且承认“我不知道这个魏国王后具体指谁……或许这句诗是说人们为了纪念她而雕刻了木像”。

然而，对于稍有经验的中古文字阅读者而言，“魏后”的指代都非常明显，那就是魏武帝曹操，后即祖也，魏后即魏祖，所谓“汉王改娄敬之族，事重论都；魏后变程昱之名，恩深捧日”，这样的用例屡见不鲜。那么状木也很明显是指曹操雕刻鲍信木像祭祀的史事，没有什么难理解的。

译者的误翻错翻不止这一处，仍以王融诗为例，“ 高张更何已，引满终自持”，“高张”指弹琴，“引满”指喝酒，古诗中常见的用法，又被这个译者翻译成了不知所云的东西。至于整体诗意的解释，坦白说主要靠译者的想象力解决问题。不过他考据态度大体是严谨的，问题只在于古诗对外国人而言确实不好懂——尤其唐前诗歌，很多东西需要落实到每个字的音读和训诂上，可以讲需要一定的小学功底。

回到永明声色这本书，作者对诗意的错误解读比比皆是，例多不举，我觉得问题就在于他没有使用注释得更接近中古人表达的系统——文选李善注，而是径直采取汉学家翻译后的二次文本，这样再怎么“文本细读”，也是很容易南辕北辙的。

>>No.58175411
继续谈论这本书的问题。如果以上论述是我对作者能力的不满，后面就纯乎是对他故意断章取义的质疑。永明声色这本书最后有这么一段话：

明代（1368—1644）文学批评家陆时雍（活跃于1633年前后）曾嘲讽沈约“有声无韵，有色无华”。陆氏的这一评语出于他本人以“神”或“神韵”为标准的诗学理论；他追求的是使诗歌能在“言外”生发意象、情感，或道德与哲学的兴味。然而，永明诗人赖以发展其诗学、展现其才华并追求开悟的关键理念是“精”。【求“精”的过程，与陆时雍强调“言外”的角度正相反，而恰恰偏重于“一言一字之中”。】这种诗学要求读者密切关注诗中音调与声韵的交错，观察角度的持续转换，景色物象深处的细节，以及时间和光线的微妙变化。通过如此细致入微的体会，永明诗歌的读者得以参与一种蕴于其中而精微无比的感官经验，并得以为其浓郁的宗教意蕴和复杂的情感内涵所触动。

这段话作为全书的总结，至少存在以下问题：

1.陆时雍真的认为永明诗歌无“韵”吗？

这就是作者的断章取义之处。我们先不管这个“韵”是什么意思，只看他所引用的陆时雍《古诗镜》本身，这本书当然说了沈约“有声无韵，有色无华”，但是同时又说了“谢玄晖艳而韵，如洞庭美人，芙蓉衣而翠羽旗，绝非世间物色”，这就莫名其妙了，沈约是永明体的代表人物，难道谢朓不是？陆时雍觉得沈约“无韵”，谢朓“韵”，那么在陆时雍的评价里，永明体有没有“韵”也一半一半吧？

同时，陆时雍对何逊的评价：

何逊以本色见佳，后之采真者，欲摹之而不及。陶之难摹，难其神也；何之难摹，难其韵也。何逊之后继有阴铿，阴何气韵相邻，而风华自布，见其婉而巧矣，微芳幽馥，时欲袭人。

同样的，提到何逊的“韵”，何逊是梁初活跃的诗人，某种意义上算永明体最亲缘的后继。可见典型的永明体诗歌在陆时雍这里不存在“有没有韵”的问题，他只是针对沈约而已。

2.陆时雍真的对“注重物象声色”的南朝中后期诗歌不满吗？

可能也没有。陆时雍有一大段议论，列举张正见、庾肩吾等人的诗歌，和唐人作品对比，得出结论：唐代人没有他们这样高明的物态、神情，“此皆得意象先，神行语外 ，非区区模仿推敲之可得者”，这不是又和永明声色那本书作者所言截然相反吗？

综合陆时雍全书来说，他从来没有把细致精微的声色描写和所谓“神韵”对立起来，甚至可以说，陆时雍偏爱齐梁人清丽、秀美、细腻、婉转的风格，认为其“得意象先，神行语外”。

