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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墙起义”改变了同性恋运动的面貌与其性质，它不再是一个由科学家与委员会组成的小团体，也不再认为同性恋是异常，而是以其身份自豪。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到20世纪70年代的阶级斗争浪潮影响下，我们可以看到运动逐渐左转的重大改变，而且这其中还出现了一些自称革命者的小团体，尽管他们的理论基础混乱而且并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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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石墙事件”后，1969年7月初，同性恋解放阵线在美国成立。该组织采取反资本主义与第三世界的立场，相当支持黑豹党的斗争。一些国家也出现了类似的组织：例如1970年成立的英国解放阵线，这一组织聚集了数百名积极分子，但随后在政治上四分五裂；法国的同性恋革命行动阵线（FHAR）还有比利时的同性恋革命行动（MHAR）。

1971年，意大利同性恋联合革命阵线（FUORI，意大利语缩写为OUT）成立。其他的意大利同性恋解放团体并没有多少人，都灵，米兰和罗马的三个组织各自都只有一百多人（这三座城市有着极大的政治格局差异）。最初，FUORI的报纸每月在报刊亭出售，印刷数不过八千份。

1972年4月5日，FUORI在圣雷莫市举行了第一次示威游行，意在反对世界性学大会，这一大会的目的是讨论同性恋的原因与治疗方法。在其议程中，有学者提议对同性恋施加轻微但足以造成疼痛的点击，并且配上裸男而非裸女的图片，另外的疗法则是部分性切除脑组织。

在会场外，数十名活动家举着写有“把你们的电极塞进自己的脑子里吧，精神医生！”的标牌，并喊着“我们是正常的！”这一口号。在会议厅中，FUORI的成员安杰罗·佩扎（Angelo Pezzana）在发言的开头表示“我是同性恋，而且我很开心我是同性恋。”这次示威代表着同性恋运动的转折点，也标志着与部分温和的同性恋支持组织的决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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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与工人运动的联系是很重要的：在该报刊（即FUORI报刊）的创刊号上，编辑部成员呼吁“革命者（异性恋）同志们首先了解同性恋的现况。”这是因为“性压抑（sexual repression）是任何压迫性制度最首要，最狡猾与最危险的征服手段（subjugation）”。FUORI激进分子们写道，“我们认为，进行性革命与各国已经开始的政治革命并不冲突。”

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政治上无比混乱而且不协调一致的组织，但它却在物质环境的推动下走向了社会完全革命的道路。如果劳工运动能有马克思主义的领导，那么它就能够为这种变革提供一个具体的理论基础，并结合一个能够将反对资本主义剥削的斗争与反恐同的斗争结合起来的革命纲领。与之相对的是，改良派和斯大林主义者却对这种姿态予以了公开的敌对态度。

圣雷莫示威游行的几周后，1972年5月1日，FUORI 罗马分部与其他团体一起在鲜花广场组织了一次示威游行，“庆祝欢乐，反对工作与追求性解放”。此时，一群非议会的左派活动家来到了这里，“他们宣称自己是Potere Operaio（工人力量，一个意大利极左组织）的成员”大喊着“从鲜花广场上赶走基佬”的同时向活动参与者泼水。

圣雷莫示威游行的几周后，1972年5月1日，FUORI 罗马分部与其他团体一起在鲜花广场组织了一次示威游行，“庆祝欢乐，反对工作与追求性解放”。此时，一群非议会的左派活动家来到了这里，“他们宣称自己是Potere Operaio（工人力量，一个意大利极左组织）的成员”大喊着“从鲜花广场上赶走基佬”的同时向活动参与者泼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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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康米党（PCI）从未处理过此事，但它与1974年在《马克思主义批判》的第3-4期上发表了卢西诺·格鲁（Luciano Gruppi）的一篇文章，其中提出了以下的观点：“恰好是我们认为必须在社会与自然之间建立的关系告诉了我们同性恋在多大程度上打破了这种关系，因为同性恋违背了任何物种的本能，即物种的延续。因此，同性恋使人变得贫乏，并且深深地影响了人的个性。它诞生于孤独，往往也以孤独告终。”同性恋工人与学生在党内活动时有多么不舒服是不言而喻的。1975年，皮埃尔·保罗·帕索里尼（ Pier Paolo Pasolini）被谋杀在党内掀起了一番争论，而该党派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改变了对同性恋的态度，这一切都是在其日益趋近改良派的框架下产生的。

因此，新同性恋运动的挤活动家们本可以克服得到让他们能普遍的政治折衷主义的通常政治视角，但他们却被工人运动推开，最终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从组织的角度来看，1974年FUORI与激进党合并——在当时激进党倾向左翼——从而放弃了革命的理念。因此，FUORI的一些领导人物，比如马力欧·米埃（Mario Mieli），与该运动决裂，就此转投议会外（extra-parliamentary）左派，不幸的是，在当时，议会外（extra-parliamentary）左派也陷入了不可逆转的困境。

在20世纪70年代的阶级斗争浪潮逐渐沉默后，我们可以发现同性恋解放运动四分五裂，退缩到了争取福利的活动层面，比如20世纪80年代的艾滋病问题。又团结起来反对恐同暴力，再到为了反对法律的歧视斗争，最后到为了追求公民权斗争。因此，一方面，同性恋团体又回到了 50 年代的改良主义和退让的做法，另一方面，它又依靠 70 年代斗争的成果，一劳永逸地宣布了同性恋的自然性、自豪感和尊严。当然，这一切也迫使了科学家在随后的几年里改变态度，承认了同性恋行为的正当性，从而打破了同性恋斗争的孤立态度。在这基础上，意大利的阿尔西同性恋协会（Arci-gay association）发展壮大，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几个机构发展成了如今遍布全国的网络。

第六部分完，以上。
欧洲当年左左内斗真是难绷，难怪福柯被吓怕了还不敢承认自己是左翼。

尽管20世纪80与90年代各种运动的衰落导致了解散和退出斗争，但在学术界，人们开始了一个新的议题，即性别认同。围绕着这一问题，产生出了所谓酷儿研究与酷儿理论。这一次与最早出现于1990年，当时，朱迪斯·巴特勒出版的《性别麻烦》一书，此书成为了进一步诠释的基础与参考。

这些理论从未成为一种普遍的理论，其核心观点为批判性别认同和男女生理性别存在于自然界的观点，认为这些观点是异性恋社会规范化的产物，即基于异性恋话语的二元化确立为规范（并且通过权利）的产物。这是一个思想链条的最末端，从分离女性主义（feminist separatism）（反对父权制社会，同时分离男性与女性），经过分离女同性恋主义（lesbian separatism）（女性不被肯定的原因是她被视作为男性的附属，因此只有政治意义上的女同性恋才能反对意识形态上的男性统治），最后以酷儿理论结束（任何形式的性别认同都是异性恋父权社会下意识形态的结果，因此必须抛弃这些）

现在，对于那些不能自由表达自己的性别认同或性取向的人来说，这些理论会因为其看起来是对社会压迫（social impositions）的激进拒绝而具有吸引力。问题是，只要我们再深入一点，就会发现这些理论对于任何试图真正改变现状的人来说都是死胡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