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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像发了两次一条，anyway大家将就一下看吧（）

意大利康米党（PCI）从未处理过此事，但它与1974年在《马克思主义批判》的第3-4期上发表了卢西诺·格鲁（Luciano Gruppi）的一篇文章，其中提出了以下的观点：“恰好是我们认为必须在社会与自然之间建立的关系告诉了我们同性恋在多大程度上打破了这种关系，因为同性恋违背了任何物种的本能，即物种的延续。因此，同性恋使人变得贫乏，并且深深地影响了人的个性。它诞生于孤独，往往也以孤独告终。”同性恋工人与学生在党内活动时有多么不舒服是不言而喻的。1975年，皮埃尔·保罗·帕索里尼（ Pier Paolo Pasolini）被谋杀在党内掀起了一番争论，而该党派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改变了对同性恋的态度，这一切都是在其日益趋近改良派的框架下产生的。

因此，新同性恋运动的挤活动家们本可以克服得到让他们能普遍的政治折衷主义的通常政治视角，但他们却被工人运动推开，最终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从组织的角度来看，1974年FUORI与激进党合并——在当时激进党倾向左翼——从而放弃了革命的理念。因此，FUORI的一些领导人物，比如马力欧·米埃（Mario Mieli），与该运动决裂，就此转投议会外（extra-parliamentary）左派，不幸的是，在当时，议会外（extra-parliamentary）左派也陷入了不可逆转的困境。

在20世纪70年代的阶级斗争浪潮逐渐沉默后，我们可以发现同性恋解放运动四分五裂，退缩到了争取福利的活动层面，比如20世纪80年代的艾滋病问题。又团结起来反对恐同暴力，再到为了反对法律的歧视斗争，最后到为了追求公民权斗争。因此，一方面，同性恋团体又回到了 50 年代的改良主义和退让的做法，另一方面，它又依靠 70 年代斗争的成果，一劳永逸地宣布了同性恋的自然性、自豪感和尊严。当然，这一切也迫使了科学家在随后的几年里改变态度，承认了同性恋行为的正当性，从而打破了同性恋斗争的孤立态度。在这基础上，意大利的阿尔西同性恋协会（Arci-gay association）发展壮大，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几个机构发展成了如今遍布全国的网络。

第六部分完，以上。
欧洲当年左左内斗真是难绷，难怪福柯被吓怕了还不敢承认自己是左翼。

尽管20世纪80与90年代各种运动的衰落导致了解散和退出斗争，但在学术界，人们开始了一个新的议题，即性别认同。围绕着这一问题，产生出了所谓酷儿研究与酷儿理论。这一次与最早出现于1990年，当时，朱迪斯·巴特勒出版的《性别麻烦》一书，此书成为了进一步诠释的基础与参考。

这些理论从未成为一种普遍的理论，其核心观点为批判性别认同和男女生理性别存在于自然界的观点，认为这些观点是异性恋社会规范化的产物，即基于异性恋话语的二元化确立为规范（并且通过权利）的产物。这是一个思想链条的最末端，从分离女性主义（feminist separatism）（反对父权制社会，同时分离男性与女性），经过分离女同性恋主义（lesbian separatism）（女性不被肯定的原因是她被视作为男性的附属，因此只有政治意义上的女同性恋才能反对意识形态上的男性统治），最后以酷儿理论结束（任何形式的性别认同都是异性恋父权社会下意识形态的结果，因此必须抛弃这些）

现在，对于那些不能自由表达自己的性别认同或性取向的人来说，这些理论会因为其看起来是对社会压迫（social impositions）的激进拒绝而具有吸引力。问题是，只要我们再深入一点，就会发现这些理论对于任何试图真正改变现状的人来说都是死胡同。

巴特勒认为，性别认同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表演性地创造出来的，也就是说，性别认同是在对于既定规范和话语所决定的行为进行重复的基础上形成的。这一观点借用了福柯的观点，“福柯认为，在身体被话语确定之前，身体并没有被赋予任何重要的‘性别’，通过话语，身体被赋予了自然或基本性别的‘观念’。只有在权力关系的背景下，身体才能在话语中获得意义。性是一种历史特定的权力、话语、身体和情感的组织。因此，福柯认为，性产生了‘性别’，这是一个人为的概念，它有效地延伸和掩盖了导致其产生的权力关系。”