他作为“神韵”论者所排斥的，实质是较为豪迈刚直的诗句。综览陆时雍著作，左思和吴均此类慷慨有英雄气者都被他骂成莽夫、粗鄙，“左思气粗，每发一言，努目掀唇，头颅俱动，时觉村气扑人。凡豪则易粗，豪而卓乃真豪矣”，就连洞庭美人谢朓写点“回流千丈映”都被他鄙夷成村夫气质。

我这样说，可能把这个陆时雍描述得比较hentai，尤其他指指点点说梁武帝是绝代佳人、萧纲是娇憨少妇、梁元帝豆蔻少女青涩可爱、邵陵王徐娘半老风韵犹存时，真的让人有点恶寒。但是，需要说明的是，陆时雍此人实质是个正派、刚直的寒素文人，最后被人牵连迫害死于狱中，死后他的著作诗镜，居然还被沈德潜碎尸抄袭了，沈德潜古诗源大量化用陆时雍评语却不注明出处，陆时雍的很多精彩观点就这样被剽窃涂改，也可谓才秀人微者古来同悲。

>>No.58176026
3.永明体诗歌真的存在注重“声色”，而无言外之意的特征吗？

这可能是全书最致命的一个问题。在我看来，这实质暴露了永明声色整本书“文学史”角度论述的巨大纰漏。我一般不喜欢引用古代诗话说明问题，因为它们陈陈相因、大言炎炎且流于直觉印象，但是作者谈到的是审美内部（给读者感受）的问题，似乎也只能通过援引历代评价来进行讨论。

讨论“言外之意”，这个概念古而有之，不过中唐人讲得比较多。中唐皎然的《诗论》曾经谈及王融诗歌，他给王融的风格定义是“情而丽”。而皎然同时也给出“情”的含义：缘境不尽曰情。显然这里就是在夸赞王融诗歌的言外之意。

林庚先生在中国文学史中也称赞王融：
“他的结句往往含有不尽之意，这正是以刹那会永久，以短渐的人生默契于永恒之中，乃成为当时诗情的特色。”

（事实上这一节的小标题就叫，谢朓、王融默契于永恒XD）

由此可见，王融诗歌的一大魅力正在于结句的无尽之美，试举几首王融诗为例：

想像巫山高，薄暮阳台曲。
烟霞乍舒卷，猿鸟时断续。
彼美如可期，寤言纷在瞩。
怃然坐相思，秋风下庭绿。

霜气下孟津，秋风度函谷。
念君凄以寒，当轩卷罗縠。
纤手废裁缝，曲鬓罢膏沐。
千里不相闻，寸心郁纷蕴。
况复飞萤夜，木叶乱纷纷。

王融之外，永明体的其他代表诗人如谢朓、柳恽等，实质也是明清神韵派经常摘句嗟赏的对象，“天际识归舟”、“亭皋木叶下”经常被作为“画意”、“神韵”、“意在言外”的典范被提及。古诗源这本抄袭大作认为“玄晖灵心秀口，每诵名句，渊然泠然，觉笔墨之中，笔墨之外，别有一段深情妙理”（这句话好像倒不是他抄的），近现代的例子，钱基博认为“（谢朓）凡为诗，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乃能为至。千古诗人，惟陶潜融意于境，造境以意，独为其至，其次则谢朓”。

虽然如前所述，诗话类著作充斥刻板印象、陈陈相因、不求甚解、大言炎炎等毛病，而且大多流于抽象——譬如“言外之意”到底是什么，怎样评判一句诗有没有“言外之意”，他们谁也没讲清楚。但是作为读者的一种认知，我认为以上资料基本可以说明，永明体的主要代表诗人如王融谢朓，以及作为一种诗歌风格的“永明体”概念，都不存在“注重声色”和“言外之意”的对立，这个对立完全是永明声色这本书作者臆想出来的，其目的稍后再说。

>>No.58176367
4.永明诗歌的读者是被其“浓郁的宗教意蕴”而触动吗？

对南朝文学较有兴趣的读者，应该都读过田晓菲的著作《烽火与流星》，这本书几乎是国内最受欢迎的南朝文学相关读物，田晓菲水平更比这本《声色：永明时代blablabla》（我简称成永明声色好了）的作者不知高出凡几。田晓菲同样热衷于提醒读者注意南梁诗歌中丰满的宗教意蕴，以及佛教给予南梁诗人特殊的“观照能力”、“情感张力”。

