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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聊死亡，与人们本身关系最近的，并且最为可控可讲的的死亡形式便是自杀。
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中
>>“自杀，为个体有意识地毁灭掉自我从而采取的伤害自身的一种自身行为，常常导致躯体的受伤，严重时甚至造成死亡，从而极大的危害自己及人类的生命及健康安全。”
既然从WHO的定义出发，我们知道了自杀是一种“个体有意识地”进行的自我伤害行为。
但是从社会学角度就可以推出一个问题：
>>如果这完全是个人的、心理的决定，为什么不同社会、不同时代、不同群体的自杀率，会呈现出如此稳定而显著的差异？

我猜你接下来要讲自杀论ﾟ∀ﾟ)σ

>>No.68329642
这就引出了社会学研究死亡，特别是自杀时，一个最核心的观点：自杀率是一种“社会事实”。
这个观点来自于社会学祖师爷之一的埃米尔·迪尔凯姆，
在他的名著《自杀论》中，推导出了这样一个结果：
>>自杀率的高低，不能简单地用气候、种族、个人精神病患病率来解释。相反，它和一个社会的整合度、规范度紧密相关。

或许从个体的角度来讲，种种原因都诱导他走向死亡，又或许他经历过痛苦的复杂的心理过程，但是这个我们暂时不讲，从社会学角度来讲，造成他死亡的原因就是有关社会的整体性的因素。

>>No.68329646
对了

赶上直播了( ﾟ∀ﾟ)前排卖瓜子花生矿泉水了啊

>>No.68329660
关于比较经典的几种自杀，我们大体可以分成四类，其中三类是后面要讲的重点，这四类是迪克凯姆的划分法，其实还有其他的有关自杀诱因的划分法。
那就是：利己型自杀、利他型自杀、失范型自杀与宿命型自杀。
其中前三种是我们接下来主要要讲的部分。
针对这三种，就要明确另一个有关自杀的定义：
所谓自杀，就是“任何由死者自己完成并知道会产生这种结果的某种积极或消极的行动直接或间接地引起的死亡”。
这个范围本身是比世卫组织所划分的自杀范围更广的。

>>社会的人必须以他为之服务的社会作为生活前提，他需要一种高于自我的生活目标和意义。
那么在这个前提之下，如果一个人失去了高于自我的那种生活目标以及活下去的意义，那么发生的情况就是利己型自杀。
利己型自杀并不是说他对于自杀者本身有什么好处，而是指其根源在于个体与社会的纽带的断裂。
也就是，当一个人无法从家庭、社区、信仰或职业团体等集体中获得情感联结、责任认同和价值支撑时，他的世界便会收缩到仅剩自我，用更通俗易懂的话来讲，就是进入了一种原子化的状态。
涂尔干所描述这一类类型的时候，指出了以下这些人中，相关死亡率的上升：
基督教教徒、自由职业者、未婚者、离婚者。
而在更现代化的理想类型中，这些人大概是什么样的呢？
这里举几个虚构的偏理想化的可能性的例子：
>>一位在城市独自打拼的年轻人，与原生家庭关系疏远甚至决裂，也未建立自己的家庭或亲密关系。当他遭遇重大职业挫折或确诊严重疾病时，无人倾诉，无人依靠，感到自己的存在与否对任何人都无影响。
>>一位曾将全部价值和身份认同建立在工作上的人，退休后突然失去了职业带来的社会联系、日常结构和被需要感。没有发展出其他社会参与或兴趣，感到自己成了“无用之人”。
>>在一个世俗化快速推进的社会，一个人脱离了曾经提供完整意义体系的宗教或传统社区，但现代社会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又未能提供足够的替代性意义来源。于是他感到一种泛泛的、无根的虚无，认为生活本质上是荒谬的。
>>长期失业，并且与社会脱节，感到被社会抛弃和遗忘，自尊心持续受损，最终产生强烈的无价值感和疏离感的人。

>>No.68329768
在这些情况的群体中，利己型自杀就有可能会更频繁，也更容易的发生。
或者说是当一个人与社会之间的整合过弱的时候，他就更容易想到，或更可能发生这种类型的自杀。
这方面其实可以讲到一个马哲中的命题，
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这方面其实也可以用于分析社会层面上，这些人为什么会因此而选择死亡。

