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没有做过调查，但我仍凭借直觉相信：有相当一部分人在人生的某一阶段都曾想过写点什么，并且只为自己的兴趣去写。同时，根据我浅薄的社会观察，大部分人都未能将写作的想法付诸现实。也许很多人尝试过，但不久便以“没有天赋”之类的理由而放弃。究竟是怎样的困难，将人们拒之于写作的大门之外呢？我认为主要的因素是写作的羞耻感，而非玄之又玄的“天赋”。毕竟，天赋只能阻拦我们写出好作品，而好作品总是从第一份作品开始的，后者才是真正重要的问题。
我们这个社会尊重伟大的作家和文学作品。优秀的作品倍受青睐，获奖无数的作家受人仰慕。相反的是，世间对于尝试创作的普通人却相对严厉。尝试创作的人，倘若公开自己的作品或仅仅是创作意图，都可能被视为异类，也许被说成是“假文艺”、“异想天开”、“矫揉造作”、“无病呻吟”等等。倘若写的不好，则可能遭受更严厉的批评。一些批评家甚至未曾尝试过创作，却热衷于比拼谁的品味更高雅，形成了长长的鄙视链；这些自卑又敏感的人不敢开始创作，或许是希望维持一种“我一出手一定很强”的幻觉。这样看来，“用文字表达自我”在社会结构中就被定义为一件羞耻的事情，而这在无意识中被认同，形成了羞耻感。
始终在场的凝视则构成了第二层羞耻。大脑中的思想和观念是私密且安全的；被言说的语音转瞬即逝，来无影去无踪；然而被书写于某种载体上的文字天然就具备一种公开的属性。书写这一形式本身是在表达“想要被看”，并且是“想要反复被看“的欲望（否则就没有必要写下来保存）；但同时许多内容又”不想要被看“。形式与内容、“想要”与“不想要”、驱力与遮掩之间之间构成了一种张力。“弹幕文化”的流行，部分原因在于其巧妙地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这种张力：弹幕是介于语音和文章之间的东西，它具有书写的形式，同时又像语音那样转瞬即逝。书写总是在视线下完成的：视线的存在保证了作品至少是写给人看的，而不是随机混乱的词句（类似思考时大脑随机跳跃的思维）。但正是这一凝视使人感到羞耻。我们被迫反复追问凝视者：“你究竟想要什么？我究竟能给你看什么？”无力回应凝视的书写者意识到自身的匮乏，因而感到无所适从。
我们同样害怕他人从作品中窥见自己的欲望。书写是自我的表达。特别是为自己而写的作品，必定是带着某种强烈的要在文字中表达或实现的欲望而写的。而欲望意味着缺失。我们想要某种东西，等同于我们缺少某种东西。因而公开自己的作品无异于承认自身的缺失，并将自己脆弱的一面不加掩饰地展示给公众，承认自己希望从公众那里得到什么东西，例如夸赞、认同、或是对自我所缺失碎片的追寻。一方面，我们不愿承认自己的脆弱；另一方面，我们又想借助他人的视线看清自己所缺少的到底是什么，希望自我得到表达与认同。于是文字被反复敲下又删除；发布的文章被隐藏后又发表。“转发”这一功能缓和了这种矛盾：我们更倾向于借助他人的文章来表达观点，既不必展现自己的脆弱，又满足了表达的需求。
羞耻感筑起心之障壁，将他者的凝视拦截在外，掩饰着我们脆弱的一面。不过，这层障壁不但阻拦他人，也阻拦了自己。掩饰与沉默使他人看不见自己所写，而羞耻则使自己也看不见自己所写。即使是一篇不打算发表，也没有任何被偷看风险的文章，也会引起人的羞耻。因为始终存在的不是具体某个他者的凝视，而是“大他者的凝视”，即已被内化的语言符号系统的凝视。
如同镜子映照出身体性的“我”，书写则映照出语言性的“我”。我们并非先验地知道自己是谁；我们是观察和总结自己的所思所想，所言所行所写，才看到自己是谁的。换句话说，“我”是“我”在世界上留下的痕迹本身，而那自我介绍式的定义和总结只是回溯性的构建。如此观之，笔下的内容是“我”的一面镜子。许多人大概在青春期有镜子羞耻，以后多多少少有所克服，然而书写的羞耻却始终把我们困在原地。羞耻在我们和语言性的自我之间设下障碍，我们因而失去了一种探索自我的手段。
当下的互联网，AI文章大行其道，其数量或许已能超过手写文章了。这让我想起十年前美颜和修图的盛行。就像如今很难看到公开的未经修饰的素颜照一样，以后或许也很难看到纯手写的文章了。AI之于书写，或许就如同修图之于人像照片。AI润色和修图施加了一层遮蔽，部分地遮挡或转移了凝视，因而缓解了羞耻感；同时他们也提供了一层来自“他者”的保证，保证作品（或相貌）是好的、将会被认同的，尽管有时候并非如此。就像人们对相貌的镜像认同从镜子逐渐转为精修照片，我们对语言性身体的镜像认同也会从手写文转为AI精修文，对文字施以同一风格的粉饰，将独特的个人风格纳入平庸的模板。我们特异性的身体需经过扭曲才能被他人和自己接纳，个性化的表达成为了有待扬弃的中间产物。就像修图软件定义网红脸一样，AI或许也正重新定义语言之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