田晓菲的问题这里不打算展开讨论，而永明声色这本书中，作者是这样挖掘出诗句中“宗教意蕴”的：

（引谢朓诗句）
日隐涧疑空，云聚岫如复。
出没眺楼雉，远近送春目。

【在云雾的聚散中，过去的阴影时现时没，萦绕于诗人专注的视线之前。没有日光的照射，溪涧变成狭长的黑色空隙，令人生疑。这幅空洞黑隙的视象，正如我们在黑夜里关灯或在暗室中闭目时的乍然“所见”一般，并使人联想起佛教意义上的“空”的观念。】

我实在不知道如何从“日隐涧疑空”中读出佛教之“空”，事实上我以为只是写水色之空明而已，由此谈到佛教意蕴不乃太牵强乎？假设非要按这个逻辑去读诗，大约谢朓诗中“澄江静如练”的“练”也能让人联想起小名练儿的梁武帝萧衍吧。事实上，永明诗人真正的佛教信仰程度如何，是必须要严肃考察的。

沈约本人是受八关斋的优婆塞（居家修行者），他晚年宗教哲学思想可以参照吉川忠夫《六朝精神史研究》，这里从略。而王融，国内外对他的看法迥异。王融名利心极强，立志三十岁之前当上宰辅，他是竟陵王的亲信，竟陵王又是虔诚的佛教徒，于是王融与他合作创造了大量的佛学诗文，这是基本情况。国内的主流意见，王融信佛是为了仕途的发展，为了保持和竟陵王的密切政治同盟。欧美学者则认为他确实是很信佛的，希望利用佛教的安宁来抚平自己强烈的功名心。古人远矣，这两种说法很难考察对错，但是我们可以注意到史书里这样一条记载：

子良使王融谓之（指范缜）曰：“神灭既自非理，而卿坚执之，恐伤名教。以卿之大美，何患不至中书郎，而故乖剌为此，可便毁弃之。”缜大笑曰：“使范缜卖论取官，已至令仆矣，何但中书郎邪！”

范缜是坚定的无神论者，是当时佛教思潮中的一个异类，萧子良和萧衍都曾经举行过僧众辩论活动，试图驳倒范缜。然而王融的劝说方式却显得很搞笑——他试图用官职收买范缜，下场当然是被坚持真理的范缜大笑嘲弄。

从这里或许可以瞥见一点消息，王融至少并不把佛教视作高悬的真理和生命的绝对信仰，他似乎觉得这是一桩交易——具有文化影响力的名士表达对佛教的信仰，让竟陵王在都城文化圈的地位更加巩固。他自己乐意和竟陵王进行这种交易，于是认为范缜也会乐意。但是范缜具有坚定的真理信念，因之对王融的收买不屑一顾。后来梁武帝也是虔诚的佛教徒，因此他必须召集僧众和范缜用论辩的方式你来我往，你死我活，而不是轻飘飘地利用俗世的威严解决这一切。

至于谢朓，他对佛教显然不抗拒，然而似乎也谈不上多热衷。《广弘明集》大量收集南朝著名文人的佛教作品，沈约、江淹、王融、萧衍等人都入选，而谢朓没有，广弘明集的编者不可能看不到谢朓的文集，也没有理由轻视在隋唐享有盛名的谢朓，唯一解释就是谢朓确实很少写作这类作品。而在自己人生出现无法解决的裂痕（被迫害死岳父）后，谢朓在文字中的表现是渴望游仙、远离人世，在现实中的表现则是反抗与权臣篡位的合作，最终害死自己，没有像江淹、沈约那样，通过佛教的静修或忏悔给自己找一条出路。

总之，我认为王融谢朓都不是特别虔诚的佛教徒，其诗歌中的审美效果也未必与佛教有很深的渊源。而历来阅读永明诗歌的人是否着眼于诗歌里的“宗教意蕴”，这个我还真不清楚，貌似唐代人没有，明清人也没有，反正就不知道是什么人在被他们的宗教意蕴触动，大概是看到“日隐涧疑空”就想到佛教之空的作者本人吧。

