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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45岁的乔治·普莱斯离开美国，只身前往伦敦。

此时他的命运已经足够不凡：他儿时就显露出“惊人的数学天赋”，获得了化学博士学位，曾在哈佛执教，在贝尔实验室、IBM任研究员，后来又作为科学记者执笔撰文。同事和学生评价他他傲慢、孤高、目中无人，却对知识有“近乎贪婪的好奇”。

1950年，他的婚姻破裂，两个女儿跟随母亲生活，普莱斯开始孤身漂泊。

1966年，普莱斯接受手术切除甲状腺瘤。这场手术导致他的右脸和右臂失去知觉，同时不得不终身服用甲减药物。他的女儿回忆称，父亲手术后，常常在信件中表露严重的抑郁情绪。

许是料到自己不久于人世，又或者是他近乎偏执的求知欲作祟，他决定孤身前往伦敦，加入高尔顿实验室，完全投身于社会行为学与理论生物学的研究。

此时，利他主义是整个西方世界最热切关注的科学问题之一。如果自然选择青睐自私的个体，为什么蚂蚁、蜜蜂甚至人类会为他人牺牲自己？达尔文对此困惑不已，他在《The Descent of Man and Selection in Relation to Sex》中断言：“（利他行为）似乎与自然选择相悖。”

jmjp

>>No.68408602
脑子一抽串首怎么打错了( ﾟ∀。)

>Wovon man nicht sprechen kann, darüber muß man schwei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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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尔顿实验室，普莱斯阅读了一系列当时关于利他行为的论文，并因此接触了William D. Hamilton（威廉·D·汉密尔顿）的工作。

汉密尔顿是个相当反常规的生物学家。他在攻读遗传学本科后，又在伦敦经济学院和伦敦大学学院接受了严格的经济学训练，最终毕生致力于研究演化生物学、社会行为学和生物哲学的研究。因此他的研究往往带有很浓厚的古典经济学味道。

经济学嘛，学到最后就是失去人性ᕕ( ﾟ∀。)ᕗ

言归正传，总之普莱斯读到了汉密尔顿关于亲缘选择的若干工作。在这些工作里，汉密尔顿提出：利他行为之所以进化，是因为它帮助了和自己共享同样基因的其他人。利他行为在本质上还是基因的利己。

普莱斯被迷住了，但他朴素的价值观告诉他事情可能不仅仅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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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莱斯的数学天赋在理论生物学中大放异彩。

1970年，普莱斯在Nature上发表了题为《Selection and Covariance》的论文。（题外话，这篇文章现在在nature.com/articles/227520a0 上仍然可见）在这篇短小且与周围格格不入的文章中，他提出了那个著名的普莱斯等式。

这个公式后来被写成这样：
Δz = Cov(w,z) + Ew(Δz)

简单来说，这个理论公式描述的是一个性状或基因z如何在种群中变化。

Δz是这个基因的变化程度。
第一项Cov，也就是协方差，描述的是基因与个体适应度w的统计关联。如果基因z对生存繁殖（也就是w，生物适应环境的程度）有利，那么协方差为正，有利于Δz升高。
第二项Ew则是一切遗传过程中意外的总和。

这个方程明确地指出，任何进化出的利他行为，都是 1.意外改变影响下服务于 2.基因的自私传播的产物。

这个公式的伟大之处在于其普适性。基因，个体，谣言，文化模因——一切都可以用这个公式来说明。普莱斯用一页文章，叩开了群体遗传学、传播学等等学科现代化的大门。

学界很快就意识到了这篇文章的价值，一时间普莱斯声名鹊起，在理论生物学和生物哲学界俨然一颗新星。汉密尔顿，John Maynard Smith等大家纷纷向他抛来橄榄枝。

理论化数学话的工作完成了，可很少有人想到公式的背面意味着什么。

很快，普莱斯的老师和同事们意识到，普莱斯变了。

>>No.68410237
*数学化

普莱斯在文章发表后陷入了深深的空虚。他在向朋友的信件中反复提到：“我好像剥开了一颗洋葱，却发现里面什么都没有。”

