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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极问题之,作者论述的核心偏差在哪里?
作者论述中永明诗歌的两个特点,“细腻的声色描写”、“宗教意蕴”,实质都是南朝中后期宫廷文学的特征,他整本书都将沈约王融谢朓等人视作“宫廷文人”,作者认为:
【在本书中,我始终将永明诗人称作“宫廷诗人”或“宫廷文人”。在中国传统语境下,“宫廷诗人”或“宫廷文人”的概念,时常带有负面的含义,像是在说这些宫廷诗人算不上是“真正”的诗人,而只不过是以诗文取悦主上的侍臣。】
由此,他呼吁大家要正视宫廷文学的艺术成就,同时关怀宫廷诗人的个体心灵:
【……这些诗句所展现出的山水之赏是永明诗歌唯一能够为个人选择发声的时刻。对宫廷文人而言,能够真正为其本人所拥有并传诸历史的,莫过于其回忆。鉴于永明诗人的生平和创作都与竟陵王萧子良密切相关,在此谨以萧子良对山水的回忆作结:blablabla】
只看这两段话,好像永明文学就是宫廷里的文学,永明诗人的日常是在宫廷里写诗,生活优渥但没有自由,唯一的自由在于偶尔写点山水——但是以传世文献揭示的永明诗歌面貌是这样吗?
最原教旨的永明诗歌,当然就是南齐永明年间的宫廷创作,主体是一些音韵和谐、辞藻华丽,初具近体诗雏形的咏物和艳情作品。但是这些作品几乎没有什么评价史上的影响力,作为南梁官方代表与唐代人科举教科书的《文选》只收录一篇沈约的咏物(《咏湖中雁》)和谢朓的艳情(《和王主簿怨情》),置于“杂诗”子类下,聊备一体,大致没有什么人认为这些诗歌具有很高的艺术成就,也没有人把它们当成沈约或者谢朓创作的主体。
而后来的“永明”诗歌,其实也就是指齐末梁初沈约谢朓的一些作品,吸收早期近体诗特点的五言古诗,题材以山水、行旅居多。永明体当然不止沈谢二人,但是王融死了,其他人文集散佚了,也就根本没法研究。
沈约和谢朓此时的身份,显然根本就不是什么文学侍从,因为齐明帝萧鸾并不爱好文艺,不组织文学活动,他们这个时候担任的也是正儿八经的官职,手头有人事或军事方面的权柄。他们作品中的主要问题,实质也是困扰过陶渊明/谢灵运的那个问题,无法抛弃家族责任的前提下,黑暗政局中的去与留。可以讲这是一个很悲剧的议题,已经退出了宫廷文学的范畴,因为他们面对的矛盾不是宫廷的优渥和山野的贫困,而是家族的束缚和政局的残忍。让他们欲采蘋花不自由的也不是宫廷生活这种单纯威权、利益的压迫诱惑,而是荒谬社会下人性的撕扯,对精神超脱境界的渴望。换而言之,这不是宫廷文学的问题,是整个南朝中后期社会的问题,也不是宫廷诗人的困境,是当时所有精神上不能麻木的人的困局。
但是永明声色这本书的作者,呼吁大家正视“宫廷诗人”的同时,又把这些人完全附庸于宫廷的中心人物(萧子良),认为他们的作品是一种附庸状态下偶然的个性展现。然而自南梁至于今天的研究,沈约可以作为南朝中后期士大夫精神文化的绝佳样本,谢朓本人的文学特色具备南朝向唐诗转化的诸多先声,反而并没有什么人去研究萧子良的哲学和文学。如前所述,作者为了说明宫廷诗人的附庸性,居然能把谢朓在腥风血雨中写出来的作品心态诠释为沉闷无聊,所以真正是永明诗人只能偶然地展现自己的个性,还是作者只能让永明诗人偶然地符合自己的论点,因此必须大量地误读和断章取义呢?真正在历史流转中丧失自我的,是作为权力结构崩塌的南齐皇室,还是沈约王融谢朓这些人呢?
要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其实应该注意南齐皇室在文学上的相对低素质。中古宫廷文学的运作模式,皇帝和皇子/王子很容易就能成为其中的焦点、中心、佼佼者,其中曹魏可以说是凭借王室成员自身无可争议的杰出天才而实现这一点的,萧梁则部分地有赖于梁武帝采取的政策。只有南齐,作为他们东道主的竟陵王萧子良,真的就只是东道主而已,从而形成一个有趣的格局,帮助我们瞥见南齐——夹在刘宋和南梁中间,士族文学和宫廷文学的修罗战场——以京城为中心的文学/政治奇妙一角。
To be continu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