>>No.58176853
终极问题之，作者论述的核心偏差在哪里？

作者论述中永明诗歌的两个特点，“细腻的声色描写”、“宗教意蕴”，实质都是南朝中后期宫廷文学的特征，他整本书都将沈约王融谢朓等人视作“宫廷文人”，作者认为：

【在本书中，我始终将永明诗人称作“宫廷诗人”或“宫廷文人”。在中国传统语境下，“宫廷诗人”或“宫廷文人”的概念，时常带有负面的含义，像是在说这些宫廷诗人算不上是“真正”的诗人，而只不过是以诗文取悦主上的侍臣。】

由此，他呼吁大家要正视宫廷文学的艺术成就，同时关怀宫廷诗人的个体心灵：

【……这些诗句所展现出的山水之赏是永明诗歌唯一能够为个人选择发声的时刻。对宫廷文人而言，能够真正为其本人所拥有并传诸历史的，莫过于其回忆。鉴于永明诗人的生平和创作都与竟陵王萧子良密切相关，在此谨以萧子良对山水的回忆作结：blablabla】

只看这两段话，好像永明文学就是宫廷里的文学，永明诗人的日常是在宫廷里写诗，生活优渥但没有自由，唯一的自由在于偶尔写点山水——但是以传世文献揭示的永明诗歌面貌是这样吗？

最原教旨的永明诗歌，当然就是南齐永明年间的宫廷创作，主体是一些音韵和谐、辞藻华丽，初具近体诗雏形的咏物和艳情作品。但是这些作品几乎没有什么评价史上的影响力，作为南梁官方代表与唐代人科举教科书的《文选》只收录一篇沈约的咏物（《咏湖中雁》）和谢朓的艳情（《和王主簿怨情》），置于“杂诗”子类下，聊备一体，大致没有什么人认为这些诗歌具有很高的艺术成就，也没有人把它们当成沈约或者谢朓创作的主体。

而后来的“永明”诗歌，其实也就是指齐末梁初沈约谢朓的一些作品，吸收早期近体诗特点的五言古诗，题材以山水、行旅居多。永明体当然不止沈谢二人，但是王融死了，其他人文集散佚了，也就根本没法研究。

沈约和谢朓此时的身份，显然根本就不是什么文学侍从，因为齐明帝萧鸾并不爱好文艺，不组织文学活动，他们这个时候担任的也是正儿八经的官职，手头有人事或军事方面的权柄。他们作品中的主要问题，实质也是困扰过陶渊明/谢灵运的那个问题，无法抛弃家族责任的前提下，黑暗政局中的去与留。可以讲这是一个很悲剧的议题，已经退出了宫廷文学的范畴，因为他们面对的矛盾不是宫廷的优渥和山野的贫困，而是家族的束缚和政局的残忍。让他们欲采蘋花不自由的也不是宫廷生活这种单纯威权、利益的压迫诱惑，而是荒谬社会下人性的撕扯，对精神超脱境界的渴望。换而言之，这不是宫廷文学的问题，是整个南朝中后期社会的问题，也不是宫廷诗人的困境，是当时所有精神上不能麻木的人的困局。

但是永明声色这本书的作者，呼吁大家正视“宫廷诗人”的同时，又把这些人完全附庸于宫廷的中心人物（萧子良），认为他们的作品是一种附庸状态下偶然的个性展现。然而自南梁至于今天的研究，沈约可以作为南朝中后期士大夫精神文化的绝佳样本，谢朓本人的文学特色具备南朝向唐诗转化的诸多先声，反而并没有什么人去研究萧子良的哲学和文学。如前所述，作者为了说明宫廷诗人的附庸性，居然能把谢朓在腥风血雨中写出来的作品心态诠释为沉闷无聊，所以真正是永明诗人只能偶然地展现自己的个性，还是作者只能让永明诗人偶然地符合自己的论点，因此必须大量地误读和断章取义呢？真正在历史流转中丧失自我的，是作为权力结构崩塌的南齐皇室，还是沈约王融谢朓这些人呢？