一个人的完整自我不是空中楼阁一样的，是在他过去所生活的，以及现在所生活的环境的社会关系中塑造出来的。
人不是先有一个完整的“自我”，再去建立关系。恰恰相反，我们的思想、情感、价值感和身份认同，都是在与家人、朋友、同事、社群乃至与更广阔社会文化的互动中形成的。
那么当一个人，远离了自己过往所生活的环境，远离了过往所构成他的这些社会关系。
那么就会产生我们所推出的结果——他的“自我”便面临被瓦解的危机。
因为他谁也不是了。
他过往的社会关系在新的环境中并不存在，而他又没有建立起足够支撑他的新的社会关系。
他便变成了一个谁也不是的陌生人。
他过去的一切都是建构于其上的，那么他最后会选择的结局，极端来讲会是什么呢——那便是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利己型自杀。

从这方面来讲，我们或许可以称利己性自杀是一种——自我在孤立中的消散，过去所进行的一切行动，自己所进行的一切努力，突然之间变得轻浮而荒谬。
于是，最终，个体抵达一种“谁也不是” 的状态。

这方面来讲的话，我的看法是，其实利己性自杀算是一种追认性的“死亡”(*´д`)

因为其实在他的肉体死亡之前，他已经在社会性的层面上先死去了，在他变成那个谁也不是的人的时候，他便死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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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讲了利己型自杀，如果说利己型自杀是极度的孤立，也就是与社会的联结的断裂中放弃了自己的生命权，或者说在被剥夺意义之后，已经实质上的在社会上死去了的情况。
那么，利他型自杀则构成了光谱的另一极。它并非产生于联结的断裂，而是源于联结的过度紧绷乃至吞噬了“个体”的存在。
在这种情况下，个人与社会的整合如此之强，以至于个人的生命权、自主意志乃至整个“自我”，都被一个更庞大的集体意志、规范或目标所吸收和消化。
也就是对于他来讲，社会关系是存在的，但是社会关系是极度单一化的。
关系的极端单一化与绝对化直接指向了对于他来讲的人的异化。

迪尔凯姆将利他型自杀定义为：
在社会整合度过高、集体力量对个人形成绝对支配的背景下，个体出于对某种集体义务、荣誉或信仰的极致遵从，而主动结束自己生命的行为。与利己型的“冷漠社会中的孤独死”不同，利他型自杀常常笼罩着一种“热烈集体中的牺牲”的色彩。

他也对此进行了几种亚型性的区分，对于这里的区分以及相对应的被称为自杀的行为，这里不会做过多的额外的评价，只是因为他在此以这种方式分类。

>>义务性利他自杀

个体所处于的社会明确规范，在特定情境下个体有义务结束生命。如古代部族中首领去世后的妻妾殉葬，或某些文化中战败将军的切腹自尽。自杀被视为一种必须履行的责任的情况。

>>选择性利他自杀

社会高度褒奖为集体利益牺牲的行为，个体为追求荣誉或避免耻辱而选择死亡。如传统社会中为保全家族名誉而进行的自杀，或者是在战争中为了避免蒙羞而进行的。

>>强烈的、神秘的利他自杀

个体在极度集体亢奋或神秘主义信仰中，将自杀视为达成某种超验境界或集体狂喜的途径。某些极端宗教或意识形态教派中的集体自杀事件即属此类。

那么利他型自杀究竟是什么东西？

或许我们可以在社会角度上简要的总结为——是社会关系结构病态一体化后的终极表现。
这种结构是病态的，狂热的，而与正常的社会结构的一体化是有所不同的。

为什么是病态的呢？

因为正常的社会就像是一堆组织所构成的器官，或者是一堆器官所构成的系统。
它是有分化，有专门化的，而这种病态的结构并不是如此。
这种病态的结构其实和癌变有些类似，失去了正常的分化功能，只知无限增殖，并疯狂地浸润、挤压、取代其他健康组织，形成了一种看似一致的状态，最终，整个社会机体看似被一种高度“一致”的组织所填充，实则丧失了正常运作所必需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变成功能单一、僵化脆弱的“癌性肿块”。
社会结构的目的发生了根本性逆转。它不再以维护和提升成员的生命为宗旨，而是将某种抽象理念、符号或集体自身的存续与“纯洁” 置于至高无上、不容置疑的神坛。个体生命，从目的降格为手段，成为向这个神坛献祭的牺牲。