一个毕生秉承朴素的善良价值观，并苛求理性和证据的人，忽然发现自己的方程正在用数学的锐利切碎道德世界的一切温度。

出于好奇，我问了Deepseek和Gemini他们对普莱斯方程的看法。Gemini告诉我，普莱斯方程的优越性就在于它的通用性：
>不依赖于任何机制，只要能定义z和w，普莱斯方程就适用。

我只能哑然失笑。普莱斯方程的绝望之处就在于这里——它只描述“怎么样”，不告诉你“为什么”。

到头来，人类引以为傲的道德与智能，索姆河畔和中途岛上的硝烟呐喊，乃至过去一切不计代价的牺牲和超越算计的善意，被还原为数学上两个随机离散变量的简单和差。

这就是道德，和一切基因共享同一套机制。

普莱斯提到，他原先曾认为“人类与动物的分别就在于道德”。我不忍心想象这个公式如何毁灭了他的一切认知。他用自己的理性和循证方法，亲手摧毁了他引以为傲的人类的道德世界。

这就是科学的胜利，就是唯物主义的胜利，

>>No.68410376
不小心点到发送了
，如果是我的话会觉得真善美不能用公式说明而是必须要依赖什么“信仰”或者“神迹”才是更令人绝望的

调阅出的他那些日子里，写给朋友的信的原档，往往令人不忍卒读。这些信里常常出现大面积激烈的涂抹和因沉思过久滴下的墨水，在写到某些句子时有明显的颤抖和迟疑。

普莱斯开始追问：如果迄今为止所有的利他行为都服务于自私的基因，那是否存在“纯粹的利他行为”——完全出于善意，不求回报，甚至是基因层面的利益？

他的朋友们发现他变得愈发孤僻。他辞去了实验室的工作，只靠积蓄和偶尔写作的稿费捱过无尽的日子。他长时间呆在图书馆，翻阅大量的神学、哲学、科学著作。他的手稿上写满了复杂的数学公式和神学箴言。

他的朋友后来回忆：那时的普莱斯“眼神恍惚，仿佛在寻找什么看不见的东西。”

可是一切资料都只能沉默不语。

1972年，普莱斯开始进行一场惊人的实验。他变卖房产，为流浪汉无偿提供钱财、医药和饮食。他本人则露宿街头，和流浪者们同吃同住。

我们已无从得知那段时间他在想什么，或许他觉得通过这种给予，能触摸到他构想的，纯粹的利他。

他不再区分值得与否，他甚至开始为酗酒者买酒。只要有人求助，他就倾其所有。他的积蓄迅速耗尽，由于长期拒绝服药，健康也每况愈下。

面对苦难和人性，他再也没法用数学描述。他开始阅读《圣经》，去教堂礼拜，最终受洗皈依基督教。

普莱斯的实验持续了两年。没有一个人被改变。

他帮助了上百名流浪汉，却没有一个人因此戒毒、戒酒，没有一个人不再抢劫，没有一个人回归家庭。

更讽刺的是，一些人开始利用他的利他行为，编造故事骗取钱财，甚至偷走他仅剩的外套。普莱斯在日记中如此写道“我好像在用勺子杳干大海。每舀一勺，就有更多的水涌进来。”

长期的风餐露宿、药品缺乏和营养不良彻底摧毁了他的身体。他却拒绝接受治疗，认为这是“自私的表现”。他与两个女儿、旧日的同僚和老师断绝了所有联系，再度回到孤身状态，仅仅有时出现在伦敦大学学院的花园，大喊“我有耶稣的热线电话！”

人类需要哲学

Laura Farnworth在针对普莱斯生平的调查中提出，在普莱斯生命的末尾，他终于终止了实验，开始关注自身福祉（虽然还是为了帮助别人）。他在银行找了一份保洁的工作，却也知道自己难以为继。

无论如何，我们知道的是，在他生命的末尾，1974年底，普莱斯开始撰写一篇长文，用数学和生物学原理阐明他的宗教体验。

在文章的开篇他写道：
>（普莱斯）方程揭示了利他行为的进化机制，却无法解释为何人类渴望超越利己的“善”。
>这种渴望指向上帝。

此时他已是风烛残年，受到强烈的幻觉、偏执和抑郁的困扰。他始终无法完成这篇文章，每写几页他就撕毁重来，同时留下了大量无法解读的数学手稿。

jmjp(´ﾟД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