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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剧与悲剧的经典结构范式，以感情色彩为依托，让人更加注重感受，同时也要指出在理智上，就面对矛盾的态度还可细分为幽默与对抗。
那么这种所谓的矛盾指的是什么呢？
说的好听些，“达则奉时以骋绩，穷则独善以垂文。”即人在现实无法达到所以转而投身艺术创作。
艺术源于生活，但必须从生活中出走，这就是为什么艺术品并不是与现实越像便越美的根本原因。史学著作诉说真相，而文学作品展现人的希望。
既然文学书写生活，那么文学的矛盾必定是移至自生活中的矛盾。对这种矛盾的解读是多样的。如在序言中提到的自在与自为的矛盾，理想主义求之不得的矛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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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无论是怎样的矛盾，对矛盾的态度却只有两种，一种是残酷的幽默。旨在把握一定矛盾关系后，用回避消解的手段，把事貌的表征与其相似的某种以滑稽的形式联系起来。成功的幽默使得矛盾依旧存在，可忽视变成了常态，哪怕只是提起它的人都会被当作故事的一部分，而沦为笑柄。
与之相对的另一种则是对抗，其旨在上升到形而上认识的同时，仍然坚持一极的固执，不愿放弃，直到两者完全同归于尽才会结束。这种对抗类似荒诞意义上的“造反”，可以想象过去的农民起义，想象斯巴达克斯在斗兽场的种种，与其说是人，不如说是兽，对抗就是“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的困兽之斗。⁵
加缪认为“造反”是仅在西方世界讨论才有意义，这是正确的，世界各个民族的主体思想并不完全一致，西方的造反在根源上反对的是与上帝相对标的道德价值观念，而在东亚文化地区全然不同，硬要说的话，这是一个以旧时代道德伦理而建构的体系，上帝并不在场。就现在可以总结一些共性，造反就是要以反对一切道德而实现的。⁶
5.可无论矛盾的冲突如何，把握矛盾的正确与否，对于人来说只有两种选择。接受或不接受，而无论个体的接受与否都不会影响这件事发展的本身，历史就是这么回事。对于现代人，尤其是在过去便持有泛神论或多神论思想的民族，至少大多数我们的国人，想象上帝的存在是件极其困难的事。上帝何其荒谬，怎么可能有一种存在既无所不能又无一所能呢？就这一点上，便又产生一种熟悉。人民既是历史及一切的缔造者，却又对改变自身的生活现状无能为力。在现实中这样的思考是不值一提的谬论，而在文学中，主体审美占据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对此的结论“人民是上帝”实难以驳斥，可又不好接受。
虚无意义就是被夹在中间的矛盾态，在形而上上虚无体现出一种消解与超脱，力图摆脱一切从而不构成价值判断。而其又固执的坚持一种反叛，在对立面否定一切价值判断。
以不构成价值判断为目的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判断。要么我们完全不能谈论虚无，要么他将陷入二律背反的深坑。
文学的虚无性质就体现在知性的对抗当中，以否定一切价值的价值——反抗性出现。
自诗经以来，中国古代文学便以孔子解读的谐隐为最高追求，尤其是在政治诗赋上，以美刺、婉讽称著。在矛盾的接受上，所谓的美刺 便是一种极别扭的形式。因为其未必认识到矛盾（至少在文本上没有体现涉及到根源的部分），只是诉说各不公现象而好像没有做进一步深刻的思考。诗经中不乏其敢于直言的诗句，看似接近反抗，实际仍抱有寄希望于明君礼义的幼稚幻象。
文学的后现代化必将以敢于摧毁一切旧道德的基础为核心，哪怕其招致于可预见性的沦丧。
（关于此，我有一个绝妙的想法去写一篇关于“萨德与李贽造反对比”的散论，可惜这里空白的地方太小，写不下…）
6.《国语·晋语一》：“民生于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师教之，君食之。”而就现代文化看来每与反之，便八九不离十了。在纠正父性崇拜上，我们有女权/平权主义，在教育学上我们主张学生是学习活动的主体，君主制早已消亡百年，更重要的是强调是要将生产资料把握在劳动者手里，并非有什么君食之，而是自食其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