也就是它是一种极端化的病理性的症状了。

>>No.68329961
义务型常见的例子的话，就比如日本的切腹等，也就是所谓的被明文规定了，你应当在什么什么情况下死去的类型的情况。
而选择型的话，比如 某些类型的传统社会中的“名誉自杀”，还有军国主义搞出来的那些东西。
而强烈的、神秘的利他自杀，是有相关例证的，例如1978年“人民圣殿教”集体自杀事件，这是一个美国404相关的事件，对此感兴趣的肥哥可以自己去搜索相关的新闻报道，这里就不加赘述。
其实就是偏向殉道类的一种。

也就是他不是单纯的某种的被洗脑的状态，而是他所在的整个社会环境对他进行的认知上的改变。
就像那些教派类的，就是他们所处的社会关系中，只有他教派那一套价值观的存在，所谓武士道什么之类的也是类似的情况。
他们排他性的价值排除了其他的社会关系，从而使人生活在这种不健康的社会关系中，而这便是他们的一切。
这种其实可以用来解释很多我们可能难以理解的情况，例如某个军国主义国家当时他所发生的情况。

那么什么是失范性自杀呢?
讲这个之前首先就是要明确一个概念，也就是什么是“失范”
迪尔凯姆用“失范”来描述一种社会状态：
旧有的规范、价值体系、等级秩序和生活预期因剧烈的社会变迁而瓦解，而新的规范尚未建立或未被广泛接受。社会从一种“过度整合”的紧绷状态，滑入一种“整合失效”的无序与真空状态。这种失范并非简单的“自由”，而是一种令人眩晕的迷失。

>>个人失去了在社会坐标系中的位置感，欲望失去了传统的价值观以及价值的节制与引导，未来从一种可预期的图景变成了一片充满焦虑的迷雾。

迪尔凯姆指出，人的欲望本质上是无止境的，而社会规范的作用，正是为这些欲望划定界限，提供实现目标的合法途径和可预期的生活标准。

当这套规范体系崩溃时，个体便陷入了“欲望与实现手段的失衡”。
个体依然会渴望成功、尊严、稳定的生活，但社会不再告诉你如何抵达，甚至不再保证那条路的存在。

那么讲到这里就要讲一个非常著名的失范的例子了。
那就是大萧条，发生在1929年的大萧条。
他是工业时代第一次全球性的经济失范。股市崩盘、银行倒闭、工厂关门，美国失业率从1929年的3.2%飙升至1933年的25%。

当时的美国社会流传着一个黑色笑话：
旅馆服务员会问旅客，“您是需要一个用来睡觉的房间，还是一个用来跳楼的房间？”

这种自杀潮的根源，并非是贫穷本身。
迪尔凯姆强调，失范型自杀的根本原因“并非经济繁荣或贫困本身，而是社会约束缺失引发的欲望失控”。
这方面来讲的话，大萧条摧毁了“柯立芝繁荣”时代建立起来的社会契约：
也就是：
>>努力工作就能上升，节俭持家就能安稳，未来会更好。

这类所产生的情况，其实也是和社会关系有关的，也可以简要的描述出发生的一个路径。
失范型自杀的路径可以概括为：
一个可预期的、可信赖的社会关系网络（努力-回报关系、节俭-安稳关系、积极的社会比较关系）的突然崩塌 →
个体行动丧失意义导向、未来丧失时间纵深、自我价值丧失社会参照 →
引发深度的对于未来的方向迷失、失控感和焦虑 →
焦虑与具体的物质困境（饥饿、债务、无家可归）结合，且看不到改善希望→
最后的结局
也就是失范型自杀是一种个体在绝对的不确定性之中的死亡。
欲望与手段不协调，行为混乱而无节制，遂造成种种痛苦，导致自杀率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