要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其实应该注意南齐皇室在文学上的相对低素质。中古宫廷文学的运作模式，皇帝和皇子/王子很容易就能成为其中的焦点、中心、佼佼者，其中曹魏可以说是凭借王室成员自身无可争议的杰出天才而实现这一点的，萧梁则部分地有赖于梁武帝采取的政策。只有南齐，作为他们东道主的竟陵王萧子良，真的就只是东道主而已，从而形成一个有趣的格局，帮助我们瞥见南齐——夹在刘宋和南梁中间，士族文学和宫廷文学的修罗战场——以京城为中心的文学/政治奇妙一角。

To be continued

>>No.58177528
永明声色这本书作者以萧子良的一段描写作为论述的结束，我则选取南齐书中另一个侧面作为本段讨论的基础：

【（萧子良）所著内外文笔数十卷，虽无文采，多是劝戒。】

南齐书的作者萧子显是南齐宗室，因而厌恶萧鸾，同情萧子良，但是他显然不觉得萧子良有很高的文学才能。即以宗教而言，萧子良也更像是一个热心的笃信者，而不是沈约、萧衍那种深有研究的学术派。史书中记载萧子良的一些文化活动，如净住子的编撰，古今篆隶文体的编写，或隐或现都能看见王融的痕迹——王融替净住子一书撰写颂赞，而古今杂体书法的归类恰好也是王融的专家之学。可以说，萧子良本人并不是一个卓有才能的文学家或学者。

这当然无损于萧子良的人格魅力，我们知道他是一个温厚爱民、关心国事的“当时贤王”，萧子良的另一个特点是，不擅权术、不喜争斗，以至于最后主动放弃了权利角逐。所有这些因素加起来，最后导致，萧子良虽然是永明文学最重要的东道主，却始终无法成为一个真正的焦点。

一般认为，王融谢朓文集里大量咏物诗，都是宫廷文学的产物，然而它们真的出于竟陵王的意志吗？六朝文集传到今天者寥寥，我们读到的很多都是明清重辑本，然而幸运的是，谢宣城集有宋代人家藏之旧本，虽然十卷体例（前五卷诗赋，后五卷文，文部分宋代人未刊印）并非梁陈和隋代人看到的十二卷+逸集一卷版本，但它显然保留了六朝旧本的诸多风貌，如作者自注和他人唱和之作等。王融诗歌则有赖宋代人考古发现的古文苑保留，古文苑卷九存有大量王融诗歌，且自注和唱和作秩序井然，底本应该也是一个很好的唐代本子。通过这些材料，我们可以发现一个事实：

王融谢朓的很多宫廷诗作，实质是在沈约组织的活动中写出来的。

谢朓诗集中很多咏物赋题，实质是“同沈右率咏blablabla”，王融也有这种情况，“于沈右率座blablabla”。沈约一定是这几次诗会的主要组织者，因为如果有皇室成员参与，他们必然会在诗题里标注“奉xxx教作”，而不是沈右率如何如何。

当然，这些沈约组织的活动，也免不了宫廷文学的所有特点，主题单调，风格华丽，热衷自表忠心等等。下面我们用一组诗来尝试探索，永明年间的宫廷诗歌，它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发生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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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一组沈约、王融、谢朓同场合创作的咏物诗，按照古文苑和谢宣城集，是沈约作为东道主的一次宴会，他们每个人选择一件乐器吟咏。

永明宫廷文学的咏物诗大多数非常乏味，它们的前半部分通常是赞美所咏之物的良质美材，后半部分则是称赞它为贤主人使用的命运，或者不能被使用的悲伤——这个时候又往往会加入女性的描写作为软涩情和臣妾心理的寄托。即使皇子们不在场的情况也如此，皇权隐形地存在着。

