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针对儿童的学校宣传批评并非等到战争后半段才出现。早在1914年10月31日，《学校》杂志——该杂志接替了1910年创办的《解放的学校》，并在1915年9月更名为《公立教师工会学校》——在其首期便采用了与当时其他教师专业期刊截然不同的基调。即使在冲突爆发之初，这本极左翼期刊完全无视当时的文化氛围，对战争和国家毫无提及。其立场仅代表教育界中的少数派。其第一篇与战争相关的文章直到1915年1月30日，在第十四期中才出现：这是一篇关于一列伤员到达的主题作文，建议计划更侧重现实而非英雄主义风格。除了个别例外，该评论在学校部分于1914—15年间几乎完全忽略了战争。对于新学年的九月份开学，《学校》杂志公开支持罗曼·罗兰，宣布反对灌输式教育，并拒绝在其为学生设计的练习中提及战争。从1917年起，该杂志从社会主义和相对温和的和平主义转向明确反政府的态度，继续忽略或提供偶尔被审查的负面观点看待战争。因此，教育界的学校文化并非完全同质化。
对主导话语内容的考察更是引人入胜。自1916年这一转折点以来，一名督学开始纠正巴兹阿尔普斯地区教师的一些初始选择。“学校必须继续为时事提供适当的位置。”他接着说，“但我认为我应该提醒你们注意某些危险：重要的是不要忽视课程中的基本教学内容，也不要以让孩子们了解与战争相关的信息为借口而放弃时间表。”这不再是将战争作为所有课程的基础，也不是系统地将当前事件融入其中，但不包括重大事件。甚至有必要“警惕通过系统性贬低某些敌对国家而扭曲某些主题，例如历史”。同样重要的是，“要注意不要因反复讲述恐怖事件而使学生感到不安”。这一发展偏离了最初的建议，1917年另一位普通小学督学对此变化进行了非常透彻的评估：在战争的第一年，学校中只有一个与战争相关的主题。教师被告知，并且教师们重复说，“必须教授战争。战争应该是所有课程向外辐射的关注中心。”由于这场斗争已经持续了两年多，一种新的观点逐渐形成，并基于非常合理的论据提出关注……回归常态。明智地，作者主张采取中间立场，在大多数情况下似乎已占上风。
尽管如此，1918年的教学与1914-15年相比相去甚远。到1917年，“战时学校”的记录并不乐观，这一记录是由“我们的孩子和战争”（Nos enfants et la guerre）调查得出的：基于22所学校教师返回的关于战争对学生影响的问卷调查，该调查得出结论认为“邪恶正在战胜善良”。它补充说：“好的方面无疑有所改善，但较差的部分目前更糟，并且数量相当。”该调查显示，“儿童教育水平下降”与物质困难以及“行为失范”有关。事实上，教育在智力和道德教育以及“动员”儿童方面的努力已经失败。一旦战争初期的特殊紧张局势结束，最初的计划不得不被放弃。其最显著的挫折——也是极具揭示性的——是“学校菜园地”的问题，该项目于1917年正式启动。最初的目标是在公共教育机构建立并通过学生耕种约1500公顷的土地以缓解农业危机，但这一目标从未实现。《教育评论》在其于1917年6月编写的首份报告中以及随后在1918年3月编写的第二份报告中指出，在不可预见的物质困难之外，一系列因素——学生的放弃、家长对怀疑会剥夺孩子受教育机会项目的不满、农民群体的嘲笑以及超过一半乡镇拒绝提供任何支持——使得这项行动彻底失败。
战时儿童的组织结构面临着一个重大的社会和文化矛盾，这是无法解决的。对此，要取得成功，就需要在正常时期包围儿童世界的网眼变得更加紧密。然而，全面战争的局势在这张网上造成了巨大的破洞，反而削弱了，而非加强了儿童时期传统的社会化结构。战争的每一个多方面的需求（学校建筑被征用，教师缺席，需要让儿童更频繁地留在家中从事农活，城市工作吸引从十二岁起的儿童通过紧张的劳动力市场，家庭成员休假归来等）都成为共和教育努力的障碍，这种力量自1880年代以来一直关注着学校出勤的规律性。从战争爆发开始，随着战争末期物质条件的恶化，学校督察员发出了警报。显然，情况在前线直接暴露的地区尤为严重，例如在兰斯，尽管在轰炸期间孩子们最终不得不疏散，但仍以英雄般的姿态在地下室进行课程，或者在1917年同样遭到炮击的南锡。索姆河再次提供了一个典型例子。1914-15学年比预期的干扰要少，尽管战斗和大量军队的到来造成了破坏；与战前水平相比，缺勤率并未显著提高，这让学校当局感到意外的满意。但在接下来的学年里，情况恶化，劳动力短缺加剧。1916年初最常提到的缺勤原因与需要让儿童留在家中从事农活有关，通常从九岁或十岁开始。从1916年到1917年，其他因素也被加入：亚眠的炮击，使用儿童收集家庭食物和取暖物资，或照顾兄弟姐妹。儿童们也参与了与过往部队不断流动的小规模贸易；最后，哀悼以及父亲或兄弟休假归来占据了大量学校时间，尽管田间劳作仍是缺课的主要原因。教师们的教育决心无疑在很大程度上防止了学校系统的彻底崩溃；在索姆省，1916-17年度学校出勤记录显示，75所可查学校的出勤率为零、差或不佳，51所学校的出勤情况尚可，而103所学校的出勤则为良好或非常良好。1917-18年度，即敌人最后攻势时期，情况更为糟糕，以至于所有统计数据都消失了。在塞纳-瓦兹省，1913-14年度的缺勤率为13%，战时超过了25%，甚至在某些机构中达到了50%。
教育中断的额外来源，尤具重要意义。在前线后方的区域，这种情况也具有相关性，尽管程度较低。1917年10月1日，一份部长级通告指出，“学生的求学态度从未如此严重地受到影响”，但并未提出改进措施。° 尽管现象的事实和原因难以精确评估，但青少年犯罪率的上升显然是战争引发的社会崩溃的一个明确信号。’ 公共教育部发布的通告仅限于敦促镇压“适龄儿童的流浪行为”，并建议警方将他们送回学校。 总体而言，似乎可以肯定的是，共和国的小学曾竭力动员的最年轻公民，在战争的帮助下增加了而非减少了他们的独立性。这里正是悖论的核心所在。教育体系希望在智力和道德上动员童年时期的孩子们，而此时孩子们却在很大程度上超出了其影响范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