因此，男性与女性，以及异性恋，男同性恋，女同性恋，双性恋，都是这一机制产生的虚幻结构，因为如果所谓生理的性别不存在，那么性取向就不会存在。

这一例子能够说明将片面的真理与现实割裂开后将其作为理论的全部所制造的概念究竟能够多么不知所云。没有人会质疑一个人的意识受其成长所处的社会环境的强烈影响这一事实。然而，从这个正确的前提出发，否认男女性别的存在及其解剖学和生物学上的差异又有什么意义呢？除此之外，即使我说我的意识（即我的性别认同）是由我所生活的社会所决定的，那这是否并非真实？恰好相反的是，它反映了我真实的生存条件，包括自然的与社会的，并将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改变。

但是，最重要的是：鉴于这种理论，我要如何为性解放而斗争呢？简单来讲，我不能。再次引用巴特勒的话：“因此，权力既不能被收回，也不能被拒绝，而只能被重新部署。事实上，在我看来，同性恋实践的规范重点应该是颠覆性和戏仿性的权力重新部署，而不是全面超越权力的不可能的幻想。”这代表着我们所能做的最好的便是对性别认同进行戏仿与讽刺，以表明它们并非是自然的产物而是被塑造的。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可以表达性别不存在，这样就可以“在父权制与强制性的异性恋结构外构建新的性别模型”山中诞生了后现代老鼠：我看到了性别压迫，但我放弃了阶级分析，因此我再也看不到这种压迫的原因，再然后，我提出了压迫（或者更好的说法：压迫的单一特殊方面，即异性恋权力）是一种形而上的实体，一切都依赖于它，而我却丝毫不知道如何推翻它；我唯一剩下的颠覆形式就是陷入主观主义，在这种主观主义中，我否认现实，我认为每个人都可以创造自己的现实，而在我自己的意识之外，根本不需要改变任何东西。

统治阶级并不惧怕这些理论，这一点不足为奇。同时，我们可以轻易的意识到这些理论在学术圈外几乎毫无用处。所有迫切需要在现实世界中争取自身权利的人，最好用更尖锐的理论和斗争形式来武装自己。

在这里，我们不妨了解一下在近期的运动中十分流行的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这一思想。这代表着社会中或多或少的存在多种形式的压迫（性别，种族，阶级，性取向等），这些压迫互相交织，彼此重叠着，因此斗争是横向的，可以将彼此之间联合起来。

巴特勒自己也强调，削弱“女性”这一普遍的范畴（universal category）的必要性来自“女性的批评，他们声称‘女性’这一范畴具有排他性与规范性，并且带有未标明的种族与阶级特权的意识。”完全正确！对于工人妇女和资产阶级女性来讲，性别压迫式不一致的。当争取妇女解放的斗争质疑统治阶级的特权时，就会导致阶级分化，资产阶级妇女会离开斗争，因为她们必须捍卫自己的物质阶级特权，甚至在家庭中仍然从属于她们（那资产阶级）的丈夫。

当我们进入经济斗争领域（争取住房、工作、医疗保健等）时，我们在 LGBT 运动中也看到了同样的情况，而这一切恰好是公民权利的具体体现。这些话语只是在以最简单的方式告诉我们，社会的基本矛盾——阶级矛盾——决定了我们斗争的框架，只有推进阶级斗争直到推翻资本主义，我们才能够为各种反对社会中压力与歧视的斗争提供胜利的前景。

如果我们抛弃了阶级斗争是这一切的核心这一观点，那我们还剩下什么?我们只能不停地——也是不彻底地——在不同的运动（LGBT，反种族主义，绿色环保等）中辗转建立联盟，其组成与结构各不相同，具体取决于在哪一时期哪个运动最强大。按照后现代的角度，这种方式甚至会重新定义参与者自身的身份：“一个开放的联盟确认了目的的变更与身份的变换，它将会是一个开放的集体，允许趋同与分歧，而不服从被定义的封闭性与规范。”因此，即便是我的自我认同也会因为会议的举措而被改变，难怪人们会因此感到困扰。。。

这些理论在阶级斗争沉寂的时候开始发展并不奇怪，因为斗争的主体——即工人阶级——是缺失的。因此无法提供推翻资本主义及其制造或延续的一切压迫的真正可能性。阶级斗争的兴起将一如既往地对意识形态领域产生明确的影响。

第七部分完，以上。
作者对巴特勒和福柯的理解其实可以看出来还是有不少问题的，但是他准确的指出了现代大部分后现代左翼学者的问题，即在非学术界的领域不够犀利。虽然在我看来现代左翼在学术界如此领先却在实践上衰落的原因并不仅限于后现代的问题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