沈约作品，咏箎，技巧可谓非常娴熟：

江南箫管地，妙响发孙枝。
殷勤寄玉指，含情举复垂。
雕梁再三绕，轻尘四五移。
曲中有深意，丹心君讵知。

关于“孙枝”，古文苑注释：言江南之地产竹多良，可为乐器，孙枝又其特异者也。于是要素就齐全了，有良质美材，有软涩情，最后表忠诚。

但是王融和谢朓似乎遇到了一点小问题，王融的作品，咏琵琶：

抱月如可明，怀风殊复清。
丝中传意绪，花里寄春情。
掩抑有奇态，凄锵多好声。
芳袖幸时拂，龙门空自生。

琵琶——是比较新潮的乐器，以至于它在古代文献中找不到一个很好的，说明其美妙资质的典故，王融不得不借了个“龙门之桐”的语典（尽管它本身指代琴瑟）。最后的点题：如果龙门的梧桐不被制成乐器由佳人演奏，只是空自生长，那它有什么意义呢？

谢朓的咏琴看上去问题更大：

洞庭风雨干，龙门生死枝。
雕刻纷布濩，冲响郁清危。
春风摇蕙草，秋月满华池。
是时操别鹤，淫淫客泪垂。

琴，作为一个有着悠久文化传统的乐器，显然很轻易就能勾连上龙门之桐的典故。然而在枚乘的《七发》中，龙门之桐具有悲剧性：它生于风雨雷电、鸟兽交鸣的大自然中，被砍下来做成琴材，其乐曲自然非常悲凉，“飞鸟闻之，翕翼而不能去；野兽闻之，垂耳而不能行”。

所以谢朓也不太能背离这个传统，他前文已经大肆渲染桐树遭受的风雨和苦痛，如果后文琴材欣然登场、欢娱嘉宾，那显然不是太对劲。于是他忽略了软涩情和表忠诚的要素，直接抒写远离龙门故乡的琴材弹奏别鹤之曲，于春风秋月之时引发游子哀思的场景。

如果按照宇文所安对初唐应制诗竞争性、互动性的分析，我们甚至可以猜测，王融诗中不属于“琵琶”的“龙门”典故运用，是对于谢朓偏离主题的一种提醒。但是我觉得宫廷诗人也未必都像宇文所安写的那样，天天互相警告、耀武扬威，所以这里就略过不提了。

不管怎么说，作为宫廷应制在沈约家里的一次排演，这几首诗还是比较成功的，它们音韵和谐、章法优美，虽然主题不那么标准，用典也有偏差，但都在一个可以接受的范围内。以南齐还比较惨不忍睹的群体创作水平而言（中古诗歌直到南梁中后期之前，群体平均水平都不太能看），写出这种诗足以在宴会中成为明星人物。

乐器——产地清幽、质地高洁，为人弹奏后发出乐曲作为对贤主人的赞美，无疑是这些出身“高贵”的宫廷诗人的最好象征。然而，尝试分析永明年间政治形势和文学状况，就会发现，诗歌中小小的纰漏和偏差，放大到现实中是无可避免的歧路和绝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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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文所述，萧子良是当时贤王，却实在不是天才的文学家。所以史书里实际的情况，以及文集里透露的消息，是南齐的年轻文人奉沈约为龟镜，而沈约也利用自己文坛领袖的身份组织活动，和皇室保持友好的同盟。年轻而野心勃勃的王融，则成为萧子良的密友，利用自身光耀的才能，替萧子良的文学和佛学活动摇旗呐喊。萧家是武将家族，琅琊王氏则是源流已久的门阀，王融可以在文化上大大加固萧子良的势力，萧子良也相对地给他提供政治特权。

永明运动的发起人，沈约、王融、谢朓，真的如他们的咏乐器诗所写，是良质美材吗？恐怕也未必。事实上，这三个人都是不折不扣的政治犯后代。祖上罪名是前朝旧事，并不会被歧视，但带来的后果是，他们没有特别亲近的宗族关系——王融谢朓都是从爷爷到他们自己，中间亲人一无所有的情况。而中央贵族如王谢，齐梁以来本来就是同宗之间甚为疏远的。这导致王融极为热心地去找自己族叔王俭献殷勤，基本上也成功了，王俭非常欣赏这个侄子，认为他将来可以接替自己家族领头人的身份，然而王俭早死，王融也就失去了政治上最靠谱的一个靠山。谢朓的情况更杯具，他的亲戚如谢朏正因为名望太高而纵酒自污，如谢超宗正因为家族没落得太厉害而酗酒自弃。而沈约，据说他年少时被宗人欺侮，显贵发达后不念旧恶。需要注意的是侯景之乱时期，沈约的孙子沈众居然回到吴兴拉拢起几千神勇的私兵，说是家族世代积累。考虑到沈约在父亲死后过的是通缉犯生活，需要讨饭为生，这股吴兴沈氏的私兵大致是他显贵发达后，注重和原本宗族修复关系、取得紧密联系的产物。

