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什么时候,我回过神来,吵吵嚷嚷的孩子们已经散尽,右手边的矮台上垒着黑色鹅卵石。在我对面,班长左手虚握着右手手腕,推着腮在对面似笑非笑。她今天盘了个丸子头,立领灰毛衣和黑色大衣显得脸小了一圈,我伸出手去,向前又拉近,直到完全挡住眼前的人。
“怎么?看见脏东西了吗?”看不见的人问。
我移开手。班长定定地坐在对面,拎起膝上的小包。
“如果这个世界上的其他人都看不到你的话。”我回答。
“那我就只是你的幻觉而已。”班长伸手戳垒起的鹅卵石,滚落进花坛后露出淡漠又残忍的笑。
“你来多久了?”
“在你低头看这个的时候。”她指着空荡荡的石台。
“石子也是我的幻觉吗?”
“是的哦。”班长十指交叠,抵住下巴,“中国精神病人。”
“该走了,”我说,“再晚就赶不上车了。”
“来得及。”
如果说班长有什么缺点的话,那就是比我还要极端的时间规划。她甚至敢买需要二十分钟横跨三座航站楼的转机机票。不如说,班长的判断未必是正确的,但是在证明确实毫无希望之前,她总怀有百分百的信心。