在南朝“振兴家族”的无上准则下，可以说这些人绝非光风霁月、管领春风的贵族才子，而是很迫切地希望与皇权发生联系，实现其政治目的的一流人物。因此，实在不能把永明宫廷文人的创作看成大量的身不由己和偶然的心声流露，倒不如看成不平等但很合算的交易，一种功利化的行为。他们真正的心声，其价值，以及其最终失败，to be continu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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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精致流丽的宫廷诗作不同，沈王谢和南齐皇室的关系可谓孽缘。王融，如前所述，是萧子良的密友与心腹，最后试图把萧子良推上皇位，但是萧子良最后关头退缩了，王融只能说“公误我！”然后褪掉盔甲回到中书省，不久被新任皇帝下狱。在监狱里王融又向萧子良求救，但是萧子良忧惧不敢救，二十多岁的王融也就这么送了命。

考虑到当时局势，不能说萧子良“没用”，他只是一个无法成为政治动物的、较有良知的人物，以至于始终被裹挟，被夺权。最后居然连自己最亲密的朋友都无法施救。与其说“不敢救”，不如说不能救——他自己不久之后也神秘死亡了。而选择萧子良作为君主的王融，最后关头听从萧子良的命令脱下盔甲离开，也说明他有少年心性而无枭雄手腕，求仁得仁，又何怨乎。

谢朓和萧子隆算是另一种情况。早年谢朓和萧子隆情谊甚笃，“流连晤对，不舍日夕”，当时人也觉得他们不太对劲，遂密报齐武帝把他们分开。谢朓大哭一场，写信给萧子隆求他不忘故情，日后再效忠于他。但是萧子隆从荆州赶到京城后，谢朓已经依附于萧鸾，一入侯门深似海，从此萧郎是路人。直到萧鸾杀死萧子隆，谢朓都没什么表示，甚至避嫌没去参加丧礼，只在此期间写了一篇莫名其指、哀怨暧昧的乐府诗。其实谢朓是写诗劝过萧鸾不要杀戮宗室的，大概他能做的也就这些了，也不必太过苛责。总之，萧子隆死后，谢朓还是在中书省当他的中书郎，写朋情以郁陶，春物方骀荡。

沈约和文惠太子更是重量级，文惠太子对沈约有知遇之恩，然后死了。沈约作为官迷王融和假清高谢朓以师长待之的长者，那更是一点政治节操没有的，很快就对萧鸾主动示好，萧鸾死后又帮助萧衍上位，劝杀齐和帝。晚年功成名就，遂把文惠太子当年的庄园遗址承包下来，修筑成自己的庄园终日徜徉。严格来说文惠太子已死，南齐皇室对沈约也没有别的恩惠，萧衍是沈约旧友，谢朓临终前又托付沈约以声名，他这么做其实也说得过去。

顺带一提，英明神武的齐武帝萧赜早就看出这些人都不是什么好东西，认为文惠太子和萧子良在治国上依赖沈约、王融的行为很不好，还不如自己任用寒门小人。最后齐武帝都病危了，听说谢朓在荆州和萧子隆不干好事，还拼着最后一口气把他们拆散了，真可谓一生都为文人蛊惑儿子这事操碎了心。

由此基本可以看出，南齐宫廷诗人，并不是简单的恩主的附庸，他们的真实定位是既能利用自身的才能、素质，代替恩主引领都城文化的潮流，成为偶像，又在这个过程中不断为自己和家族谋取政治利益的人物。而他们想谋取的政治利益，其实本质也并非良性合作，像南梁宫廷文人那样的加官晋爵、阶级提升似乎也不能完全让他们满意，困扰王融谢朓等人，真正逼迫他们走入死路的，更在于一个日益远去的词汇，士族曾经的尊严和骄傲。这也是我想说明的，永明声色这本著作真正忽略的点：南齐在宫廷文学之外，士族文学往昔的蜃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